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春天，世界仍然處在一股被青春攪動的風潮中。

　　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大學生揚·帕拉赫決定爲抗議蘇聯“入侵”犧牲自己。

　　一個月後，美國杜克大學的學生在與警察持續衝突了三天後，迫使校方同意建立黑人研究項目。

　　3月1日，大門樂隊在邁爾密的演出上，主唱吉姆·莫里森挑釁地暴露生殖器，收到警方的逮捕令。這是當時搖滾明星狂野一面的縮影。

　　兩天後，在洛杉磯的一個法庭上，25歲的索罕索罕承認是他殺死了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

　　政治暴力的餘波不斷……

　　《戲夢巴黎》劇照

　　3月20日，列儂和小野洋子結婚，在阿姆斯特丹度蜜月時，他們進行了一週的“爲和平臥牀”活動，提出口號“給和平一個機會”，表達反越戰的立場。

　　4月9日，近300名大學生圍困了哈佛大學行政大樓。

　　從1968年開始，全美高校舉行了200多次示威遊行，除了反戰主題，很多示威活動是爭取大學男女生可以在宿舍同住、抗議取消黑人住房，等等。

　　主要是非暴力抗議，但到了1969年，暴力對抗開始增多。

　　躁動不安的氛圍，在這一年的夏天推向高潮：因爲橫空出世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也因爲兩樁連環殺人案……

　　其中一個受害者是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演員妻子莎倫·塔特。昆汀導演、萊昂納多和皮特主演的新作《好萊塢往事》，就是以這個故事爲背景。

　　《好萊塢往事》劇照

　　1960年代充滿了急速的變化和矛盾，它爲現代平等和自由的誕生鋪平道路，揭開了富裕生活背後的精神黑洞。

　　羅伯特·肯尼迪曾說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了所有指標，但遺漏了讓生活有意義的那些指標”，讓這一代人深感共鳴。

　　同時，它也走向了極端，引發了諸多爭議事件……

　　在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如此複雜的當下？

　　而60年代留下的精神遺產哪些還在影響着我們今天的生活？

　　就此，Lens採訪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許平教授。

　　理解“60年代”——

　　建立一個物質豐富又精神豐饒的社會

　　Lens：從宏觀上講，你所理解的西方上個世紀60年代是一番什麼樣的圖景？

　　許平：上個世紀60年代，西方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世界秩序在變化、社會出現調整，文化上也發生方向性轉折。出現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環保運動和女權運動等新的社會運動，與反戰運動相呼應，整個世界動盪不安。

　　《如果》劇照

　　Lens：那麼，應該如何理解貫穿60年代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年輕人在學校、廣場和家庭餐桌上開展的鬥爭？這些運動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呢？

　　許平：理解上個世紀60年代西方一系列新社會運動的背景，就必須回溯到50年代。在西方，20世紀中葉的時候，工業化和社會現代化都已經完成了，理性主義到達頂峯，整個世界來到一個轉折點，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後現代。因此，50年代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

　　在文化上，50年代是一個迷茫的時代。因爲資本主義自由生長這麼長時間，他們原本相信理性是最好的。但是20世紀前期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告訴他們，這個理性社會不是那麼美好。大屠殺背後的人性淪喪，對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強烈震撼。促使西方人在戰後反思自己的以理性爲基礎建構起來的文化，試圖構建新的價值觀和新的價值體系。對新價值體系的探索，首先表現爲反理性和對理性的批判。

　　說到50年代對60年代的影響，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意識形態的終結。在此之前很多西方知識分子相信共產主義，覺得資本主義有這麼多問題，應該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蘇聯在“二戰”之後初期聲望達到鼎盛，和第一強國美國之間展開冷戰，西方知識分子一度對蘇聯很欣賞甚至崇拜，因爲蘇聯給人們帶來烏託邦的想象，而知識分子們自認有着尋找未來理想的使命。但1956年的蘇共20大戳破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幻想，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剛在20大上宣讀，第二天《紐約時報》就全文登載。西方知識分子特別失望，這是一個共產主義退潮的時期。西方的老左派們覺得理想破滅了，英國的波普爾、法國的薩特，還有美國社會學家利普塞特，都開始轉向，老左派衰落了，這被稱爲“意識形態的終結”。此後，馬爾庫塞、丹尼爾·貝爾這些“新左派”的代表崛起。與老左派不同的是，他們不以政治上顛覆資本主義爲己任，而注重從文化上批判資本主義，這是新左派與老左派的不同。

　　50年代還有一個特徵是，消費社會興起。“二戰”以後西方出現高科技革命，帶來生產方式變化。隨着現代大宗生產方式的出現，消費社會的興起，消費社會的興起是當時最主要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出租車司機》劇照

