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以超过9%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作为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也是劳动力第一大国，我国得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一些机构和学者评估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进展程度，但不足以反映城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进展。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课题组基于研究积累和大量数据调查整理，编制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其中，指数报告覆盖时间段为2010年至2016年。

　　报告指出，从全国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从2010年的0.5120提高到了2016年的0.7003。

　　“从样本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取得显著的改进。这个改进主要来自于数量优化，劳动力更多的自由流动，户籍开放度的提高贡献大以及国有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也有很大的贡献。”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编制》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推动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增长的重要手段，由于户籍开放度的提高和国有从业人数的减少，许多先前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排名较低的城市在2010-2016年间排名大幅上升。而劳动力价格指标在2010-2016年间不升反降，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决定机制仍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都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一个市场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微观经济单位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第二，资源能够依据价格信息自由流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就是边际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两个条件则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否由市场决定和劳动力资源能否自由地流向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即为劳动力价格决定和劳动力数量配置问题。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对价格和数量配置影响最重要的非市场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割；第二是部门性质，即国有和非国有，导致了单位所有制的分割。

　　“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造成了城乡与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国有部门的‘铁饭碗’和‘编制’制度，造成了体制内、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些都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除此之外，孙文凯表示，国有部门非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也造成了价格机制的扭曲，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性变量，比如说最低工资制度，这也是对市场上价格机制的扭曲，会干预市场运行结果。

　　在孙文凯看来，户籍开放度越高，表示户籍管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越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占比越高，表示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多，资源配置扭曲越严重。劳动力价格指标也包含两个二级指标：最低工资和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最低工资和国有单位职工工资越高，表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越多，工资决定机制扭曲越严重，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低。

　　根据报告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且市场化程度的增长要归功于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的增长，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户籍开放度的提高。

　　一线城市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幅度有限

　　具体到各地来看，报告显示，在2010-2016年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表明在2010-2016年间中国的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根据各省劳动力市场化的指数二级指标的结果显示，在2010-2016年间，中国所有省级单位的劳动力配置指标都有所增长，有19个省级单位的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下降。各省劳动力市场化的指数三级指标的结果显示，在2010-2016年间，中国有16个省级单位的最低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有8个省级单位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所有省级单位的国有从业人数指标都有所增长，有1个省级单位的户籍开放度指标有所下降。

　　分地区来看，在2010-2016年间，中部、西部以及东部地区各省级单位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所提高。

　　不过，北上广深四城在2010-2016年间劳动力市场化指数虽然都有所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都十分有限，即使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上海也仅从2010年的0.6097增长到了2016年的0.6634，增长不足0.06。

　　由于北上广深四城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增长缓慢，因而在2010-2016年间，其在全国的排名也有了大幅下滑。广州和深圳在2010年时在全国的排名还分别位居第28位和第62位，到2016年时就下滑到了第172位和第233位。北京和上海在2010年时的排名就不高，到2016年时更是下滑至第251位和第246位。

　　四城的组内排名在2010-2016年间保持稳定，由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深圳、上海、北京。

　　究其原因，记者从户籍开放度指标看到，北上广深四城的户籍开放度指标在2010-2016年间也都保持稳定，但是各个城市的差异较大，广州的户籍开放度最高，保持在0.75左右，深圳次之，保持在0.65左右，上海和北京的户籍开放度较低，仅分别为0.39和0.22。 除此之外，从国有从业人数指标来看，北上广深四城都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且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由此可以看出，户籍开放度越高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

　　同时，根据报告中的最低工资指标来看，北上广深四城的最低工资指标虽然都略微下降但是总体保持稳定，且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其中，上海的最低工资指标得分最高，在2016年依然达到了0.9050，广州和深圳的最低工资指标得分最低，但是在2016年也达到了0.8以上。

　　为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孙文凯建议，一方面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削弱户籍歧视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另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减少价格溢价。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