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19年:「國畫」的第一次誕生

歷史的轉折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一年,一場關於「整理國故」的運動的爭論肇始於思想氛圍活躍的北京大學。一時間,在「保存國粹」「發揚國光」等等對這場運動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國」字風靡一時,許多「中國有,外國沒有」的東西,被創造性地與「國」字這個定語聯繫到了一起。國樂、國醫、國菜等等概念相繼問世,肩負著民族國家文化復興使命的「國畫」概念也在這一階段應運而生。

1923年成立的廣東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稱國畫研究會)的宗旨是「研究國畫,振興美術」,1926年蘇州成立「國畫學社」等等,都是比較早的「國畫」的記載。我們已無法追查到「國畫」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據當時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鄭振鐸等人對這樣一種「言必稱『國』」的社會風氣的記載,我們不難看到「國畫」概念產生的必然、盲目與急切。如,1923年1月顧實指出:「邇來國家觀念普及於人,……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復觸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確宣告:「國畫關係一國之文化,與山川人物、歷史風俗,同為表示一國特性之徵。」

劉文西作品《陝北老人》(資料圖)

可見,「國畫」概念產生的背後動力也是「國家觀念」的普及。在強勁的西風吹襲之下,「Painting」終於在中國的傳統之中找到了它的被製造出來的對應物,從而,「國畫」這一概念初次誕生了。

但我們需要注意到,這一時期所說的「國畫」,從外延上更接近於此前使用的「中國畫」,與今天的所說的「國畫」仍然有很大不同。總之,有所謂「國畫」在中國學校中成為一種科目之日起,「洋畫」也和其他科學一樣,為中國人士所學習並且被歡迎起來了,因此「國畫」之名,遂應運而生。原這名之所由立,本系別於「洋畫」而言,譬如有洋貨而後又國貨之名,由洋文而後有國文之名,初固無軒輊於其間也。

徐義生作品《太白吟》(資料圖)

可見,在「國畫」概念產生初期,除了平添了一些濃郁的民族色彩而外,這個概念的所指基本上與「中國畫」是等同的,史實也表明1920-1940年代中,「國畫」與「中國畫」兩個概念在美術界認識內部往往都沒有明確的界定,1931年成立的上海「中國畫會」的出版物名為《國畫月刊》即是一例,當然,也有諸如潘天壽等「傳統型」畫家堅持使用「中國畫」這一名稱。但儘管是作為「國故」即中國傳統文化的身份登場,但畢竟在西方藝術大潮的衝擊之下「國畫」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Painting」這樣一個代表油畫的英文對等名稱。從而,在「藝術」這樣一個來自於西方的新視角下,傳統中國繪畫的面貌難免發生各種各樣的誤讀與西化。同時也正是因為這種命名的曖昧性,宣告了中國繪畫在1920年代以後將要繼續面臨著被動而痛苦的發展之路。

2、1958年:「國畫」的第二次誕生:

考察中國現代美術,不能夠忽視藝術教育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1949年以前,中國的高等美術教育,就繪畫部分而言,是「中國畫——西洋畫」(1919年以前)或「國畫——西畫」(1919年以後,蔡元培在1927年的《創辦國立藝術大學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國畫」區別於「西畫」)的兩分天下。據上文的論述可知,「中國畫」並沒有被簡稱為「中畫」是由於「國畫」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誕生,而西(洋)畫專業名稱的演變,毋寧說是為求得字數上的對等,並無其它用意。儘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畫家林風眠和「傳統派」畫家潘天壽的分別主持之下,杭州國立藝術院國畫、西畫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這都沒有改變這種形式邏輯上同級的二元對立格局。正如至少從概念上沒有明確地將西洋畫等同為「油畫」一樣,將「國畫」明確地界定為於捲軸文人畫的傾向暫時還並不十分明顯。

但1949年以後,隨著「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要求的提出和蘇聯契斯恰柯夫油畫教學體系的引入,這種「二分法」從內部產生了裂變。以中央美術學院(在國立北平藝專的基礎上於1950年4月成立,院長徐悲鴻)為例,這一變革的直接後果就是原先的「西畫」分別成系(1954年成立版畫系,1956年成立油畫系)。由於以寫意為主體的傳統中國繪畫不具備像古典油畫那樣的天然的現實主義風格,「國畫」概念在1950年代以後也一度受到冷遇進而質疑,當時對於傳統繪畫的批評者更傾向於使用「中國畫」而不是「國畫」這個產生於國民黨統治時期民族救亡運動中、不能代表新興共和國之「國」的命名。同時也是為求形式邏輯上命名的對等,原先的「國畫」變成了「彩墨畫系」(1953年成立,1958年復改稱「國畫系」)。至此,「彩墨畫」與「油畫」「版畫」「連環畫」等等被規定成為學科分類上同級的畫種,素描作為「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也成為各系共同的大課。

