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電影裡頭,《哥斯拉2怪獸之王》確實是一部讓我看的比較歡樂的好作品,一方面是由於它是正牌的商業娛樂片,恢宏的場面和精美的特效讓我看得非常爽。而另一方面,哥斯拉作為一個勾起懷念和回憶的題材本身就具有著一定的吸引力,當然,懷念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懷念更多的是在強調著一種時間上的概念,相較而言,而如果討論的是我們的懷念附著在怎樣一種空間形象上的話,就成了一個有關於鄉愁的問題。換而言之,強調時間意義上的舊和強調空間意義上的一個心靈上的歸屬這二者之間是有所差別的,順帶一提,有意思的是,在日本電影,甚至可以說日本的現代文化裡面,故鄉都可以說是一個被極為清晰地描述和構建的概念,而這種日本的鄉愁或者說美麗的日本式故鄉想像的典型代表,就是宮崎駿的系列作品,包括最近上映的《千與千尋》。

在宮崎駿的作品中,那個神奇的,溫暖的,充滿了奇蹟感的同時又帶有某種苦澀,並且好似孕育著溫馨的那樣的一種故鄉,是構成宮崎駿風格電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宮崎駿電影中的主角以一種自戀性的姿態在一個充斥著自身形式的想像空間中治癒著來自於外部現實的創傷和挫折,而這個名為故鄉的想像空間其實是永遠溫柔的,沒有任何真正的暴力(雖然裡面好像也會有「邪惡的反派」,但是我們都知道它們其實要加上引號)。如若非要說有的話,也是主角或者說觀眾在觀看電影時,在其自我作用的綜合活動中的那個試圖在純粹時間性的彌散上施加暴力的先驗想像力,而正是這種暴力使得實在本身得以在這麼一個故事裡頭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本體論的一致性,而不至於「齣戲」。簡單而言,在觀看宮崎駿的電影的時候,作為觀眾的我們也同時以主角的視角進入了這個溫柔的故鄉並且將力比多合法地投向那個被我們內在幻想所覆蓋的外部上,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感受到了治癒和溫馨——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他者由於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所形成的對自我理想和「外部」的誤認而好似不再具有那些令我們恐懼的他者性了,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看完宮崎駿的電影后再看向電影之外我們的現實生活,有那麼一瞬我們感到我們的生活世界其實也是亞撒西的(其實這種類似的套路也時常運用在日本的影視作品之中)。

雖然裡面好像也會有「邪惡的反派」,但是我們都知道它們其實要加上引號

身處故鄉的那個天真無邪的主體和所謂的構成匱乏完全無關,它甚至有著能夠將知性的推論範圍應用到直觀的確定形式,所以在宮崎駿的神話仙鄉裡頭的時間性經驗總是已經被鍛造成某種同質線性的繼起的,其實也不光在宮崎駿那裡,我們可以發現那些但凡有著這種美麗日本式的故鄉想像色彩的作品,似乎也必然會流露出對「命運」、「羈絆」、或是因妖怪神仙的神必指引一類的宿命般的曖昧敘事的青睞。就和前面說的一樣,這(至少在這些作品裡)並不是無端的迷信情節,這些劇作家們其實清楚地知道他們對故事的書寫所要做的僅僅只是展開這個神話仙鄉的內在潛能罷了,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宮崎駿電影世界裡的時間性經驗總是有著這種繼起關係的,這個世界的過去和未來從屬於現在——它保留過去作為它壓抑的史前史(比方說千尋搬家之前的小時候,而小時候她就命運般的遇到過白龍),並且不置可否地了預告未來(千尋在經歷了這次冒險之後就一定是成長了的,她會更加踏實勤勉熱愛家庭)。再比如說前些日子上映的《鎌倉物語》裡頭,堺雅人因為小時候看到母親出軌而一直有著對於家庭生活抱有芥蒂,但是在他為了拯救妻子而來到陰間後卻意外地遇到了恩愛的父母親兩人,進而才知道和母親「偷情」的其實是變了裝的父親,更是得知早逝的父親原來就是他最憧憬的作家,然後在父母的幫助下救出了妻子並在鎌倉老家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在電影中那個瑰麗奇幻的鎌倉那兒是沒必要區分開來的,因為如果說我們把「世界」理解成存在之去蔽的有限視界,理解成實體把它們自己呈現給歷史性的此在的話,那麼其實不難發現在神話仙鄉裡頭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過去」了的——因為使某一歷史對象成為「過去」的並不是它的年代本身,而是它不再是直接地屬於「我們的」世界的一個蹤跡的這麼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在電影裏明確的看出是並不是屬於鎌倉的:幽靈和成為妖怪的死者可以正常地在這裡和活著的人一起日常生活,過去的人可以進行有意義的社會實踐,過去和現在能夠達成一種相互關聯的結構。

