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一件青铜重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28年，因制作者是毛公而得名。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口径达47.9厘米；口沿上竖着两只大耳朵，腹部又圆又深，下有三只兽蹄形的大足，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简洁而古朴的纹饰也不同于西周初期那种极端神秘的风格。

毛公鼎腹内有32行499个字的铭文，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篇，其铭文文辞严密，精妙古奥，可以说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品，全文不仅洋洋洒洒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而且充分表达了周宣王励精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毛公鼎出土于清道光末年，陕西宝鸡岐山县的村民董其生在自己的地里刨红薯的时候，发现并挖掘出了这个宝物，不久就以300两白银卖给了古董商人。

随后，古董商人又把宝鼎运到了北京，并卖给了京城著名的金石大家陈介祺。陈介祺不仅用全部积蓄买下了这件惊世奇宝，而且，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解读出了鼎内的铭文，定下了毛公鼎内的文字。

1902年，在陈介祺死后20多年，直隶总督端方又瞄上了这件宝物，用尽各种方法以势胁迫，最终从陈家买走了宝鼎。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清廷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被革命军所杀。端方死后，其后人因家道中落，又几经辗转将毛公鼎卖给了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

叶恭绰后来迁居上海，毛公鼎也就以同转移到了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毛公鼎也就成了日本人搜寻的重要对象，叶恭绰把宝鼎偷偷埋在了院内的大条石之下后，就匆匆赶往香港避难。

香港被日军攻占后，叶恭绰又不得已返回上海，已到残年的他每天过着简朴的生活，却仍坚守着宝鼎。不久，他染上重病，经济困难，万般无奈之下才把宝鼎典押于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将宝鼎赎出。

陈永仁为了换取自己在政治上的资本，又把这件国宝送给了蒋介石的亲信、特务头子戴笠。

然而，毛公鼎在戴笠手中，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遭受了更大的磨难。这位行伍出身的军统头领，对于古董向来没什么研究，也就没怎么重视，以至于这件稀世国宝竟然在军统内部沦落成了特务们销毁文件的香炉。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飞机失事身亡。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派人清查戴笠的财产时，发现清单上列出的毛公鼎始终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在军统的办公室中找到了宝鼎。

原来，这么珍贵的国宝，就公然放在戴笠的办公室中，用来焚烧文件，千年的宝鼎竟然成了香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著名的收藏家徐伯璞当时正在国民政府主管文博工作，他获悉此事后，多次联系交涉，最终通过政务院下令，让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把这件宝鼎拨给了处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馆。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退守台湾，毛公鼎随同大量的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珍贵文物被运往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珍宝毛公鼎遂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本文参考文献：《中华考古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