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仙霞诸岭之水，至清湖渡，始通舟楫，北流经城下。”旧时，清湖码头是钱塘江源头中小型船只能够常年到达的最上游之处。清湖河床水域最宽处达200米，平均水宽在150米左右。河宽水深，流缓波平，极利于众多船只航行、停泊。清湖水域，常年可通航14舱至8舱（约10吨）木帆船。

从钱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运载着江南各地出产或转运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驶入江山港，在清湖码头卸下，转成旱路，连同江山本地物产，由挑夫肩挑，沿仙霞古道，南越仙霞岭，挑运到福建浦城，在那里下南浦溪，入闽江水系。而从福建各地经闽江运抵浦城码头的物资，连同浦城本地物产，也由挑夫肩挑，北越仙霞岭，挑运到清湖码头，再沿江而下，抵达钱塘江中、下游各地，甚至入运河运往更远的地方。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矣。”

清顺治五年（1648），闽浙总督驻衢州，将自衢入闽、原皆由常山至玉山一路，由官方正式下文改取道江山经清湖，越仙霞岭至浦城而入闽。顺治十二年（1655），又将原设在常山的广济渡水马驿，迁至江山县城南十五里之清湖。

自此，清湖成为浙闽交通要冲。浙人入闽，在此舍舟登陆；闽人入浙，在此舍陆而舟。清湖镇，顿时成为士宦客商转旅之处、商品货物集散之所。

至清中叶，清湖已成为“十里城南路，舟车此地纷”① 的繁华集镇。晚清至民国初年，清湖发展至鼎盛，“商务为全县中心，繁盛胜于县城，江西玉山、广丰两县，旧皆在此办货。”② 其时，这个镇上有装卸埠头17个、转塘行13家，有船300余艘、竹筏100多只，有轿行3家、轿33杠。三个较大型的码头，其一是位于镇集西侧的盐码头，专用于卸盐；其二是镇集东侧、浮桥南端的码头，用于装卸百货；其三是浮桥北端的码头，用于装卸竹木柴炭。其余十几个码头，都分布在清溪西南岸，自最西面的落虎埂上码头，到最东边的“半爿月亮”码头，长度超过2里地。

清末民初，清湖集镇街上，有钱庄银号15家，米蛋行22家，油腊行7家，炭木山货行10家，茶店23家，还有各种商业、服务业店铺100余家。

概括起来，清湖有著名的“七墟八行九坊十匠百店”。“七墟”：即盐墟、粮油墟、猪仔墟、竹木墟、茶叶墟、药材墟、绸布墟，其中以盐墟规模最大；“八行”：即米行、蛋行、钱庄（银行）、柴炭行、竹木行、油蜡行、煤油行、过载行，数油蜡行最著名；“九坊”：即酱坊、酒坊、糖坊、磨坊、油坊、染坊、豆腐坊、蜡烛坊、铸铁坊，以豆腐坊久负盛名；“十匠”：即铁匠、铜匠、木匠、篾匠、石匠、雕匠、鞋匠、漆匠、箍桶匠、泥水匠，以泥水匠为代表；“百店”：即饭店、酒店、茶店、肉店、布店、香店、当店、棉棕店、裁缝店、理发店、南货店、烧饼店、油条店、索面店、水果店、糕饼店、铡烟店、瓷器店、缸瓮店、对联店、裱画店、灯笼店、雨伞店、首饰店、纸扎店、爆竹店、棺材店、石碑店、泥烙壶店、船泊修理店等，尤以茶店最具特色。一时间，长约2里的万安街，店铺林立，行人如潮，生意兴隆，热闹非凡。

自明清至民国，在清湖经商的商人，已形成绍兴帮、江西帮、徽州帮等几大帮，各自占据着地盘，经营着各自的特色商品。如绍兴帮，以销运“官盐”为主；江西帮主要经营棉布、绸缎生意；徽州帮则侧重开设南货店。

由于清湖码头的兴盛，又衍生出两大特殊的物流群体——“仙霞挑夫”和“江山船帮”。同一个地域，同时涌现水陆两支物流大军，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独无仅有的景象。

清·杭世骏《榕城诗话》云：“江山县近岭处，地名清湖。土田肥沃，风俗茂美，人家环山带水……向时人务本业，野无旷土。迩来清湖为闽越孔道，至有释耒而逐负担者。”当时，来往于仙霞古道上的“仙霞挑夫”，曾号称“日过五百扁担”；而钱塘江上所有船户，大抵可分为四帮，则以“江山船帮”为“钱江第一帮”。