幽靈和成為妖怪的死者可以正常地在這裡和活著的人一起日常生活

所以儘管電影故事的發展肯定是「過程性的」, 但其實如上所述,故事中的任何客觀現實從存有論的角度來看都是完全被構成的東西(當然,電影本來就是人拍的),這也是為什麼宮崎駿式的純真戀物在他的動畫電影裡頭會是一個有效的政治決斷(至少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們會感動,雖然這不影響在看完之後批評宮崎駿有著非常幼稚的人道主義立場),換而言之,這些作品裡的世界無疑是一種拒斥著化成式的歷史敘事的保守主義世界(所以也肯定是一個幻想的世界)。因為在這裡,主體的內在存有論並非是失敗的,主角找尋到這些奇幻世界的奧祕(影片的升華契機)的瞬間,往往就是主角認識到他應當放棄以一種斷裂的看法來看待他曾經的生活,並應該以一種依附於過去的幻覺(這裡就不再是幻覺了,而是更加的真實)來從結局(完滿)的角度理解這個世界的歷史,的這麼一個瞬間,其實也就是本雅明所謂的「現-時」(Jetzt-Zeit),救贖過去的「光明未來」就脫胎於如此「現-時」——不僅在於這些童話故事,其實我們更能夠在日本的大河劇裡頭頻繁的發現這樣的敘事主題,尤其是在有關於幕末明治的題材上面——能夠救贖日本積貧積弱封建東方島國的過去,的成為世界先進發達的東亞列強的未來,是脫胎於這個風起雲湧英雄輩出的「現-時」。就好像《西鄉殿》和《龍馬傳》(順道一提,最近兩位主演有新劇叫《集體降職》)中的龍馬之死所描繪的那樣,舊時代的人民們在貌似歡慶實則遊行(「不也挺好嗎?」運動)的燈紅酒綠集體迷狂中,不知不覺已經進入了「新時代」,而此時坂本龍馬的故事卻已經到了尾聲(被悄無聲息地砍死在酒館裡,酒館外就是熱鬧的民眾),場景的交錯感給人帶來了歷史性的交錯感的體驗,觀眾這纔回想起這已經是最後一集,進而意識到這些不得不發生的一切,其實早已在第一集就是已然開始發生的。

