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土耳其矛盾與迷失下的行走

　　兩個流浪漢躺在公園的長椅上看報紙，清冽的陽光一瀉而下，照在他們倦怠的臉龐上，一切都是那麼寧靜，那麼祥和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6期

　　圖、文 | 特約撰稿 boho

　　全文約6680字，細讀大約需要14分鐘

　　伊茲密爾的阿桑索爾

　　在伊斯坦布爾，半夜堵車可不是什麼新鮮事。

　　去年9月的某個凌晨，我走出阿塔圖爾克機場，試圖趕上最後一班機場巴士。

　　“沒車了，一點半就停開了。”幾個濃眉大眼、肚腩凸顯的出租車司機圍着我，準備聽我報出某個耳熟的地名。

　　“塔克西姆？”

　　還沒等我點頭確認，一隻毛茸茸的手就伸過來，拉住了我的行李箱。隨後，我鑽進了一輛六人座私家黑車。

　　“最近城裏都沒生意了，你是我今天的第一個客人。”出了機場，司機打破沉默，用不熟練的英語說道。

　　這並不讓人意外。2018年8月1日起，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消息就霸佔了國際新聞熱搜榜的頭條；當年年初開始，土耳其和美國的外交關係持續惡化，土耳其以“與恐怖組織有牽連”爲由，拒絕釋放美籍牧師布倫森。美國政府對此忍無可忍，宣佈對土耳其實施制裁，從此里拉匯率一落千丈。

　　“你放心，我不是壞人，土耳其只有好人。”司機見我沒說話，扭頭補充了一句。接下來的十分鐘裏，司機踩足油門，在差點撞上一輛夜班大巴之後，潛進伊斯坦布爾的主城區，堵在了一列車隊後面。

　　我坐直身體，揉了揉惺忪睡眼。清真寺門外坐着三四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他們銀白的頭髮在路燈下閃閃發光，三四對剛走出夜店的情侶在燒烤攤邊打鬧嬉笑。不遠處，一個穿着玫紅吊帶的女孩站在路邊兀自唱着一支西班牙流行歌，她身後那面牆上，愛因斯坦正衝我做鬼臉。

　　“過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狹長海峽給世界惹了許多麻煩。人們在這裏拋頭顱，灑熱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們發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場大會戰，歐洲在最後一道防線上前赴後繼爭搶的仍是君士坦丁堡。”英國作家雷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在《君士坦丁堡的未來》中這樣說道。

　　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敗於協約國之手，逐漸走向衰落。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定都安卡拉。不過，伊斯坦布爾並沒有因遷都而喪失了自身魅力，它對西方敞開心扉，在此後的百年時間裏，仍然穩坐“東方巴黎”的位置，吸引了大量歐洲僑民。

　　司機把我放在獨立大街的入口。

　　當貝伊奧盧熄燈沉睡，唯有獨立大街徹夜不眠，這條長達三公里的步行街不僅是繁華和榮耀的象徵，也是伊斯坦布爾神祕畫卷中最重要的一章。在這裏，齊切克帕塞基餐廳接待過盛裝打扮的蘇丹和富商，佩拉宮酒店東方酒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留戀的異域風情夜晚，杜乃爾隧道見證了有軌電車揭幕式上的公羊獻祭，清真寺的宣禮聲和舞廳裏的爵士樂沿軌道並行，電車在古希臘式建築之間蜿蜒穿行，途經幾座猶太教堂和領事館，通往塔克西姆廣場——除了廣爲人知的獨立運動和近代婦女遊行，這裏還留下了一戰時空襲的創傷，也因宗教糾紛發生過數次特務謀殺事件。

　　我從飾有巴洛克雕花的長廊下穿行，酒吧裏擠滿了及時行樂的男男女女，賣黑膠唱片的小販倚着牆，懶洋洋地抽着水煙，一個紅髮男孩蹲在蘋果手機店門前讀旅行指南，他的眼鏡像啤酒瓶底一樣厚。兩個巡邏警察見我吃力地拖着行李，湊上前問：“需要幫助嗎？”

　　這個夜晚像是偵探小說的開頭。

　　第二天，我睡醒後已接近正午時分。在一家麪包店沿街的小方桌邊坐下，紅茶的清香勾起了食慾，我開始享用一隻暖烘烘的蘋果肉桂麪包。

　　麪包店正對面即是薩庫爾庫瑪（ ukurcuma），這條街道上坐落着純真博物館那棟玫瑰紅老房子。街道有幾分冷清，散落着兩三家地下古董店，也許，只有古董愛好者和野貓纔是這裏的常客。這座濃縮了伊斯坦布爾半個世紀的博物館爲何會出現在這兒？《純真博物館》裏，帕慕克爲“時間”獨闢一章：“生活讓我懂得，想起時間，也就是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條把一個接一個的時刻連接在一起的直線。”他大概認爲，時間在古董街會流動得更慢一些。