仙 霞 挑 夫

自南宋迁都临安，黄巢开辟的仙霞古道，就成了“外通福建里通京” 的主要驿道。仙霞古道贯穿浙西南、闽西北广大地区，沟通钱塘江和闽江两大水系。随着泉州出海口岸的开发，仙霞古道，不但成了南北货物交流运输的重要商道，而且还是一条联系陆、海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黄金通道。

从钱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运载着江南各地出产或转运的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工艺品、日杂百货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驶入江山港，在清湖码头卸下，转成旱路，连同江山本地出产的稻麦、豆黍、茶油、菜油、酱油、桐油、青油、桕蜡、棕丝、苎麻、中草药、方高纸等，由挑夫肩挑，沿仙霞古道，南越仙霞岭，挑运到福建浦城，在那里下南浦溪，入闽江水系。而从福建各地经闽江运抵浦城码头的洋货、海货、南货、夏布、胡椒、香料、药材、铁器、花木等物资，连同浦城本地产的蔗糖、薯粉、烟草、笋干、红菇、纸张、靛青、板方等商品，也由挑夫肩挑，北越仙霞岭，挑运到清湖码头，再沿江而下，抵达钱塘江中、下游各地，甚至入运河运往更远的地方。更有大宗内地丝绸、棉布、茶叶、棉花、粮食、瓷器及各种工艺品等物产，经仙霞古道运输到福建泉州，由海上丝路运往海外；海外进口的物资，亦经由闽江、仙霞古道、钱塘江、运河运往内地。

由于仙霞岭路陡峭崎岖，车马难行，一支俗称“挑浦城担”（清湖经浦城入闽，仅仙霞岭前后100公里需要陆行，其余路程皆有舟楫可乘。脚伕从清湖将货物挑至浦城，俗称“挑浦城担”）的仙霞挑夫队伍应运而生。“挑浦城担”，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其时每天从仙霞关岭上过往的挑夫，平均客流量就号称“五百扁担”。

挑浦城担的挑夫是清一色的精壮男子。他们头戴竹笠，脚穿草鞋、布袜，小腿上打着绑腿，肩上斜披一条大汗巾，手提一根实木担拄（用于换肩或休息时支撑货担）。每人每担一般150斤左右。因为雇主货物一般都是成批运送，加上路遥人稀，所以，挑夫们一般十几人甚或几十人搭帮结伙而行。从江山清湖码头出发，到终点浦城南浦码头，一般要歇三夜，走四天光景，平均日行60华里。出发时带足来回路上吃的米，却于第一、二个宿点寄下返回时将要吃的米，以减轻担子重量。回来时，换挑上从浦城运往清湖码头的货物（俗称“回头担”）。

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商从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镇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 。③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过载行行主，由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则空手过山，直接到清湖领货。从浦城过载行到清湖过载行，这其间的货物运输、保险业务，由两地过载行全权代理；过载行，又将货物交由信得过的仙霞挑夫，货物上路后的责任，由挑夫们负责。由此，两地过载行、仙霞挑夫，组成了在仙霞道上货物过载运输、货物保全的信用链条，以对客户负责。

这样，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招聘到“信得过”的仙霞挑夫？

据凤林镇当年挑过“浦城担”的姜成富介绍：并不是任何人想去当仙霞挑夫、过载行就有“浦城担”给你挑的。首先，你必须找已经成为仙霞挑夫的熟人介绍；然后，拜过“班头”，也就是投靠“这一支”仙霞挑夫的“头人”；最后，找清湖街上有实力的店铺具保，如果自己不认识清湖街的店铺，只要“托”好“班头”， 班头也会为你物色一家熟悉的店铺为你作保，当然，签字画押写文书一应手续，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民国廿八年（1939），姜成富正好20岁，正是“十八廿三压断扁担”的时候，也想跟人去挑“浦城担”赚点钱，他就是这样层层寻找熟人介绍、担保才当上仙霞挑夫的。没有这样严格的手续，你把人家“浦城担”拐跑了怎么办？过载行到哪里去找你？有了担保手续，仙霞挑夫为“班头”负责，“班头”为过载行负责，过载行为客商负责，一条完整、牢靠的信用链条建立起来，客商才敢把货物交给你、自己当“甩手掌柜”。

当上仙霞挑夫后，除了出卖力气，还要学会各种“挑浦城担”的技术活，诸如如何挑担调肩、用劲运气、上岭下坡、避人避担、搭班歇店、交货验货、接回头担等等，还有更重要的，在路途要学会如何防骗、防偷、防抢。总之一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小心才能行得万年船。

自宋明至清初，随着仙霞岭山区人口的增长和政府管理的加强，仙霞古道为商贸货运提供的服务也日渐周全。特别是仙霞古道设驿后，关闭了崇安分水关，“檄将（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三洲驿，改设于江山县二十八都地面，更名小关驿”④ ，仙霞岭的军事地位陡升，仙霞古道成为浙闽最重要的官道。随着驻军、商贾、手工业者等外来移民迁入沿途村镇，仙霞古道的经济贸易得大发展，甚至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鼎盛期。