《西鄉殿》中「不也挺好嗎?」運動裏的坂本龍馬

在此時不需要等待大事件的發生,不需要等待彌賽亞的到來,因為彌賽亞是已經到來過的,大事件是已經發生了的,而我們生活在大事件的餘波之中(這不僅僅是關於在劇中故事裡的百姓,在這一主題下更是在暗示觀眾們要牢記住這是在描述歷史,你在現實中也是生活在餘波里的受恩惠者)。有趣之處在於,在這些歷史正劇裡頭,作家、導演、編劇本身似乎必須要作出退出這統一的話語場域而歸於匿名的姿態(歷史劇本首先得是「歷史」,其次才應該是劇本,前者應該將後者隱匿起來,這也是司馬遼太郎一直被詬病的地方,他的歷史小說編的真的很容易被察覺),而歷史形象則反而代替了他們的位置、保留下了「作者名義」並用此來將作品組織起來,這一形象代表著處於非時間之維的無意識,代表著弗洛伊德所謂對時間一無所知的無意識(譬如對龍馬形象成功的再創作並不意味著龍馬的形象從A變成了B,而是自B出現後就「從開始便是這樣」),在作為移情上假定能知的主體的它那兒,所有徵兆的無意識意義都總是已經確定的。而在這一背景下,坐在電視機前為龍馬之死而流淚的觀眾(包括我)似乎也就經歷了一場精神分析般的體驗:經歷了可能性向必然性、不可能性向偶然性所發生的過渡——龍馬之死初看上去似乎屬於純粹的可能性,屬於或許不會發生的意外事件,卻在《龍馬傳》的敘事結構中被回溯性地轉化成了無論如何都會必然發生的「唐突之事」(包括去年的《西鄉殿》,西鄉隆盛的歷史錯誤被描述成早有預謀的自我犧牲,這裡我並不是說歷史的實情可能不是這樣,而是要強調這一現實在劇中的無比確定是基於回溯性的幻覺和源於話語述行層面上導致的誤認),進而,觀眾似乎在這一刻體悟到了歷史高度上值得悲憫和感動的深刻的「永恆」意義,其實也就是在這個發現的過程中搭建起來的;另外一方面,主體間想像之軸的阻隔而固有的不可能性,使得觀眾總是在經由想像性的歷史形象返回到自身,從而進行著一種自戀式的觀看(忘記了歷史事件離我們很遙遠,歷史人物之偉大其實是我們無從自比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同一話語中,基於大他者對主體的結構和調停,來自於假定能知主體的闡釋性幹預成為了可能,同時主體對於想像之軸的突破也導致它面向了不可能實在界的死亡驅力,這代表著驚奇與實在界的入侵,是從不可能性向偶然性的過渡。

西鄉隆盛的歷史錯誤被描述成早有預謀的自我犧牲

也就是說,原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原本不屬於可能性之域的事物,譬如龍馬如此唐突和輕薄的死,譬如再之前的黑船事件(當然,始終不要忘了這是大河劇裡面的黑船事件,黑船來襲後日本的「仁人志士」在恐懼之餘想的竟然是偷偷游上船看個究竟),突然間偶然性地發生了,而這些事件往往會成為改變整個領域的坐標——龍馬之死後,明治維新純粹的浪漫感好似在一瞬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陰刻的氣氛,或者是更為具體的政治圖景;黑船的到來更是一個徹底切割了日本的前現代敘事和現代敘事的重大事件(在前現代的敘事裏坂本龍馬這樣的人與其說會被當做叛徒和妄想家,不如說他根本就不會被談論,而在現代敘事裏他則是無比重要的英雄)。在某一種口徑裏,閉關鎖國的幕府治下的日本人民有著和諧而寧謐的生活,那種簡單的日常生活讓他們忘卻了危險,而就在此時,佩裏的黑船作為這種符號秩序的否定性參照,以一種拒絕被符號化的姿態將實在刺入了這個貌似寧靜溫馨的小農社會,隨即後者的創傷性內核也以此為契機暴露無遺(這也是《西鄉殿》和《龍馬傳》前幾集的內容:一開始和諧歡暢的鄉間田園的脈脈溫情背後,農民和底層武士其實家徒四壁,每日飢腸轆轆,而且更是被統治階級肆意鄙夷和侮辱)。一個有趣的場景就是那些本來企圖攘夷建功的武士們在真的面對佩裏的黑船時所感到的只有震撼,並驚呼「ばけもの(ba ke mo no)!」(這在《龍馬傳》裡頭最為明顯,畫面裏黑船像一頭黑色的巨獸翻卷著巨浪,轟鳴著朝海崖上的福山雅治「撲過來」,而後者和其同伴桂小五郎已經被嚇傻了),而我們都知道這其實只是蒸汽船而非什麼真的噴火巨獸,不如說「ばけもの」 反而是一個被日本前現代文明自身的符號化和歷史化所打開的東西,這一產物在西方工業社會當然不會是被當成是怪奇的,但來到日本的黑船卻會因為越出了日本視角下的「文明」的坐標邊界而成為被話語拒絕納入其中的「非自然怪物」。

