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我一邊組織學生翻譯出版《大電影產業》等幾部研究好萊塢電影工業的重要學術著作，一邊指導學生收集大量的國外產業資料和數據，研究美國的“大電影產業”、“高概念電影”、“家庭電影”、“商業美學”、系列品牌電影、“互文本電影現象”等等，甚至其中大部分概念都是我們最早在國內翻譯並傳播。我們開始固定於《電影藝術》每年第二期發表年度報告，十二年來從未間斷。期間，不少電影行業的管理者、企業的負責人和運營者以及海外的中國電影研究者，不僅頻繁引用這些報告所整理、提供的數據和觀點，而且各種報刊廣播電視也頻繁採用和報道相關內容，我自己也每年在國內外一些重要的面向行業的影視產業論壇上發佈這些成果。這些研究，客觀上對於中國電影的改革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再後來，年度報告被收入每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發展報告》(藍皮書)、《中國傳媒產業報告》(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年鑑》等，影響更加擴大。十五年來，便形成了現在這樣一本完整的市場化改革以來的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歷史。

在年度報告的寫作過程中，不僅我的合作者孫儼斌博士、詹慶生博士、程文博士、石慧敏博士、王曉豐女士、尹一伊女士等等都先後參與過寫作，而且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廣播電影電視局以及衆多電影機構、電影公司的負責人和專家都給予了我極大的支持，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料和思想。《當代電影》、《電影藝術》編輯部的各位負責人和編輯，如張煜女士、吳冠平先生、王純女士、譚政先生等等都爲本書提供了許多細緻的幫助、提醒和校正。感謝的名單難以列舉，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這部書對中國電影產業改革發展的歷史描述和分析。

這次集結出版，除了極個別的技術性修改，各章節的內容基本保持了當時寫作的原貌，甚至包括每年對下一年度的發展預測。儘管其中也難免會有預測不夠準確的細節，但在整體上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規律的判斷還是明晰並被確證的。

我一直認爲，中國電影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改革成果，體現了電影主管部門的政治智慧、專業能力和某種程度的風險承受能力。如今中國電影市場已經世界第二，未來五年也許能夠達到甚至超越世界第一電影市場——北美市場，國產電影在中國市場上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一代青年電影人也正在崛起；儘管中國電影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了市場不夠規範，電影文化內涵不足，電影觀衆接受水平參差不齊，電影工業體系比較薄弱，電影國際化水平有待提高等等問題，但所有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正是因爲發展才讓中國電影起死回生，所以也需要通過發展來逐漸克服中國電影產業的侷限。

發展中的問題，絕不能用倒退的方式來解決，而應該用深化改革的方式來解決。既然美國能夠做到通過市場化手段打造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電影文化，中國當然也能夠做到，只是需要具備尊重市場、認識市場、調控市場、引導市場的智慧和能力。也許，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着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理性、有序、健康發展，中國一定能夠從電影產業大國走向電影創作強國、電影市場大國走向電影影響力強國。再過十年，也許當我們續寫新世紀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時候，續寫的將是中國電影改革發展完成了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的更大成就。

(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