江山仙霞挑夫的现象，在明代就已经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弘治乙丑（1505）进士郑善夫（1485～1523，曾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曾作《竹枝词》记述挑浦城担的情形，曰：

梨岭遥于枫岭遥，小关高比大关高。

佣夫过岭如平地，一岁来回二百遭。

词中的“佣夫”，就是“仙霞挑夫”。

而作为仙霞挑夫们，也有自己的“口头作品”，记述自己的劳作情形：

窑岭在半天，不如仙霞一个尖；

仙霞关实在高，不如五显岭一只脚；

五显岭实懒汰，还不如仙阳一条街；

仙阳街实在长，不如城里一铺床。

只要三顿吃硬饭，不怕日日浦城担。

只要顿顿硬饭牯，不怕清湖大擂鼓 。

还有民谣曰：

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

村中有美酒，店里有美人；

脚色倪⑤勿好，袋空无分文。

仙霞古道的经济贸易功能首先表现在货物运输业上。“一岁来回两百遭”、“过岭如平地”的佣夫，大多是农闲时走出家门、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他们除了当挑夫外，还当船工和搬运工，都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人数之多，从“仙霞挑夫”和“江山船帮”这两个响当当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

江 山 船 帮

江山境内之须江为钱塘江源头之一。清末民初，江山农民因田产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宗族祠堂手中，大多没有固定职业。据近人徐映璞（1892～1981）《两浙史事丛稿》云：“江山所有膏腴田亩，大部集中在祖宗祠祀之内，谓之祀产。……住户因受祀产集中影响，普通人民缺乏恒业，既不能争取功名，又不易别谋生计，故游手好闲者，亦多于他县。其谨愿者，则以撑船为惟一出路。”

江山重要乡（集）镇，又大都处在须江两岸，失地农民无固定职业，为谋生计，沿江农民大多以撑船放排为唯一出路。因此，自须江经衢江、兰江直至富春江、钱塘江，都有江山船工在沿江载客运货，驾舟往返。《两浙史事丛稿》载：“自本县（江山）而衢州、龙游、兰溪、严州、桐庐、富阳，至杭州江干，上下七百里间，大小船艇，多至二三千只。”1935年，时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与中华红十字会会长的熊希龄（1870～1937）在《江山灾状报告》中说：“江山船户约有三万余人”。

须江（即今之江山港）为江山主流，发源于仙霞山脉腹地浙闽交界之苏州岭，境内流长105公里，自源头廿七都始，至清湖码头，航道约75公里，皆可流放木排竹筏；自清湖码头沿江而下，直通濲水（即今之衢江），皆可通行木船甚至帆船。

清湖码头，位于江山城南7.5公里之清湖镇，系历史上“繁盛甲于全县” 的水陆码头，浙闽交通、运输、货物集散要会。“凡自浙入闽者，由清湖渡舍舟登陆，连延曲折逾（仙霞）岭而南，至浦城县城西，复舍陆登舟，以达于闽海”（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福之丝绸、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明以前）无日不走分水岭（崇安）及浦城小关（庙湾），下吴越如流水。”（明·王世懋《闽部疏》）因明天启三年（1623），闽藩葛寅亮报请府、按两台关闭崇安分水关，议开浦城小关。清顺治十二年（1655）广济渡水马驿自常山县迁置江山之清湖后，福建之官商、客货无不改由仙霞岭路经清湖渡而下吴越。清湖码头由是帆樯林立，舟楫若鹜。鼎盛时大小船艇达500余艘，竹筏1000多号；从事装卸搬运的脚伕达千人之众。赣东、闽北及境内东南山区竹木炭纸、油蜡茶漆等土特产，乃至外埠之京广百货等生活必需品，均在此集散。等待装卸货物的外地船只，也在这里集结。

船工撑船放排，长年累月都生活在外地（水上），为谋安全自保、不受欺侮，往往结伙成帮，一人有难，同伙相帮。江山人，素性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因此在外地船帮中，江山船帮名气很响，故《两浙史事丛稿》云：“钱塘江上所有船户，大抵可分四帮，以‘江山帮’为第一，次则‘义乌帮’、次则‘徽州帮’、次则‘桐严帮’。 每遇上滩争道，篙桨纷飞，如临大敌。义乌帮承戚继光当武遗风，有时亦聚众相抗。徽、桐两帮，不敢与闻也。”可见江山船帮当年在钱江沿岸非常出名。清末江山农民造反首领刘家福，“原拟夺取衢州后，即用舟船千艘，直趋杭州”（引同上），他想利用的就是江山船帮。

