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加特過去也是一個小鎮，狼堡更小。」當我問魏建軍有沒有覺得WEY的總部在保定會不會影響品牌的全球化時，他這樣給我回答。回答沒有拖泥帶水，那種洋溢的自信心無法遏制。

這一次在WEY品牌慶祝兩週年前的採訪，我從該不該有這個新品牌開始提問，魏建軍沒有介意，做到有問必答，讓我感到此次採訪不過是又一次證明瞭這位長城汽車的掌門人不同於常人的自信。

盡管中國汽車市場整體形勢嚴峻，28年來史無前例地出現了負增長，但對於未來，魏建軍也還是非常期待。他和徐長明主任的看法一樣，中國汽車的千人保有量比發達國家差三四倍，所以我們的市場空間還是巨大。

世事艱難，但我相信，魏建軍從骨子裡對於未來是樂觀的，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樂觀主義者偏向於看到事物積極的一面，他們對失敗和困難的承受力都比較強。有分析說，他們通常開朗快樂，患抑鬱症的概率低，免疫系統良好，也更注重身體健康。他們感覺自己比別人健康，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更加長壽。

突然說起這些是因為在12月的中旬，我見到了一些中國汽車營銷人，面對這個月車市進一步的下滑，他們陷入到了內心焦慮乃至恐慌、身體病痛，而還要四處奔波的不幸福狀態之中，看起來是亟需一種心理上的疏導。那麼，魏建軍就是一個極好的學習榜樣，要向他學習樂觀。

有人說，樂觀是學不來的，它是一種遺傳，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不是普通人，他們富有天賦，尋求挑戰，承擔風險，並且運氣還好，容易獲得成功。如果你天生樂觀，無須別人告知，你就知道自己是一個幸運兒。我承認，樂觀可能具有天生的因素，但當你知道樂觀可能也是一種勇氣的時候，也許會試著去學習樂觀。

為什麼說樂觀可能是一種勇氣，因為樂觀主義者往往低估風險，盡管他們發自內心認為他們是謹慎的。比如，企業家往往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普遍比中層樂觀，而他們成功的經歷更加印證了他們對自己的判斷和掌控能力的信心，他們的自信因為別人的崇拜而增強。因此，《思考，快與慢》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得出這樣一個假說：樂觀主義者常常是過度自信的，這種人承擔的風險遠遠大於自己所能意識到的水準。

那麼，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卡尼曼覺得，即使大多數具有樂觀主義氣質的風險承擔者最終總是收穫失望，但那些因為樂觀而承擔風險的企業家毫無疑問會成為激發經濟活力作出貢獻。而我覺得，即使失敗，這些樂觀主義者也不會覺得天會塌下來，因為他們不會逃避，勇於承擔責任，甘於冒風險，也容易東山再起，樂觀主義者對塑造生活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這個社會的脊樑。

樂觀主義者將大多數時間用在了他們願意繼續、不想停止的活動上，很少將時間用在不想做的事情上，更重要的是，人生苦短，所以他們也不會將時間花在自己不在乎的事情上。企業家是樂觀主義者，所以他們覺得持續工作是一種幸福，而不是因為賺很多錢使自己幸福。雖然貧窮使人悲慘，富有可能提升某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但更高的收入會削弱人們享受生活中小樂趣的能力，總體來說卻不能提高經驗自我的幸福感。

人羣中，有人是企業家，有人是職員，但我想，這並不妨礙我們成為樂觀主義者，擁有自己的幸福感。大領導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我們不用為他們操心，對於領導的下屬們，我想，還是要努力做一個樂觀主義者，增加喜愛、快樂、投入、希望、樂趣等等這些積極的感受，減少生氣、羞愧、擔心、憂鬱與孤獨等等消極的情緒。

如何做到呢？最簡單的辦法是合理分配好你的時間。即使工作是繁忙的勞碌的，但也一定不要浪費僅有的閑暇時間來悲觀，而是要用到更積極的休閑方式中去，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人在某個時刻的心情主要取決於當時的情境，由不同活動產生的不同感受表明，所以我們要將自己的生活如電影一般分出多個片段，研究什麼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什麼吸引了你最多的注意力，什麼是你喜歡在一起的人。

比如喝一杯茶是愉快的，那就喝一杯茶；看一本書是愉快的，那就翻幾頁書；見這個人是愉快的，那就見這個人；參加那個活動時愉快的，那就參加那個活動。當生活中積極時刻變多的時候，人的幸福感就會提升。增加幸福感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分配好你的時間，抽出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如果你恰好喜歡這份工作，那你就不大會抱怨工作的辛苦；如果不是那麼喜歡，你也有自己的幸福之道。

那天重翻齊邦媛的名著《巨流河》，我看她在中文簡體版序言中說：「20世紀是埋藏著巨大悲傷的世紀。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國。」突然，我的幸福感就涌了出來。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當年54歲的諸葛亮這樣告誡他8歲的兒子。實際上，他是在告訴我們凡夫俗子如何做一個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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