李雲集作品《高山圖》(資料圖)

如果說1953年彩墨畫系的成立意味著「國畫」所代表的「民族國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麼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術學院的彩墨畫系再次被改為「國畫系」,則意味著新的「國畫」的概念在一片爭論和質疑聲中第二次的誕生。在1949年從法律上確定國旗、國歌、國徽之後,1950年代中在民間出現了繼「整理國故」運動之後的第二次「國」字命名熱潮——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人們將「牡丹」定為「國花」。不幸的是,「國畫」在這兩次熱潮中都受到了牽連。只不過此時的「國」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轉變成了「政權的」。因而,將「彩墨畫(捲軸文人畫)」定為「國畫」,也就明確的具有了新中國政權的官方意識——「國畫」的這一次誕生意味著從民國時期代表傳統繪畫的「國故」「國粹」轉變成了新政權領導之下的「新中國」的畫種。對中國繪畫寫實能力的質疑,最終屈服於新興的民族國家對於一種代表性的文化符號的迫切要求。此後,國畫、油畫、版畫並列的「造型藝術」門類格局更是約定俗成的被規定下來,「國畫」的外延義也從最初區分於西洋繪畫的「中國繪畫」限定成現代意義上的「彩墨畫」。

於是產生了這樣一種弔詭的現象:人們一邊竭力地將國畫描述成一種民族和政權的代表,一邊大肆地批判這種繪畫樣式的「不革命」「不科學」。從而在「反映現實、歌頌社會主義風貌」的要求之下,傳統的「彩墨畫」也必須被革命。從而,寫實的社會主義新「國畫」大行其是。而此後接連的政治運動,更是把這種「國畫」徹底的打上了統治階級意志的印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許多傳統派的老畫家也不自覺的捲入其中,高喊:「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群眾的幫助,筆墨,筆墨,我問『您有何用處』?」!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6月1日的國務會議決定建立「北京中國畫院」(1957年正式建立,院長葉恭綽),根據水天中的考察,這個名稱是在周恩來的提議下從「北京國畫院」改變而來。在權力的支配下,狹義化了的「國畫」再次與「中國畫」也即「中國繪畫」建立明確的關聯。至此,「中國畫」也已經自然而然地被偷換成「新中國的彩墨畫」,美術領域內「國畫」「中國畫」也基本上成為通用的名詞了。

3、1979年:國畫的第三次誕生:

「國畫」的第三次誕生,是由《辭海》明確建立的關聯。1979年出版的《辭海》赫然將「國畫」定性為「中國畫」的簡稱。查閱80年代的各類美術工具書,可見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由此,美術界的理論問題,由官方編輯出版的一部工具書進行了判定。原先已經被混用的兩個名詞,至此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據。儘管國外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還是很謹慎的使用了guohua和Chinese Painting兩種提法,用以表示兩個概念的差別。但將「國畫」「中國畫」兩個概念完全等同這種觀念在當代中國已經約定俗成,不但在中國當代的美術史研究中,將「國畫」等同於「中國畫」者大有人在,就是在美術院校「國畫系」的內部,師生往往對本系的名稱也是模稜兩可。以中央美術學院為例,該院「中國畫系」的稱謂在各種正式場合隨處可見,但該系的公章恰恰卻是「國畫系」。「國畫」和「中國畫」的不同含義,在今天許多人那裡都已經成為無足輕重的問題了。可以認為,1980年代以來,無論在美術研究、美術教育還是美術展覽等各個場合,「國畫」和「中國畫」經歷了60餘年的分分合合,同樣地指向了1950年代中那個被狹義化了的「國畫」概念而已沒有任何區別。而此後其它中國畫種如「年畫」「連環畫」(1979年成立「年畫和連環畫系」,後改成「民間美術系」,該系因學生分配困難於1990年代中期被撤銷)「壁畫」(1978年成立)等在中央美術學院也先後單獨建系,進一步確立了「水墨、捲軸文人畫」為「國畫」之特指的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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