黑船像一頭黑色的巨獸翻卷著巨浪,轟鳴著朝海崖上的福山雅治「撲過來」,而後者和其同伴桂小五郎已經被嚇傻了(這段我很喜歡,所以截的比較全)

這一結構在最早的哥斯拉系列裡也是非常明顯的(是一種非常經lao典tao的解讀),哥斯拉和黑船一樣,從神必、廣袤、充滿未知的海洋裏突然出現並展現出某種真正意義足以撕裂既有秩序的力量,從而造成人類社會的巨大恐慌。哥斯拉只有在人類社會看來纔是所謂的怪獸(雖然比我強大,但卻是荒蠻且低下的),在普遍的動物世界裡頭沒有怪獸這種東西(荒蠻的強大是自然的,而不會出現所謂的怪物性)。而有趣的是通過不同的視點轉換,哥斯拉這個意義上的隱喻能夠被東方和西方同時用來指認對方為某種相異的、畸形的、脾性莫測的怪獸——田中友幸、圓谷英二和本多豬四郎的哥斯拉一開始作為核彈所帶來的夢魘,將東京踏為廢墟的同時卻保留了天皇的皇居;而好萊塢的艾默裏奇版的哥斯拉則在美國的城市裡大肆破壞(有意思的是這一版哥斯拉除了下蛋之外,完全沒有任何擬人化的設計,而且核試驗的罪魁禍首被偷偷地掉包成了法國人)。這一方面當然在於哥斯拉作為能指的空洞與任意性,隨著文化環境的變化,創作者運用這個空洞的主人能指展開象徵性攻訐的對象也在發生變化(現在連反核的話題都過去了,哥斯拉開始用來講環保了);但另一方面作為符號本身哥斯拉也在內部存在著拒絕被翻譯並重新賦予的保守性意義(這也是為什麼美版的哥斯拉一直被批評的原因)——那就是哥斯拉是恐怖的怪獸而非完全動物性的野獸,因為對動物的描述其實早就顯在或隱在地已經在文明的話語裡面了,並構成不了什麼陌生的東西——黑船上的美國軍隊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很快就被認作是需要全面學習的更先進文化,西方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的異樣文明很快就被美學地發現為了「神聖蠻族」,哥斯拉也被最瞭解它的芹澤博士認為其實是「比人類更具有智慧的」存在(這些當然是通過大他者的中介調停而與他者進行的想像性交流,但這裡的關鍵在於「非人」的「ばけもの」在此是作為一個他者而被指出的,決不同於普通意味上的動物,它和「人」一起,都是重要的行動者,而動物則絕不是,這讓我想起了前些日子有部網紅紀錄片叫做《王朝》,這部紀錄片乾的事就和小時候我們拿著恐龍玩偶左右互撞然後一邊配音一邊腦補劇情一樣,動物世界的殘酷被極為諷刺地政治看待,好似在導演看來用政治的口吻反而能更準確地描述實在的殘酷,所以某種意義上這部紀錄片是出乎意料的健康)…因此黑船和哥斯拉絕非是某種拉克勞式話語性鬥爭中的失敗者(何況黑船和哥斯拉根本就沒有失敗,而是大贏特贏),而是內含「無限性的深淵」的被禁絕的主體,是主體面對實在界的入侵所要遭遇的激進的否定性。對此,主體在其從不停止的符號化中不斷地生成著有著不同具體內容的肯定性闡述——哥斯拉一次又一次的被搬上銀幕,每一次我們面對這一從不說話的深淵處窺探到的隱祕內容都不一樣,或者是對核威脅的恐懼,或者是對黃禍的恐懼,或者是對自然災害的恐懼,或者是對破壞環境的懺悔,或者是萬物應該和諧共生的啟迪——不是哥斯拉這個「存在」在不斷回歸,而是回歸本身通過肯定生成和流逝而構成了存在,不是哥斯拉這一經典形象的問世作為事件在不斷回歸(嚴格來說哥斯拉只被設計出來一次),而是回歸本身就是由差異性和多樣性所肯定的事件。

