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遺址及樣品概況

劉家莊北地遺址點位於安鋼大道以南的同樂花園北區範圍內，2015 年夏住房基建施工時發現一個金屬窖藏坑，隨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發掘。該遺址點主要文化內涵包括：金屬窖藏坑（內含大量鉛、銅錠）、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從遺址的性質來說，劉家莊北地遺址點靠近劉家莊北地手工業區和苗圃北地鑄銅作坊區，且出土大量金屬錠，可見劉家莊北地遺址點應該與鑄銅作坊有關。該遺址點浮選採集24 個灰坑單位、80 份土樣，每份樣品土樣量在7-14 升不等，總土樣量近千升。

大司空村是殷墟考古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發掘地點，位於洹河北岸，自上世紀30 年代，一直持續發掘到如今。這些發掘顯示，大司空遺址（可能是多個小聚落的集合）功能區分明顯，豫北紗場及紗場以北是墓葬、居址雜居之地，紗場以南洹河以北是手工業作坊區，這種佈局顯示手工業作坊對水源的需求。本次浮選的土樣來自2014-2015 年發掘區，分佈於豫北紗場北地，發掘者現場採集21 個單位、46 份灰坑或房址土樣，每份樣品土樣量在3-15 升不等，總土樣量爲五百餘升。

新安莊位於劉家莊北地遺址點的東側，是苗圃北地作坊羣中的鐵三路骨器作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苗圃北地鑄銅作坊有所關聯，遺存內涵包括房址、灰坑、窖穴、水井、祭祀坑、墓葬等，可見這也是一處與手工業作坊區有關的“居葬合一”場所。本次浮選土樣來自2015 年度的發掘，凡18 個灰坑單位20 份樣品，每份樣品土樣量在5-10 升不等，總土樣量爲150餘升。

以上三個地點的樣品陰乾後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由筆者使用水波浮選儀浮選。收取輕浮的分樣篩規格爲80 目。輕浮部分被運送至山東大學第四紀考古實驗室，完成炭化植物遺存的鑑定分析。鑑定使用了尼康SMZ100 顯微鏡，炭化植物種子和果實拍照使用了DS-5M-L1 尼康數字相機系統。鑑定過程得到山東大學陳雪香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楊金剛老師的指導與幫助。

二、浮選結果

以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大司空村、新安莊三個地點共計浮選146 份樣品，總土樣量爲1630 升，浮選結果如表一所示。

1.劉家莊北地遺址點的浮選結果

劉家莊北地遺址點浮選共獲得大於1毫米炭屑216.4g，炭屑密度爲0.225g/L，這個數值並不算高。劉家莊北地遺址點發現植物種子（不包括不可鑑定部分）2442 粒，種子密度爲2.545 粒/L，與時代相近的山東濟南大辛莊遺址、扶風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相比，這個數值較低，略近於江西牛城遺址的種子密度。

在2400 多粒植物種子遺存中，植物雜草數量較少，僅350 粒，佔全部種子的14.3%；絕大多數都是穀物種子，有2085 粒，佔全部種子的85.4%。在穀物遺存中，粟（圖版一）的數量最多，佔出土穀物總數的94.96%；出土概率也最高，爲94.9%。黍（圖版二）、大豆（圖版三）的出土數量大致相似，皆佔穀物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多，但黍的出土概率要略好於大豆。水稻（圖版四）和小麥（圖版五）是本次浮選較重要的收穫，數量極少，且皆殘破，所幸特徵明顯。這暗示，劉家莊北地的穀物浮選結果是粟爲主，以黍、大豆爲輔，水稻和小麥再次之。

在350 粒雜草種子中，有9 粒爲未知，有12 粒只能鑑定到科，分屬於黍亞科和豆科；還有329 可以鑑定到種屬。這329 粒雜草種子分屬於14 個種屬，以黍亞科的狗尾草和馬唐、豆科的胡枝子和草木犀（圖版六）、藜科的藜屬（圖版七）爲主，合計306 粒，佔所有雜草種子的87.4%。尤其是狗尾草，數量高達152 粒，值得注意。其他重要雜草種子還有馬鞭草科的荊條（圖版八），有12 粒；剩下種屬（如圖版九-圖版一二）植物種子遺存一般只有1-3 粒。

另外，劉家莊北地還發現7 粒果實，其中只有酸棗（圖版一三）可鑑種屬，僅1粒。

2.大司空村遺址點的浮選結果

大司空村共獲得大於1 毫米炭屑73.1g，炭屑密度爲0.14g/L，數值較低。該遺址點發現植物種子（不包括不可鑑定部分）3000 粒，種子密度爲5.79 粒/L，高於劉家莊北地的種子密度，略低於濟南大辛莊遺址的種子密度。