　　Lens：當時有很多學生反對消費社會？

　　許平：學生們以爲自己是在反消費社會，其實他們是消費社會的主要承載者。你看那些搖滾音樂會、唱片、牛仔褲這些新鮮事物都是年輕人在消費。而消費社會興起之後，它需要對以往價值觀進行反思，也就是對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艱苦奮鬥、克勤克儉的清教倫理的反思。

　　美國的丹尼爾·貝爾曾指出資本主義有兩個原始衝動：一個是“資本不盈利就死亡”這樣的經濟倫理；再一個就是新教徒的這種努力奮鬥，“積攢每一個銅板”的精神。而這兩種精神剛開始的時候是不矛盾的，共同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但到消費社會以後，經濟運作的最關鍵的問題不再是資本了，最主要的是市場。生產出的大宗商品都需要在市場兌現其價值，消費者不消費，就沒辦法完成整個經濟運作過程。

　　第三次科技革命後，擴大消費就變得尤其重要。但老一輩的人們還在恪守着老的中產階級觀念，因爲他們經歷了世界性經濟危機，又經歷了“二戰”，在小心維護着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消費社會的興起意味着舊的價值觀和道德會成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

　　所以50年代經濟發展之後，60年代學生運動接踵而至，學生運動的一個著名口號是“我什麼都要，我現在就要！”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個人主義的東西。他們以爲是在反資本主義、反消費社會，但他們只是反對舊的道德觀念、反對新教倫理，是對舊的道德倫理文化上的一種反叛。因此，60年代年輕人被稱爲“反叛的一代”。

　　“五月風暴”，攝影：佈列鬆

　　Lens：僅僅1968一年內，美國、法國、越南、巴西、波蘭、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都爆發了各種反抗活動。紛亂的各種現象中，看起來越戰充當了導火索？

　　許平：越戰之所以世界矚目，是因爲舊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兩次世界大戰那麼慘痛的經歷，使得舊殖民主義的肆意侵略不得人心了；第二，就是從道德上看，60年代特別重視平等，好多美國年輕人覺得我們去到人家那裏打仗，是我們不對，美國在恃強凌弱；而且越戰也侵犯了學生的利益，在學生中徵兵，而學生不想去當兵，不想去當炮灰。

　　但越戰只是一個反抗目標，60年代各國的各種運動不是因爲越戰引起的。那時候反對越戰是最正義的，追求世界和平是很光偉正的理由，大家就特別容易被統一在這面旗幟下。而且反越戰裏也包含着當時60年代的一個主要的思想，——對國際關係和社會關係中平等的訴求。

　　關於動畫《黃色潛水艇》片段

　　Lens：包括黑人平權、婦女解放、同性戀平權，平等確實是60年代一個特別大特別重要的問題。

　　許平：平等是時代主流，而且不光是你剛纔說的這些，還有肯尼迪提出的“新邊疆”——向富裕社會中還存在的貧困現象宣戰，和現在的中國是不是也很相似？中國剛開始提建設和諧社會的時候，《環球時報》約我寫一篇文章，我就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社會調整是朝向平等的。我們的和諧社會建設也是朝向平等的呀。

　　現在大家一聽學生運動會有一些聯想，其實是不搭界的。因爲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所針對的不是政府、政治制度、政策這類東西，它其實是一場文化上的變革。要理解清楚它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覺得現在中國回顧60年代這件事非常有意義。

　　《週末》劇照

　　Lens：在美國最開始是黑人平權運動，繼而學生促進民主社會(SDS)這類社團興起，爲什麼學生成爲運動主體？

　　許平：學生促進民主社會最初只是大學裏的學生社團，1962年建立，但整個60年代特別活躍，是影響最大的團體組織之一。學生所要求的個人自由也好，平等要求也好，包括各種反理性的要求，以及嬉皮士(Hippies)種種看似怪誕、荒誕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其內涵都是反理性、反社會主流價值觀。我在《一場虛假的革命——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那本書裏，以及2008年寫的“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的歷史解讀”一文裏專門對學生運動這個部分進行了解讀。

　　Lens：當時這些運動基本採用的是非暴力的形式，這也和以往不一樣了。當時除了黑豹黨崇尚暴力手段外，更多是採取抗議、示威、包括靜坐等各種非暴力形式，是學生運動的一個特點，還是說是它也是受到了非暴力運動思想的影響，而沒有采取更極端的手段？