　　純真博物館旁邊的古董店

　　填飽肚子後，我沿着忽上忽下的小巷到處穿行。在伊斯坦布爾，尋古訪今是一個隨時可以開始的遊戲。從聖經時代到拜占庭時期再到榮耀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街頭的公共浴室、古樹以及公園裏的羅馬雕塑，使人沉迷於時空錯亂的迷失感。遊客們排隊登頂建於中世紀的加拉太塔，並在塔邊那座奧斯曼時期的精美噴泉內躲避暴雨；有着700年曆史的Karacaahmet墓園裏豎立着百年前詩人的墓碑，跟隨豪車和野狗的腳步在其中穿梭，走到園區門口，迎接我的是頗具超現實感的薩奇琳清真寺。

　　Karacaahmet墓園

　　“我在電影裏看見的伊斯坦布爾純潔閃亮，難以琢磨。”1922年深秋，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他登載於《多倫多每日星報》（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電車從加拉塔大橋上經過，橋上站着一排釣鯖魚的男人，他們可以從清晨一直待到日落。眼前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在土耳其語中有“咽喉”的意思，是絲綢之路上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如果說土耳其是連接東西方世界的紐帶，那麼可以說，博斯普魯斯海峽裏流淌着文化變遷的記憶之水。兩千多年前，一艘艘承載絲綢、香料、地毯和寶石的商船就開始在海峽上來往。

　　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迅速擴張，甚至達到了維也納，一度使得歐洲各國驚慌不已。在那時，英國尚未躋身歐洲強國之列，卻已展現出了想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不同於其他歐洲基督教國家對穆斯林的敵視，伊麗莎白女王爲了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上通道、繼續拓展海外殖民地，反而另闢徑，向蘇丹大獻殷勤，博斯普魯斯海峽也由此記錄了一件最有趣的運輸品——一架出自著名制琴師托馬斯·達勒姆（Thomas Dallam）之手的管風琴。不過，此刻，嗅着海水微微的鹹味和老城區烤栗子的香氣，看着那些土耳其姑娘視爲靈巧情人的漁夫，比起追溯歷史軼事，我更樂意默唸帕慕克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描寫：“我喜愛橄欖油炒紅辣椒的氣味，落在平靜海面上的晨雨，窗邊倏然閃現的女子容顏，寂靜，沉思與耐心。”

　　兩個流浪漢躺在公園的長椅上看報紙，清冽的陽光一瀉而下，照在他們倦怠的臉龐上。

　　一切都是那麼寧靜，那麼祥和，難以相信，土耳其正在經歷一場漫長的經濟危機，更不用提長久以來的民族衝突和政治對立。

　　土耳其人快樂着呢。

　　在伊斯坦布爾停留五日後，我按計劃來到海濱之城伊茲密爾。

　　Nurtettin是一個退役的空軍上尉，他留着整潔的板寸，鬍子颳得很乾淨。他開車來地鐵站接我，鄭重地同我握了握手，說：“歡迎你來，這是我這輩子最愛的城市。”

　　夕陽西下，愛琴海的溫柔從海底漸漸騰昇，籠罩着整片暖橘色的海灣，渡輪的燈光像是墜落海中的星星。我聽到過一種說法，這裏是詩人荷馬的故鄉，不過，面對眼下平靜的大海，卻難以聯想起其作品《奧德賽》中特洛伊戰爭英雄奧德修斯與海妖塞壬搏鬥的驚險場面。

　　坐在Nurtettin家的客廳裏，望着海對面像是層層苗寨一樣的住宅區，我渴望涼爽的海風向我涌來。然而，環視四周，我發現門窗緊閉，空氣中充斥着菸草味香水的甜膩氣息。

　　“如果開着窗，海鳥就會進屋。”Nurtettin後來解釋說。

　　離婚以後，他獨自住在這套臨海的房子裏，兒子成家立業，孫兒也漸漸長大，或許是爲了打發寂寞，他開始接待遊客。我注意到五角櫃上有一小盒未開封的老虎牌清涼油和一串佛珠，應該是中國客人落下的。