在3000 粒植物種子遺存中，穀物種子有1918粒，佔總數的63.9%；雜草種子有1082 粒，佔總數的36.1%。穀物遺存只發現粟、黍、大豆三種，且以粟爲主，有1845 粒，佔穀物總數的96.19%；粟的出土概率也最高，爲95.3%。大司空村遺址點出土的炭化黍有47 粒，炭化大豆有26 粒，黍的數量高於大豆；且黍的出土概率爲41.9%，大豆的出土概率爲32.6%，黍在出土概率上也佔優勢。這說明大司空村的穀物遺存以粟爲主，以黍、大豆爲輔。

在1082 粒雜草種子中，未知種屬者11 粒，只能鑑定到科的52 粒，分屬禾本科、黍亞科、豆科、莧科、莎草科、菊科；可以鑑定到種屬的有1019 粒，分屬14個種屬。這14 個種屬中，黍亞科的狗尾草（圖版一四）和馬唐（圖版一五）、豆科的胡枝子（圖版一六）和草木犀、藜科的藜屬、脣形科的水棘針（圖版一七）、茄科的酸漿屬（圖版一八）數量較多，尤其是狗尾草和馬唐，都超過300 粒。其他種屬（如圖版一九-圖版二三）植物遺存都不超過10 粒，遠遠無法與上述幾種植物種子遺存相比。

3.新安莊遺址點浮選結果

新安莊遺址點共獲得大於1 毫米炭屑爲9.1g，炭屑密度爲0.059g/L，數值極低；植物種子該遺址點發現植物種子（不包括不可鑑定部分）151 粒，種子密度爲0.99 粒/L。新安莊出土的穀物遺存最多，有136粒，佔種子總數的90.1%。穀物遺存以粟爲主，有130粒，另外還發現4 粒黍、2 粒大豆。出土的雜草種子14粒，僅佔種子總數的9.27%，且其中有1 粒是未知種屬者；其他雜草種子主要有狗尾草、馬唐、胡枝子、藜屬、鐵莧菜等。可能屬於的果實的有1 粒葡萄屬（圖版二四）。

三、浮選結果分析

基於以上浮選結果，我們可以對安陽殷墟出土的植物遺存略作討論。

1.關於雜草比例的討論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雜草往往與農作物具有相同的生長環境， 或是農田雜草在穀物加工過程中的遺留， 所以遺址中雜草所佔比例的多寡可以反映出遺址的功能。一般而言，生活區內可能存在農作物加工活動（如脫離、脫殼過程中就很容易產生伴生雜草種子），所以雜草數量相對較多；而在手工業作坊區，或許因爲存在專門的糧食供給而較少產生穀物加工證據，雜草的數量百分比可能會低於一般的生活區。

就殷墟劉家莊北地、大司空村、新安莊三個地點的浮選情況來看（圖二），無論是總數百分比（即該遺址出土雜草數量佔所有植物種子的比值），還是種屬百分比（即該遺址出土雜草種屬數量佔三個遺址所有種屬的百分比），大司空村都擁有更豐富的雜草比值，這與發掘區屬於大司空遺址羣生活區有關。圖二同樣顯示，劉家莊北地和新安莊浮選的雜草比值較低，這正好反映出兩處遺址手工業作坊屬性。

2.殷墟的農作物結構

從殷墟三個地點的浮選穀物絕對值百分比和出土概率來看（圖三），我們知道：三個地點出土的粟無論在絕對值百分比，還是出土概率上，都處於一個絕對的統治地位；黍與大豆絕對值百分比遠遠無法與粟相比，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出土概率，說明黍、大豆在這三處遺址點中的地位也較高；水稻和小麥則無論是出土數量還是出土概率，都無法與粟、黍、大豆相比，表明水稻和小麥不是殷墟常見的穀物遺存。這一結果說明殷墟三個遺址點具有相似的穀物結構：以粟爲主的，以黍、大豆爲輔，偶爾出現水稻和小麥。

這一結論也可以爲人骨同位素證據所證明。就目前而言，殷墟已經公佈53 例C/N 人骨同位素數據，結果顯示：雖然不同等級人骨的主食豐富程度略有差異，但殷墟人主要食谷；且13C 數據中，絕大多數都趨近於C4 類植物，C4 類植物在主食中的比例超過90%，這表明殷墟人所食穀物中以粟（黍）爲主。將穩定同位素結果與殷墟三個地點浮選材料相對比，更可以證明以粟爲主的農作物結構是殷墟遺址較爲普遍的存在。

