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ny Nobus

翻譯：張甲臹

當拉康在1953年的《羅馬報告》中辨明了言語和語言之間的三個臨床性的悖論，他並沒有冒險給性倒錯的病理範疇下一個其他定義。相反，他將第三個悖論描述為「在話語的對象化中喪失他的意義的主體」，這位主體（sujet）和自我（moi）之間打開了一個更為形而上學的視角。拉康把「倒錯的假裝」放在了神經症的間隔中——在「在說話的個性武器」和「自我懲罰的封印」旁邊，作為精神分析的詮釋所能解決的「封閉元素」（Lacan 1977e[1953]:70）。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拉康對把性倒錯定性為一種離散的臨床結構的猶豫不決，彌散在他的大部分工作中，並根植於弗洛伊德在其對這一主題的開拓性精神分析探索中的理論矛盾。弗洛伊德使用了在當時已被接受的性倒錯在醫學上的意義——排除性器官接觸的性現象，以及/或者兩個自願的成年人採用本屬於不同性別的人的性交行為，他在杜拉個案和《性學三論》中強調，所有的精神神經症擁有強大的、即使被壓抑的倒錯傾向，兒童的性慾構成，由於其被混亂的局部衝動所支配，是多形倒錯的（Freud 1905d:231–232; 1905e [1901]:50）。因此，倒錯的範疇擴大到包括兒童和成年人，精神神經症以及「真正的」倒錯者。弗洛伊德認為自己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才是把「積極的倒錯」（固有的倒錯）從它虛假的、「消極的」化身中區分出來的東西。

在摒棄了性行為的性質和幻想的內容之後，弗洛伊德最終坦露，真正的性倒錯在於性對象的固著和對性目標的排他性，他將這些過程歸因於原發性（constitutional）和偶然性的因素的相互作用（Freud 1905d:162, 235–240）。當然，固著和排他性都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標準，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弗洛伊德要繼續尋找倒錯和神經症之間更可靠的區分。 在《戀物癖》（1927e）中，弗洛伊德正式提出了拒認的標準來解釋一個男孩如何發展成戀物癖。當面對性別差異的現實時，兒童通過說服自己（母親確實擁有一個陰莖）來拒認閹割（母親缺少一個陰莖）。作為母親痛苦丟失的陰莖的替代物，戀物癖有助於保持這種拒認的精神反應，以及在兒童的自我中產生裂口，因為這個替代物既象徵了精神上的巨大成就感，也象徵了閹割的固有威脅感。根據弗洛伊德的視角，這種分裂也可以說明面對他的對象時，戀物癖含糊的態度（ibid.: 156–157 ）。 雖然對於倒錯（戀物癖）有一個恰當的定性標準，相似於在神經症中的壓抑，弗洛伊德的拒認機制，被證明與性行為的本質和幻想的內容一樣，是不加選擇的。在他去世前不久的《精神分析大綱》（1940a[1938]:204）中，他強調，在非戀物癖主體中對閹割的拒認的可能性，不僅使戀物癖的特殊性，也使倒錯的整個範疇受到威脅。 在20世紀50年代初，拉康接受了與弗洛伊德一樣的倒錯定義，並開始了一個類似的計劃，即對兒童的多元倒錯、神經症的倒錯性行為和真正倒錯的精神結構之間的區分。①在研討班I 中，他假設，倒錯的結構具有這樣的特點，即將主體間的承認的（象徵）登記，縮減到一種想像關係（Lacan 1988b[1953–54]:221）。他的意思是，倒錯者試圖將他們的伴侶降至為純粹的對象、器具或崇拜物——在理想化的非生命對象中尋求慰藉的短路——它們唯一的功能是滿足他們自己的慾望，但要注意，這種服從/支配關係中的位置，會突然翻轉，以致原來的主人變成了奴隸，反之亦然。這種觀察表面上使拉康能夠將真正的倒錯，與在純粹是鬧著玩的行為層面上人們稱之為倒錯的性現象區分開來（ibid: 215），它經不起對兒童性慾的考查。在同一個討論吧，拉康確認，「如果分析的理論在兒童的行為中已經定性為多形倒錯，或者多形倒錯模式，或者多形倒錯癥狀，那麼這意味著，倒錯暗指想像的主體間性的維度」（ibid: 217–218 ）。 拉康在研討班IV 中再次回到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對孩子的前俄狄浦斯期、對象關係前生殖期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理論分析，尤其是認為，它的多形倒錯狀態可支撐其作為一種想像的主體間性。在這裡，他捍衛了一種革新的觀點，即兒童和其母親並不完全受想像的主體間性所支配，因為他們已經一直棲居於人類運作的象徵宇宙中。對於拉康來說，原初的母親-孩子的關係不是一種前構建的、共生紐帶的關係，而是一種在本質上不同的領域，由相互間的緊張、衝突和誤解所支配。拉康批判巴林特的構想：原初的母親-孩子的互動作為一種完美的和諧和互惠的交替，拉康堅稱，母親去愛（養育、照護、撫養）她們的孩子並不簡單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他們是她寶貴的和非常脆弱的後代，而也是因為孩子給她們帶來了額外的滿足來源。②換言之，一個母親愛她的孩子與其說是出於一種自然的母親本能，不如說是因為她無意識地用孩子來掩蓋享樂的象徵性缺乏，並以一種逍遙自在和利己的方式獲得增補的滿足。在拉康的術語中， 站在孩子的角度，對陽具的需要，一直在母親那裡，孩子差不多象徵著陽具或者實現陽具的價值（Lacan 1994[1956–57]:56）。就孩子自身而言，拉康堅稱，當孩子發現為了獲得母親更多的愛，需要的不僅是簡單地「在那裡」，即為了保住她的愛，給出他自身是不足夠的，孩子體驗到了一種精神危機。孩子也是「陽具，作為母親慾望的對象------這對孩子的慾望的滿足來說構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他成為了母親慾望的唯一對象」（Lacan 1998b[1957–58]:285–286 ）。 孩子可以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來緩解這種衝突（Lacan 1994 [1956–57]:81–86 ）。一方面，孩子可以通過認同陽具（母親慾望的對象）來維持其自身的滿足（成為母親的唯一對象）。另一方面，他可以承認社會文化上對與母親處於一種完全滿足關係的禁忌，同時承認一個差異性以及將來獲得滿足的許諾。在前一種情況下，孩子竭力滿足母親所有的慾望，從而將其與母親的關係置於想像性的庇護之下，這就需要無私的相互依存和絕對的相互性。在後一種情況下，孩子同化了與母親的被禁止的關係的象徵性規約，接受其慾望維持在一種從根本上的不滿足，從而尋求替代的滿足。拉康堅稱，前者導致戀物癖，「倒錯的倒錯」（(ibid:194 ），後者則將孩子引入神經症的結構。③