左起:本多豬四郎,哥斯拉,田中友幸

艾默裏奇版的哥斯拉在美國的城市裡大肆破壞
《王朝》

甚至我們再回到故事裡面來看,黑船危機其實還是在斡旋之下被化解了,但化解的黑船不過只是一個曾經作為西方殖民主義指代物的能指,消滅的並不是那些真實存在的居心叵測的南蠻國家,在這個能指消失過去之後,黑船的能指反而將以更為分散的方式遍佈在到視域外的一切異質文明的異國身上。因此在明治維新的敘事結構中,真實危機的終結所導致的是更為切膚的危機感和被危險所包圍的焦慮(這也相同的存在在中國的救亡圖存的敘事結構中),在仁人志士於「現-時」所開啟的現代歷史中,日本反而充分地擁抱了曾經作為他者的西方文明。這某種程度上就和《怪獸之王》的結局一樣——人類認識到了自身的無知以及哥斯拉的高貴,開始順從於巨獸的統治並與其一同建立(當然是按照哥斯拉的路線)和諧共存的美好世界,而這一切是基於指出基多拉這個「虛假的王者」纔是來自於外太空的真正入侵者,纔是真正來自於外部的值得我們一同攜手對抗的危險。樂觀地講,這似乎表明了人與非人之間的鴻溝並非必然意味著可溝通性的缺失,而是意味著可溝通性處於可能被轉化為現實的這麼一種潛在狀態(當然,也可以拒絕被轉化為現實),作為被禁絕的主體的內核的純粹否定性似乎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被替換為阿甘本所謂的純粹潛在性才更為合適。但這只是樂觀地講,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似乎成功的和西方的文明世界肩並著肩一同邁入了美好的現代世界,對這一結論最為形象的景觀自然是1851年5月1日(當然,嚴格地來說明治政府在1868年才建立,這時候「開眼看世界」的是意圖改革的幕府)的倫敦第一屆萬國博覽會,全世界的文明在現代工業和技術創造出來的富麗堂皇的水晶宮,這麼個被人工塑造出來的奇觀世界裡,陳列擺滿一切的奇妙和美麗之物,搭建起人類歷史上最為美好、最為令人嚮往的美麗圖景。但我們要值得警惕的是水晶宮內部的美麗奇蹟之所以成立,恰恰在於其對整個真實世界的閹割處理上,水晶宮將已然步入所謂現代社會的文明人們所認為的那些不太令人欣喜的東西掩蓋起來,只留下世界之中那些令人欣悅的物件和佈景。水晶宮這種工業和建築的奇觀,一方面將內部世界的繁花似錦和外部世界的悽涼悲慼(外部世界並不是現代化的產物)相區分開並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也將呈現出來的美景與被刻意掩蓋的污濁通過嚴格的設計佈局的方式隔絕開來,換而言之,水晶宮的繁華需要一個流暢的下水道作為基底,最污濁的污水、垃圾和糞便在展覽展開的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從那個最為隱祕的下水道和垃圾場排泄出去。