　　“我不歡迎嬉皮士，只接待像你這樣的正派人。” Nurtettin拭去額頭上的汗珠，“你們努力掙錢，來這兒度假，然後再高高興興回去工作。”

　　我小心翼翼端起桌上的熱茶，啜了一小口。

　　土耳其在納粹橫行之時敞開懷抱，爲猶太人提供及時的避風港，但其本身的民族糾紛卻由來已久，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的戰亂早已寫進了各民族的史詩裏。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執政期間，民族同化政策得到了大力支持，庫爾德人作爲中東地區人口最多的遊牧民族被禁止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民族矛盾一直沒得到解決，政府將大量軍隊不斷派往東南邊境地區。

　　吸菸室旁邊的那面牆上掛滿了各類勳章，我注視着Nurtettin在安卡拉迪亞巴克爾機場附近服役時和戰友的合影。他是否駕駛着美國F-4戰鬥機，參加過某場與恐怖分子的激烈對戰？他怎樣看待那些一直想爲自己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他會和他們的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一樣，覺得這是國家“一道流血的傷口”嗎？

　　“你覺得土耳其現在安全嗎？”我問。

　　“很安全，人們很平靜，就像外面的海一樣平靜。”他說，“里拉跌了，但影響不大。”

　　Nurtettin帶我下樓，來到一棟挺拔修長的紅色建築面前。

　　它的名字叫“阿桑索爾”（Asans r），建於兩個世紀前，是一棟方便人們上下山的電梯樓。站在阿桑索爾的觀景臺上，科納克廣場的白色鐘樓顯得格外渺小，淺藍色的夜幕垂落，清真寺和猶太教堂隱藏在黑暗中，整座城市除了高大的棕櫚樹，便是海。

　　伊茲密爾古老的鐘樓

　　我獨自在海邊坐了一會兒。夕陽即將消失在地平線下，愛琴海的諸神傳說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我反覆想起的是《啓示錄》中那句關於士每拿的預言：“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這座歷史上被叫作士每拿的城市像花園一樣美麗，看似與世無爭，卻有着摧毀又重建的歷史，宗教迫害也大行其道。在羅馬統治時期這裏是東正教的信仰中心，收留了許多避難教徒。如今，前來聖坡旅甲修道院朝聖的人仍會記起，教父坡旅甲（Polycarp）因拒絕承認凱撒是主，在安息日被活活燒死。

　　耶穌對士每拿教會的教徒們說道：“你是貧窮，你卻是富足的。”我不曾飽受信仰之苦的煎熬，但卻懂得嬉皮士的憂愁。我起身尋覓晚飯，走進不知名的小巷，學着剛下班的白領，狼吞虎嚥吃了一盤酸奶拌青椒和茄子。

　　塞壬的甜美歌聲能讓水手失智、船隻覆沒，今晚，或許也會潛入我的夢中。

　　北上抵達安卡拉，出了一點意外。

　　“要待那麼久啊。”電話裏，房東柔伊略帶驚訝地感嘆道。她的臺灣口音十分明顯。

　　“三天而已。”

　　通完電話，我放下行李，打量着這間灰塵瀰漫的屋子。眼下柔伊還在從荷蘭趕回安卡拉的路上，她搞錯了我的入住時間。柔伊的敘利亞朋友Ahmad把我帶到了住處。“真羨慕你能去伊斯坦布爾。”他垂下害羞的睫毛，輕輕離開了公寓。

　　我走進廚房，擰開水龍頭，一股銅黃色的鏽水噴涌而下，沖刷着許久無人使用的水池。

　　窗外，一個小男孩在長長的石子坡道上漫不經心地玩着滑板。和晝夜不眠的伊斯坦布爾相比，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要低調得多，也安靜得多。中古時期，奔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在此下馬歇息，倒賣羊毛，飲用蘭莖粉製作的熱茶。在今天，對於多數行色匆匆的旅人來說，這裏只是通往著名的番紅花城的過夜中轉地，他們在清晨早早進入阿塔圖爾克陵墓參觀，然後趁着黃昏未盡，搭乘長途大巴決然離去。在此長眠的凱末爾恐怕不會料到，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排隊瞻仰他，卻不肯在這座老城多加停留。

　　“爲什麼來土耳其？”這是我們見面後，柔伊的第一個問題。

　　“因爲匯率。”我脫口而出。

　　“那爲什麼來安卡拉？”這是她的第二個問題。

　　“沒人去的地方，我就去。”在柔伊和她舍友的留學租房生涯裏，他們還從未接待過除我以外的中國旅客。

　　“安卡拉除了政府機構和橄欖樹什麼也沒有，只有辦簽證的人會在這裏住上一晚。”