儘管這很有吸引力，但這種對於倒錯的詳盡解釋，被證明與前一種解釋（象徵性縮減為一種想像性的主體間性）一樣令人不滿意，因為它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倒錯如何不同於精神病，因為拉康也曾將倒錯定位於象徵性契約之外。拉康的解決辦法並沒有回答這一問題，即真正的倒錯是否與絕大多數表現出「倒錯」行為的神經症和精神病有任何的不同。④在解釋這些神經症和精神病的「倒錯」行為上，拉康經常談到「悖論的倒錯反應」、倒錯的「突然發作」，以及行動搬演（passage à l』acte ），承認它們也依賴於縮短主體與其滿足對象的象徵性的調控的距離，而且沒頭腦的分析家很容易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導致這些縮減。⑤

為了解決倒錯和精神病的區分難題，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1919年論文《一個被打的小孩》，為了明說倒錯相異於精神病，他遵循俄狄浦斯情結的基本模式: 倒錯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沒有藉由俄狄浦斯情結詳細闡述的慾望——一種純粹和簡單的殘留物，一種不可化約的（irreducible）部分衝動的堅執。相反，弗洛伊德在這篇原始論文《一個被打的小孩》中，以及在許多其他地方，都充分指明並沒有倒錯結構，不管我們猜測它多麼原始------除非能清楚有力地闡釋它的過程、機制，以及對俄狄浦斯情結的清楚闡釋。（ibid.: 120–121） 一年後，拉康用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詞來描述倒錯的俄狄浦斯特點，但也開始談論隨之而來的倒錯和神經症的一致性： 為了拋棄「倒錯是慾望純粹和簡單地喚起」的概念，也即是說其是神經症的反面，必須等到一個指揮者的信號，也即是說當弗洛伊德寫下《一個被打的小孩》那一刻……倒錯並沒有體現為慾望的純粹和簡單的顯現，但它卻與一種辯證的背景有關，這種背景是微妙的、混合的、富有妥協的，猶如神經症的模稜兩可。（Lacan 1998b[1957–58]:230–231） 在同一個研討班，拉康進一步展開倒錯和神經症之間的結構相似性，進一步堅稱壓抑的神經症機制，同樣適用於倒錯，「因為它作為一種癥狀來展現自身，並不是作為無意識慾望的純粹和簡單的顯現」（ibid.: 336 ）。⑥ 假設神經癥結構和倒錯的這一構成性關聯之後，拉康隨後的（理論）推進，是在享樂、慾望、對象a和幻想的神經症動力學上定位倒錯。⑦在研討班VI 上這種新區分的基本原理得以展開，在其中拉康主張，「幻想[？a]以我們稱為倒錯的這些特性，烙印在每一個人類的激情中」。雖然在倒錯中，重點在對象a上，然而神經症可以被定位於在幻想的另一個術語上擁有它的重點，即』（1977a[1959]:14,16）。在他生涯的剩餘時間裡，拉康利用幻想的這種準則，作為一種工具區分神經症和倒錯。例如在研討班XI，他陳述道，倒錯的結構嚴格來講是幻想的效果，因為它「是主體在與其主體性區分的相遇中，確定自身為對象」（Lacan 1977b[1964]:185）。