　　許平：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從學生運動的性質本身來出發的。因爲學生運動它不同於以往的革命，以往革命是經濟要求，是逼上梁山走投無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是在那樣的激烈衝突下，你死我活的一種反抗。而這個學生運動興起時，西方國家都沒有明顯的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甚至經濟形勢大好。法國正是黃金30年；美國也是最好的時候——正因爲非常好，所以纔敢打越南戰爭。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是經濟原因引起，同時也不是政治原因引起，學生並不要奪取政權。因爲學生們反對的是文化。他反對的東西無所不在，他跟誰去打？

　　Lens：您的意思是說，學生的批判不需要暴力來完成？但法國“五月風暴”工人也參加了呀？”

　　許平：這個時候工人的生活狀況比早期資本主義是好多了。他們所要求就是比現有的情況下更好一點。如果是革命的話，砸碎的就不是鎖鏈，砸碎的是現在的生活。

　　1968年5月的“五月風暴”最能說明問題，兩次街壘之夜，建立了600多個街壘，大規模衝突看起來一觸即發，但這只是法國大革命的模仿秀。

　　當戴高樂明確態度說“改革可以，但不能亂來，”通過提前舉行大選和提供最低工資等具體實惠，矛盾馬上化解了。畢竟，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100年過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也確實在緩和。

　　《如果》視頻截圖

　　Lens：60年代的學生給人感覺他們很迷茫，是各種思想的容器，《單向度的人》變成了暢銷書，你是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的？

　　許平：20世紀60年代，整個世界處於一個從舊秩序向新秩序轉化的過程，歐洲時代向全球時代，殖民主義向後殖民主義，現代向後現代社會轉化。在這樣的不斷變化中，學生中流行的思想家一會是毛 澤 東，一會是切·格瓦拉，一會是列寧，一會是羅莎·盧森堡，還有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包括卡斯特羅和胡志明也曾經爲60年代學生所崇拜，他們在全世界四處找偶像。

　　但是新左派，特別是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正中了學生的下懷。馬爾庫塞在60年代可以說紅極一時，他與馬克思和毛 澤 東並列，成爲批判資本主義的著名的“3M”，（馬克思、毛 澤 東、馬爾庫塞名字都是M打頭）。因爲學生想反對、想拒絕，但反什麼東西、怎麼個反法，他們也不是很清楚。他們推崇切·格瓦拉，但學生們也不可能去南美叢林打遊擊去。馬爾庫塞的單麪人（單向度的人）、單面社會（單向度社會），對社會的批判非常到位。對於如何改變這個狀況，馬爾庫塞沒有設想去革命，他設想的是大拒絕——“凡是他們贊成的，我就反對”。這對學生來說就有了指導意義。

　　《中國姑娘》劇照

　　Lens：爲什麼戰前剛從德國移民美國的馬爾庫塞的思想在美國一度風行？

　　許平：馬爾庫塞這些德國知識分子剛來到美國的時候，覺得終於逃出了希特勒的魔爪，來到美國這個自由世界很是欣喜。但很快他看到這個自由世界對人的靈魂的撕咬來得比德國還要慘烈。廣告鋪天蓋地，所有人的人生目標都是要房子、汽車和旅遊——其實和我們現在非常相近。

　　馬爾庫塞覺得所有人都被同化了。這個社會是一張“達瑪斯提斯之牀”。這是古希臘神話的一個故事，說的是：劫匪達瑪斯提斯在十字路口上放一張牀，你要是身材小的話，放在牀上給你拉長了；你要是身材高，給你截短，整個美國社會也是這樣，都被同化了。

　　馬爾庫塞覺得這個社會太危險了，物質上豐富，但是精神上非常貧瘠。他說，在這樣社會裏，人處於這是一種奴隸狀態。現代社會的奴隸不是說你承擔了多重的勞動、你隸屬於誰，而是你從人變成了物，就是人爲了物而生存。

　　那麼如何改變？建立一個既物質豐富、又精神豐饒的社會。他覺得以前的反對派——美國和歐洲的無產階級，沒有這個能力。他寄希望於兩種人：一種人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階級，他們還是被壓迫者；再一個就是有能力進行批判的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他們有這種能力來進行這種批判。這兩種人中他特別寄希望於學生。

　　Lens：除了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馬爾庫塞之外，還有哪些思想家對反文化運動產生很大影響嗎？

　　許平：我看到的比較多的還是說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新左派最主要是在美國，那麼在歐洲是薩特和福柯。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薩特開始時並不是在運動的前沿，但是他的思想還是被學生來利用和學習的。後來薩特和波伏娃都走在法國遊行隊伍的前面。薩特後來轉向Maoism。

　　Lens：Maoism在法國曾經特別流行，《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就是專門講Maoism在法國造成的強大影響，但感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讀？