需要強調的是，殷墟出土過大量喜暖動物遺存，如聖水牛、犀牛、貘、竹鼠、獐、大象等，所以學術界普遍認爲晚商氣候較現今更溼熱。唐際根先生根據安陽姬家屯遺址西周文化層下伏生土的磁化率和孢粉數據，得出商代安陽的氣候大體相當於今日長江流域的結論。如果這一結論可靠，那麼晚商時期殷墟附近的氣候是適宜水稻生產的，但我們目前看到的水稻遺存卻少之又少，這或許表明殷墟的農作物結構是由商文化的文化傳統決定，而不是由當時的氣候環境決定。

四、關於晚商農作物結構的認識

殷墟是晚商都城，殷墟的浮選結果對我們認識晚商農作物結構有着重要價值，下面我們比較殷墟與其他晚商遺址浮選結果的異同。

1.與其他商文化遺址的對比

就已經公佈的材料來說，除了殷墟外，濟南大辛莊遺址和濟南劉家莊遺址也進行過系統的浮選工作，三處遺址的浮選結果大同小異。相似點都是以粟爲主，以黍、大豆爲輔；不同點在於大辛莊遺址也出土了相當多水稻，但這並不意味着水稻在大辛莊遺址中的重要性就高於黍、大豆，而更可能是由發掘單位特殊背景導致的。濟南劉家莊遺址還進行過人骨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該遺址居民主要以C4 類植物爲主，同時攝入一定比例的C3 類植物，與該遺址浮選結果一致。

另外，傅稻鐮先生主持的潁河中上游谷地植物考古調查項目、趙志軍先生主持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植物考古工作、張居正先生進行的新密古城寨城址植物浮選工作以及吳文婉等主持的河南登封南窪遺址的植物考古工作中都涉及到少量晚商植物遺存，其結果也大致與上述殷墟、濟南大辛莊、劉家莊三處遺址大同小異，本文不再複述。

由此可見，雖然各個遺址的農作物結構存在細微差異，但粟在商文化遺址中佔據着絕對的支配地位，表明商文化圈是粟作農業圈。

2.與非商文化遺址的對比

造成商文化區相似的農作物結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與環境因素應該是先決條件；另外，相似的文化與社會結構也影響着商文化區內先民對食物的好惡。作爲對比，我們可以看到非商文化區農作物結構呈現一種不盡相同的面貌。

江西牛城遺址是深受商文化影響的一處商代遺址，該遺址的浮選結果雖然也是以粟爲主，但水稻在農作物結構中扮演着不遜於粟的作用，且牛城遺址除了粟、黍外，沒有發現其他旱作糧食。牛城遺址位於贛江流域，地理環境面貌與商文化區不同，所以該遺址有着不同於商文化區的農作物結構；但該遺址又深受商文化影響，所以它的農作物結構也顯示了中原旱作農業對它的影響。

商文化以西，陝西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先周時期的浮選結果顯示，該遺址點雖然以粟爲主，但小麥佔據着僅次於粟的地位，而高於黍和大豆。陝西以西，甘青地區卡約文化遺址、辛店文化遺址的浮選結果顯示，麥類在當地先民農作物結構中的地位甚至有可能超過粟黍。周原遺址位於商文化區向甘青地區的過渡地帶，其農作物結構具有以粟爲主、以麥爲輔的特點，這一方面是由過渡地帶地理環境決定的，另外一方面也與該區域位於商文化區邊緣、深受商文化農業影響有關。

可見，不同文化圈的農作物結構受特定地理環境、社會文化的影響，各文化圈內農作物結構並不相同。

五、結論

以上，本文介紹了安陽殷墟三個遺址點的浮選情況，顯示出殷墟以粟爲主，以黍、大豆爲輔的農作物結構特點。通過比對其他晚商遺址浮選結果，我們可以大致看出，晚商時期商文化圈內共享大致相似的農作物結構，五穀俱全，但粟始終處於一個絕對主導的地位；而商文化區以南的牛城遺址與以西的王家嘴遺址浮選結果顯示，非商文化遺址的農作物結構固然主要由本地地理、氣候環境決定，不過也不能忽視文化因素對農作物結構的影響。

說明：本文沒有涉及到晚商甲骨文中農作物結構，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課題，需要詳細的考證，限於篇幅，作者將在其他文章中專門論述。

（作者：王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唐際根 南方科技大學；嶽洪彬 嶽佔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責編：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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