遺憾的是，指明這些參考要比解釋它們的意思，要容易得多。拉康的論點的要旨似乎包含在其1960年文本的一段行文中「主體的顛覆和在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中慾望的辯證法」，在其中他寫道：

倒錯增補了（享樂的特權位置），增補了f（想像的陽具）的恢復，但如果它不能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引起大他者的興趣，f也幾乎不能以原初的方式呈現。只有對於幻想我的構想，才能讓我們揭示主體使自身成為大他者享樂的工具。更為重要的是------抓住就神經症而言的這個公式的相關性，也恰恰是因為神經症篡改了它。（Lacan1977k[1960]:320, translation modified） 如果倒錯通過了俄狄浦斯情結，就像拉康從弗洛伊德那裡學到一樣，倒錯必須以如神經症（強迫症和癔症）相同的方式，體驗到享樂（-f）的喪失。就像神經症一樣，他們也必須著手贖回喪失的享樂，這是一個其最終結果將包含有對主體充盈的恢復的計劃。因此，對f的倒錯性的恢復，幾乎不能如原初那樣呈現，因為同樣的機制對於神經症也適用。然而，倒錯和神經症的區分在於，前者在對喪失的享樂的主體恢復過程中，有大他者的特權性的捲入。 我已經解釋過，在拉康的習慣用法中，癔症主體試圖通過激發和維持大他者的慾望，來達成象徵閹割（享樂的缺失）。某種意義上，癔症從使自身富有吸引力而不是令人愉快中得到滿足。當與癔症相處時，人們經常發現，癔症是非常富有吸引力，但卻極其令人難以忍受，這正是他們想要達到的。對於癔症來說，大他者的享樂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的。以一種稍微不同的方式，強迫症試圖通過抵消大他者的慾望來克服象徵閹割。強迫性神經症從對/與大他者的疏遠中獲得滿足，以及把完全的隔絕看作生命中最為輝煌的成就。然而，儘管強迫性神經症可能令人可接受，他們並不真正想要被慾望，更別提被他人喜歡了。因此，在與大他者的慾望面對面中，儘管他們有著不同的策略，但癔症和強迫症都避開大他者的享樂。最糟糕的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即為了大他者的享樂，他們變成了一個對象。 這恰恰是性倒錯結構所岔開的地方。⑧在拉康看來，倒錯通過確保大他者的享樂來獲得滿足，從而將自身轉化為「大他者享樂的工具」。從大他者中召喚享樂來獲得滿足，倒錯的策略在於摧毀閹割的效果，既不從大他者那裡收回東西（癔症），也不將喪失降至最小（強迫症），而是創造一個另外的象徵秩序，在其中享樂占第一位。倒錯超越了享樂與慾望之間神經症的對立，這是由對象徵法則的影響的消減所產生的，並將享樂融入大他者的核心。以這種方式，倒錯確實誤用了神經症的法則，根據這個法則「享樂是對於如此言說的他的禁止」（ibid.: 319 ），取而代之提倡「對於享樂的權力的話語」（Lacan 1989a[1962]:60）。從神經症的經濟學中被排除、被禁止的特權中，享樂因此在倒錯的思想中佔據支配地位，以此作為一種正式的萬能準則，適用於在每一種情況下的每個人。⑨未完待續······-----------------------------------------------注釋①關於拉康在性倒錯上零散思想的廣泛性理論討論，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法文的，目前都沒有。儘管如此，許多作者已經處理了拉康的工作的各個方面，以及拉康派的許多案例研究，這些案例屬於倒錯的特殊類型，或者在神經症和精神病中可找到的「倒錯痕迹」。英文上有幫助的二手資料，見Fink(1997:165–202),Dor(1997[1995]:29–68)和Miller(1996a[1989])。法文上有價值的來源，見Castanet(1999)、Rey Flaud (1996)、André (1993)、Granoff 和Perrier (1991[1960])、Dor(1987)，以及《弗洛伊德領域的基礎》（1990）和奧拉尼耶·斯帕伊拉尼Aulagnier-Spairani （1967）等。②拉康對巴林特的批判，集中在Balint (1952)中所包含的一系列文章中，以及反駁瑪格麗特·馬勒（Margaret Mahler ）關於嬰幼兒發展的理論的預設性（avant la lettre）,該理論假設從共生到分離（三角化）和個體化的過渡（Mahler 1968; Mahler et al. 1975）。