真實危機的終結所導致的是更為切膚的危機感和被危險所包圍的焦慮
被暴打的基多拉,最後被挫骨揚灰
萬國博覽會場地,現代工業和技術創造出來的富麗堂皇的水晶宮

而這些垃圾在嚴格的符號性的層面上是完全不存在,是現實秩序內的激進溢出,他們作為排泄出來的剩餘,其個例性轉瞬即逝,而其作為具化普遍性的主體卻只懂得抱以非話語性的力量,我覺得對其我並不需要舉太過具體的例子,想想在美麗的萬國博覽會十年後由農民和下層武士所主導的一系列血腥戰爭(這次主要以日本為話題,但更多更為典型的事件其實頻頻發生在發生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在萬國博覽會上誇讚清國絲綢瓷器之典雅的西方文明社會將在三十年後痛斥義和團拳民的野蠻。被排泄出去的糞便並非在水晶宮裡憑空消失了,而只是被掩蓋起來,在想像的層面上文明社會對之視而不見,而恰恰這些掩蓋的實在的排泄物會在某一個特定時刻湧入到我們美麗的水晶宮中,以一種癥候的方式顯露出來)。當哥斯拉由大海深處帶來的真實插入想像之中而造成的內與外邊界的崩塌發生,人類文明所面對的其實是對於真實世界的經驗的匱乏(而且用不可能自信不匱乏),他們只能以震驚、憤怒、焦慮、詫異、甚至恐懼等情緒來回應,在瞬間跌落回了阿甘本所說的無法言說的、極度焦慮狀態的幼年狀態。而哥斯拉作為激進變更秩序的消失的中介者,在之後總是默默地回到大海消失不見(在大正浪漫裏,真正的底層農民更為窮苦;而所謂倒幕運動的最後一場戰爭是清繳作為曾經的革命主力的那些底層士族的西南戰爭)。這也是我對《怪獸之王》在內容上較為失望的地方,這隻無敵的巨獸的根本命運似乎只有福柯意味上被消滅(日版,被芹澤教授用氧氣炸彈炸死)、被禁絕(美版)、抑或被矯正(怪獸之王和諸多特攝版)這三條道路。哥斯拉統治了人類的反面正是人類也通過為其加冕王冠的方式奴役了哥斯拉,它不再是那個作為被免除了意義並處於意義之外的實在界的淫蕩生命之過度的隱喻,而是成為了標準的好萊塢式的變體神話仙鄉的童話小精靈,成為了《楚門的世界》裏那個供楚門得以衝破封閉世界的意識形態縫合併走到其外部以體驗解放感,的那個外部,那個無法從意識形態內部看見的外部,那個需要「愚昧無知」人們謙卑地順從的那個「自然界的真正現實」——只要我們能夠看到哥斯拉所能看到的世界,我們就能看到真正的自然,而這就是偏執狂的幻想對哥斯拉的逆向捕獲(也是好萊塢的慣用伎倆)。

所謂倒幕運動的最後一場戰爭是清繳作為曾經的革命主力的那些底層士族的西南戰爭

我們時刻要謹記的,哥斯拉只是一個皮套,是一個橡膠(現在是特效了)所做的道具。在我們欣喜若狂的要將死物指為活著之前(「看,它是活的!這團特效有智慧,它正在比我們更好地思考!」),我們不能在從「外部」向「內部」這一視差轉移的過程中忘記了那個殘酷的現實:物體依然是物體,依然是抵抗主體化和主觀性移情的外來物。作為不可理喻的人性的客體,它被人化並開始口吐人言。但說話的物體依然是怪物,依舊是不應該開口說話的某物(而且其實哥斯拉從來沒有真的說過話,如果最惡意地來揣測的話,那麼有可能人類對他所有的理解其實全是自作多情的妄自猜測,包括芹澤教授那份偉大的友情)。某種程度上,哥斯拉的再放送和印在T恤衫的切格瓦拉都在極為直觀的提醒我們資本是如何寄生於純粹的生命驅力之上並盤剝後者的——不如說純粹生命本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範疇(想想皮套裏是誰,是演員)。

如果像本雅明斷言的那樣,資本主義終究是一種宗教,那麼,資本主義就是有關「不死」的、幽靈般的生命的淫蕩宗教,哥斯拉也確實就是那個不死的怪獸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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