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程思遠的一個朋友，曾經給胡蝶改過劇本的翻譯家張成仁想到了胡友鬆。院領導於是找胡友鬆去談話。

20多年前和乾媽們坐着高級轎車出入十里洋場的情景已經逐漸淡去。

此時，李宗仁少妻胡友鬆終於又拾回了童年記憶，她重新坐上了小轎車。

轎車駛進一個大門，胡友鬆走下轎車，“一位穿軍裝的警衛過來開門，那個走廊很長，走到大客廳，他們說，這是李宗仁先生。”

30年後，回憶起當初見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鬆十分清晰，“我想像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實不高。可是，很有軍人氣質，說話很洪亮。”

而李宗仁，對於遺傳自胡蝶容貌的胡友鬆十分着迷。“他見到我特別高興，跟程思遠說我就喜歡大眼睛。

吃飯的時候，給我夾菜。吃完飯，我說我要走了，他捨不得呢，還親了我一下，外國人禮節嘛，我接受不了就趕緊躲。”

李宗仁少妻胡友鬆說，李宗仁本打算找一個貼身的保健護士，但是周恩來卻對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

"總理說，告訴李先生，咱們這個國家和美國不一樣，沒有私人祕書，即使做護理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這兒。

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歡她，就要名正言順。”

李宗仁當然無異議，只是擔心比他小48歲的胡友鬆不同意。

爲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友鬆做思想工作。

儘管是白髮配紅顏，但胡友鬆很快同意了這樁婚事。

說起此事，胡友鬆的坦率令人驚訝：

“只要跟李宗仁結婚，我的一切都改變了，醫院不用去了，生活條件變了，我可以徹底地走出那個老太婆(乾媽)的家了。”

1966年，中國的社會正開始經歷着劇烈的動盪，迫切想要改變生活境遇的胡友鬆，幾乎是想也沒想地就服從了組織的安排。

1966年7月26日，27歲的胡友鬆與76歲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館”舉行了婚禮。

結婚晚宴規模不大，參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幾個民主人士。

蝴蝶之女胡友鬆

婚禮以後，李宗仁和胡友鬆被安排到北戴河休養。從這個陌生的地方，這對老夫少妻開始了他們的婚姻生活。

在那樣國家動盪的時局下，和這樣的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鬆的複雜心態可想而知。

但是，說起和丈夫相處的細節，依然可以感到胡友鬆從這段婚姻中獲得的溫暖，哪怕這些溫暖帶來的感動只是在一瞬間。

"我在我的臥室睡覺，他每天夜裏要從他的臥室上我那兒看一看，給我蓋被子什麼的。

後來我就煩了，跟他說以後不要來吵我，因爲那時候我神經衰弱很厲害。

後來他還是去，但是光着腳不穿鞋，怕吵我。”

還有一回，胡友鬆肚子疼，李宗仁告訴她吃4兩南瓜子可以解痛。

"我就發怵，我說這怎麼吃。晚上，李先生把4兩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兒。

第二天我一醒，哎呦，好一盤啊，李先生說，若梅，我把瓜子都給你嗑出來了，你就這麼吃吧。”

面對丈夫的體貼，胡友鬆哭了。

“我真是找到一個知己了，那麼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過日子，我要好好照顧他。”

從未體味到家庭溫暖的胡友鬆，被李宗仁的細心和關愛融化了。

當胡友鬆從這段忘年婚姻中，漸漸品味出幸福與歸屬的時候，窗外的世界已經因爲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而風雨飄搖。

看着身邊的那些將軍司令紛紛被批鬥，原本談笑風生的李宗仁變得沉默了。

不久，一場“燙頭大字報”風波更是讓胡友鬆切身體會到了政治運動的威力。

一日，胡友鬆隨李宗仁去北京飯店理髮。喜歡打扮的她，燙了一個頗爲時髦的捲髮。

然後，兩人坐着汽車從飯店到了醫院。“醫院的人，是嫉妒我。他們想你以前不就是個護士嗎？

現在你這樣了，給我貼了張大字報。寫我資產階級思想，頭燙成什麼樣，穿的什麼。”

看到大字報，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兒去了，說：

“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趕快把你那頭髮剪了吧，你還這麼摩登，頭髮還需要燙，外頭人說你呢，快剪了吧。”

於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頭，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鬆總算躲過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請上國慶慶典的天安門城樓。那一天毛澤東與他親切握手。

但他不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踏上這座象徵着最高權力的城樓了。

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國慶晚宴的當晚，李宗仁突發重病，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直腸癌。

1969年1月30日，78歲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最後一刻。這個曾經威振日寇的將軍，臨死之前身邊只有他年輕的妻子。

對於李宗仁辭世前的細節，胡友鬆拒絕回憶，她顯得十分低沉和煩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

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惟一給過她溫暖的人即將離去，她將要獨自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

她日後的生活會是怎樣，那時候的心情，又豈是一個“痛”字了得。

在李宗仁臨終前的日子，正是胡友鬆無微不至的看護，使李宗仁倍感欣慰。

從1966年到1969年，胡友鬆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續了不到3年，但它卻是胡友鬆人生履歷上最重要的一筆。

3年時間，幾乎定義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逝世後，胡友鬆的厄運便接踵而至。

文革愈演愈烈，胡友鬆被趕出李公館，隨後被扣上港臺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漢幹校勞動。

後來進廠當工人，有關領導不想讓世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便建議她改個名字。

胡友鬆便說就叫王曦吧，晨曦的曦，新生活的開始，光明就在後頭，多有朝氣和希望呀。

在最難熬的日子裏，一個“曦”字，道盡了她對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後，在周總理的關照下，胡友鬆回到北京。

李宗仁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經批示：李宗仁的遺產上繳國庫，郭德潔的遺物由胡友鬆繼承。

從1969年至今，胡友鬆先後把李宗仁留下的20餘萬元現金上繳國庫。

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捐贈給中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臺兒莊史料館。

文革結束後，胡友鬆被分配調入了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友鬆又結了一次婚，但這次婚姻並不幸福，她很快又離了婚。

1998年4月，她欣然接受棗莊市臺兒莊區人民的邀請，到臺兒莊定居，並出任李宗仁史料館名譽館長。

臺兒莊李宗仁史料館別墅，胡友鬆曾居住於此。

周總理說過，李宗仁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回國，一件是臺兒莊戰役。

而胡友鬆認爲她這一生也是做了兩件大事：

一件是與李宗仁結婚，一件就是繼承李宗仁的遺志，定居臺兒莊。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她人生兩大最有意義的選擇。

1989年，生母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幾年後，胡友鬆纔在北京得知生母去世的消息。

她不知道母親老年的樣子，她更不知道，在母親離開的那一刻，心裏是否想起了她，這個遠在祖國的女兒。

胡友鬆於1995年在北京廣濟寺皈依佛門，法號妙惠居士。她一生簡樸，沒有後人。

病中的胡友鬆

2008年初胡友鬆查出患直腸癌，11月初病情惡化，11月18日住進海島金山寺，11月25日去世，終年69歲。

西傍碑銘墓誌銘：德公去了，蝴蝶飛了，梅花謝了，青春逝兮，浮世遠兮，往生來兮。

陳冠軍敬上二OO九年二月八日

若梅，友鬆，王曦，這是胡友鬆一生曾使用過的名字。

但其實無論在哪個階段，她始終是生活在兩個傳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運註定與衆不同。

當問到她如何評判自己時，她說，她是一個歷史人物。而讓她總結自己的一生，她只說了四個字，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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