　　柔伊問我去了安卡拉哪些地方。

　　和普通遊客一樣，我順着坎坷不平的石板路，登上了安卡拉城堡的五角碉堡。在悠然的烏雲和新興高樓腳下，秋風吹動着遠處的國旗，一片橘紅色屋頂的古村落是最溫柔的留守。

　　安納托利亞高原熔岩裸露，荒原無盡，彷彿訴說着自古唯有貧瘠與荒蕪。表面上來看，安卡拉是行政化的無聊之地，實則卻是人類發展史上被遺忘的一顆珍寶。

　　7世紀起，赫梯人在此崛起，弗裏吉亞人和羅馬人相繼安家定居，以至於當人們回望安卡拉的過去，會發現拜占庭和奧斯曼時期反倒不是安卡拉最耀眼的時段。從刻錄赫梯人的婚姻之事和河神判罪的楔形文字陶土泥板，到牆面砌有噴泉底座的安卡拉城堡，再到安納托利亞文明史博物館草坪上散落的風化石雕，安卡拉孕育了一支文明，保留了一段安納托利亞完整的變遷史。

　　“那麼，接下來你該無聊了。”柔伊撅了撅嘴。

　　最終，喝完一壺美式咖啡後，她決定帶我去她學校附近的Hamam nü地區看看。天氣不錯，我們坐地鐵來到了Kizilay，商廈的星巴克里人滿爲患，姑娘們在化妝品店裏興奮地試妝。黑和白主宰了快銷服裝店，體現着伊斯蘭教保留下來的樸素審美，老一輩的伊斯坦布爾人避免穿他們榮耀的祖先們穿的豔紅、翠綠和鮮橘色，安卡拉也一樣。不過，總的來說，這幅光景表明這是一個熱鬧、晴朗的週末。

　　“我同學當時就在這裏，爆炸物碎片穿過書包，紮在他的後背上，我們不敢去醫院看他，也不敢告訴他的家人。”在車站換乘時，柔伊回憶起了2016年那場可怕的爆炸案。據官方報道，爆炸系恐怖分子所爲，針對當時街邊的軍車，至少造成28人死亡。在安卡拉，你可以不對歷史感興趣，但卻免不了聊到政治，畢竟，“凱末爾主義”就是從這裏首先贏得了擁護。

　　“你不害怕嗎？”

　　“想過退學，可全世界學費最低的美術專業就在安卡拉。”

　　我和柔伊相視一笑，我們是兩個窮鬼。

　　“可日子還是要過，你看，商場還是那麼熱鬧。”柔伊聳聳肩說道。

　　是啊，真正安全的地方根本不存在。我想。

　　何況，有不少人都想留在這個動亂中的國家。敘利亞內戰爆發後，500萬人跨越邊境，有人以土耳其爲跳板從地中海偷渡到了西歐，更多的人留在難民營裏，平日在大街小巷艱難乞討。柔伊告訴我，Ahmad因爲在當地大學成績優異，已被允許入籍土耳其。

　　“他的家人呢？”

　　“還在敘利亞。”

　　“他喜歡土耳其嗎？”

　　柔伊再次聳了聳肩。畢竟，和多數同胞相比，Ahmad已算幸運。“他特別想去看一看伊斯坦布爾，畢竟敘利亞也曾屬於奧斯曼帝國。”

　　“你呢？”

　　“不喜歡，這裏連普通麪條也買不到。”

　　Hamam nü街頭，奧斯曼時期的典型住房經過翻修，仍住着約250戶人家。19世紀50年代起，安卡拉開始接納周邊鄉村移民，這些二層木質樓房便是那些淳樸山民搭建的，凝聚了老一輩人的生活回憶，在過去，當地大家族週末時會聚在二層樓的廳室裏喝茶、談天、下棋。一種肅穆的寂靜籠罩着這一片白牆紅瓦，餐館旁的三角梅靜靜盛開，一對享用鷹嘴豆泥的情侶低聲交談，售賣山羊奶酪冰淇淋的小販身穿上個世紀的刺繡服飾，把冰淇淋放在手裏無聲地轉來轉去，逗弄着想趕快拿走冰淇淋的客人，偶爾有巡邏直升飛機從頭頂飛過，打破這裏的平和，卻沒人像我一樣擡頭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