　　許平：法國一直就有對東方的美好想象。在伏爾泰的時代，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中國，認爲中國好啊，理性社會，開明君主，皇帝像父親一樣的統治中國；他還推崇科舉制度，認爲西方應該這樣選取賢達之人來統治。這不能算是誤讀，應該說是在自己境遇中去讀，表達的是自己的歷史要求。

　　法國60年代的這種解讀，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自己在反權威、反規則、反政府。他們會覺得毛太有氣魄了，發動人民貼大字報反對權威，這一點爲西方學生所欣賞。他們的中國認識是“爲我所用”的。

　　Lens：到尼克松上臺之後，嬉皮士開始轉變爲雅皮士，當時的年輕人搖身一變又進入了社會主流，社會的又回到了原來那種慣性？

　　許平：那個時代被稱爲“微型文藝復興”，復興的是人性。用人性、用感性來抵抗理性。對理性的衝擊過後，還是要回歸理性，迴歸秩序。表面上看，漫長的60年代結束後，一下子好像就是又對接到50年代，60年代的繽紛亂相大衆迷狂好像消失了一樣。但其實經過“60年代”的衝擊，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多元了。多元就是道德中立、價值多元化。社會獲得了更多的包容性。“60年代”金斯堡赤身裸體在大庭廣衆之下朗誦《嚎叫》，但他後來變成美國的主流社會的一員，在美國文學發展史上有一席之地。

　　《製造伍德斯托克》劇照

　　Lens：今天的年輕人可能會被批評爲不重視精神生活，那麼年輕人可以向60年代學習什麼？

　　許平：我覺得應該學習他們的理想主義。當時年輕人的要求，一方面特別個人主義，“我什麼都要，現在就要！”；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特別具有理想主義，強調社會責任。他們在國際關係和社會方面，從理想出發，要求實現平等，表現爲反對越戰，支持黑人民權運動等，這都是非常好的品質和行動。

　　雖然表面上看，我們現在的年輕人追求物質，“聲色犬馬”的。但是我看到，也相信我們的年輕人在關鍵時刻，還是有社會擔當和歷史擔當的，他們是有精神的。

　　Lens：今天回望60年代，漫長的60年代留給世界什麼精神遺產？

　　許平：我覺得歷史這東西特別好，就是所謂的鑑往知來。從剛纔我們談的西方60年代的情況會發現，其實我們正好發展到這個坎兒上了。我們改革開放自由發展40年了，現在的和諧社會建設，包括扶貧，包括一些給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對幸福感的討論，就是在朝向社會平等的調整。

　　表面上看，“60年代”就是一陣風吹來，10年後又突然消逝，1972年以後基本就消失了。讓人霧裏看花，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

　　雖然消失了，卻又遍及全世界。似乎看不見，但其實到處都是。其時代精神的種子播下了。不管是貧富差距也好，或者是性別差異，還包括國際關係、包括60年代非洲的非殖民化運動，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爲什麼越南戰能引起全世界的大規模的反對，因爲當時的時代主流是平等。60年代朝向平等的這種理想主義的時代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在各個方面的體現，還包括人和自然的平衡，包括當時萌發的、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環保運動。

　　《逍遙騎士》劇照

　　Lens：60年代對今天的中國有沒有值得借鑑的地方？

　　許平：歷史本身已經告訴我們，在享受豐富物質的時候，還是應該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生長，有一些情懷。我說這個不是說你個人應該怎麼樣，你個人應該怎麼那是你個人的選擇，那是個人的事。至少人文知識分子應該承擔這個責任，這個社會應該有更高、更遠的目標，有對現實的一種批判，呼喚更加理想的、物質豐富又思想豐饒的社會。

　　那個法國學生領袖科恩·邦迪，現在是歐洲議會綠黨領袖，在2008年說，“40年過去，我們不擔心未來了”。他這話的意思就是60年代，特別是五月風暴已經爲未來開闢了道路。它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相對理想的、較爲多元的社會。

　　Lens：這就類似於生物多樣性一樣，人類社會能越多樣化的話，其實對整個社會生態的一個保護？

　　許平：是的。文化多元的話，它會更寬容，就是把有害因素無害化。因爲你寬容，那些不同的聲音或者是在這裏攪合着，或者成爲你的支撐，最後都會化爲社會生長的養料。

　　就像“60年代”的西方年輕人，他們自己以爲自己是反資本主義的，其實他們是歷史的推動者，推動西方向後現代社會的轉化。

　　“60年代”沒有結束，它還在繼續。

　　許平：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是法國社會史、歐洲史、世界近現代史。

　　採訪：路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