③在研討班XI一個公認是難以（閱讀）的段落中，拉康表明「雙重喪失的疊加（復原）」，他進一步揭露了孩子進入神經癥結構的途徑（Lacan 1977b[1964]:214）。拉康的論點是，當孩子遇到大他者的慾望（它的缺乏），比如體驗到其母親不以她孩子的僅僅存在而滿足，它將試圖解決大他者的慾望之謎（「什麼是她想要的？」）通過思考其自身消失的影響（「如果我不再存在，或者如果我完全消失，對於我母親會發生什麼？」）。因此，拉康關於「雙重缺乏的疊加」的陳述：缺乏的發現，或者在大他者慾望中缺乏的發現，孩子對其自身的缺乏（其精神、身體的缺乏）的抉擇作出反應。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拉康一直認為戀物癖（fetishism）是性倒錯的典型案例（例如，見lacan 1977i[1958]:248），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初他開始對對象a進行理論化的時刻起，他的強調轉向了受虐狂，這種轉向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三個未出版的研討班上尤為明顯（Lacan 1966–67; 1967–68; 1968–69）。④此外，拉康冥思苦想的，首先是，當孩子認識到其被愛超過了其愛自身，在這個時刻的確切性質；其次為什麼孩子決定作出倒錯或者神經症的抉擇。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在整個研討班 IV（1994[1956– 57]）和研討班V（1998b[1957–58]），都可以找到。拉康從其1957-58年關於精神病的文本里一段常被引用的句子中，消融了這些問題的不可解性：「倒錯的整個問題在於設想孩子與其母親的關係是怎樣的，這種在分析中的關係不是由孩子對母親至關重要的依賴所構成的，而是由他對母親的愛的依賴所構成的，也即是說，通過對她慾望的慾望，只要母親在陽具中象徵化這個慾望，他就將自身與這個慾望的想像對象聯繫在一起」（Lacan 1977h [1957–58]:197–198）。⑤為了說明他的論點，拉康詳細評論了Ruth Lebovici（1956）的一個案例研究。見Lacan (1994[1956–57]:88–92; 1977i[1958]: 247–248)⑥將這一段與前一段對照，看出拉康在20世紀50年代末仍在交替使用驅力和慾望，直到1964年，在拉康作品中才出現兩個術語之間的概念上的區別。見Lacan (1996a[1964]) and Miller (1996b[1994]) ⑦拉康從未詳盡闡釋過否認（Verleugnung）機製作為一種對於倒錯的獨立的因果假說，儘管關於拉康作品的許多評論者都聲稱他是這樣做的。⑧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種朝向倒錯的俄狄浦斯定向，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沒有回答這一問題，但這並沒有阻止拉康派學者提出可能的解決辦法，比如歸因於父性功能的部分失敗（Fink 1997:174）。與其贊同這個（或其他的）觀點，我更傾向於恢復拉康1946年關於「深不可測的存在決定」（Lacan 1966a[1946]:177）的主張，它同等適用於精神病、神經症和性倒錯。

⑨拉康在《康德同薩德》（1989a [1962]）中詳細闡釋了倒錯的「享樂」悖論法則，與康德的絕對命令之間的相似之處。為了便於這個文本的第一部分，我高度推薦米勒的伴解（company），見Miller (1996c[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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