然而，近代文人中不了解历史和民俗者，往往望文生义，将昔日在兰、桐、严、杭、金、衢沿江卖笑的名为“江山船”的花舫，误认为就是“江山之船”，以为此船出自江山。现代文人也以讹传讹，将“江山船”与“江山船帮”混为一谈。更有甚者，以为“江山船”是江山的一种传统文化，要大加开发利用。其实，历史上的“江山船”，就是俗称“茭白船”的花船；其船娘，即靠出卖色相为生、俗称“花娘”（江山人称作“哈娘”）的船妓。它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其源流也不在江山，更谈不上什么传统文化，若开发利用这种腐朽、没落的文化，人民会怎么看？

清严州知府戴槃的《严郡九姓渔船考》有云：

严郡之建德县有所谓九姓渔船者，不知所自始。祖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其子孙九族贬入舟居，以渔为生，改而业船。原编伏、仁、义、礼、智、信、捕七字号，大小船只二千三十一号。……道光、咸丰年间，尚存船一千数百只，其船有“头亭”、“茭白”两种，其家属随船，皆习丝弦、大小曲，以侑觞荐寝。船有“同年嫂”、“同年妹”之称，其实嫂妹皆雇觅桐庐、严州人为之，世人误“桐严”为“同年”，故有此称。船只名为“江山”，而实非真江山船也。真江山船甚小，并无女子，或在浅滩拨货，或搭肩挑过客。……

该段文字，也常被近现代文人引用，然而引用者却常将“船只名为‘江山’，而实非真江山船也。真江山船甚小，并无女子，或在浅滩拨货，或搭肩挑过客。”等二行文字隐去，不知是视而不见抑或是故意为之？

此处，严州知府戴槃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作为“江山之船”的江山船帮，则专以载运货物为业，虽亦顺水载客，却从不饰女侍寝，“与花舫之绣帏煮酒、银甲调筝者绝不相同”（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船帮中之妇女，多从事体力劳动，或帮篙助桨，或洗衣煮饭，故《两浙史事丛稿》赞之曰：“江山妇女，亦多从事耕织，或持篙打桨，足为劳动模范，轻歌妙舞，非其所长也！”

能印证上述说法的有清代焦循的一首诗，其中有“桐严嫂，人言十五容颜好，容颜今共秋山老。家住兰溪女埠东，往来送客江郎道”。诗中已言明“江山船”上的船民系来自桐、严、兰溪等地。还有清代窦镇的《兰溪竹枝词》：“塔痕遥对箬篷新，卷起珠帘金碧匀；底事相传同年妹，阿侬原是桐严人。”一句“阿侬原是桐严人”，足堪掌掴那些“‘江山船’船女出自江山”论者。又有清·张际亮《南浦秋波录》云：“所谓江山船者，其户皆隶于建德，亦曰建德船。世言陈友谅既败于鄱阳湖，其党九人，逃之睦、杭间，操舟为业，其裔乃流落为妓，今九姓自为族类”。由此可见，“江山船”乃专有名词，即专指“九姓渔船”，并非“江山之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为何又将花舫称为“江山船”？笔者以为，是“九姓”自己把他们的船称为“江山船”的。因为陈友谅曾自号“大义帝”，本是想与朱元璋争“江山”的，不想兵败鄱阳，部属被贬入舟，结果“九姓”拥有的“江山”仅有一只船，故称该船为“江山船”；另外，“九姓”一直梦想改变自己“贱民”的地位，希图夺回失去的江山，但作为“复辟”的根据地只剩一只船，故将此赖以生存的船只称为“江山船”。

严州昔有《严江渔歌》云：“老子严江七十翁，年年江上住船篷，早年打败朱洪武，五百年前真威风”，可资佐证。

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说得更明白，这个“江山船”，“别人是不能冒充的”：“钱塘江里有一种大船，专门承值差使的，其名叫做‘江山船’。……这‘江山船’名字又叫做‘九姓渔船’。只因前朝朱洪武得了天下，把陈友谅一帮人的家小统通贬在船上，犹如官妓一般，所以现在船上的人还是陈友谅一帮人的子孙，别人是不能冒充的。”

①清·刘侃（1796～1850，江山诗人），《渡清湖》：“十里城南路，舟车此地纷。虹桥收浙雨，驿路入闽云。岸阔村烟密，秋深社鼓闻。行人真毂击，客到坐斜曛。”转引自清同治《江山县志·艺文》。

②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版，第833页。

③延陵处士，《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下卷，潭邑余文台梓行本，21—22。

④大擂鼓：棉布打包成捆，状若擂鼓，故称。一捆足有100斤，一担两捆200余斤。

⑤ 脚色倪：方言，自控力。

编辑：小Q

主编：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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