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俞敏洪「女性堕落」的妄言：大时代潮流隐射出一丝传统权威者的脱节与落幕

写在前面：俞敏洪很显然触碰到了一条线，一条应然和实然的分界，应然是所谓的观念正确，即女权的进步愿景和固有压力；实然是所谓的现实矛盾，即涉及到女性的家庭、教育乃至社会面病症。当说话人站在一部分实然的观察立场，来回地穿插于好坏现象中，就不免下意识地滑入了形而上的孤立者姿态，堕落说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兴盛面，又可以转为负面的衰亡论调，兴亡两说本质上都是决定论，而决定论却又是男性思维模式下的产物。这种立论的畸形，说话人或许在事后才回味过来那种授人以柄的不自在。此次传统精英所受到的民间狙击，再度表明，传统权威同样会面临挑战和批评，特别是在新声代日益壮大的当口，老一派名宿的身影会貌似隐隐折射出一丝英雄欲迟暮、光环且渐褪的悲剧色彩。

正文

总不好一开始就说大老板怎么怎么的不好，来不来就扣上一个社会公敌的大帽子，无视其解释而歪曲其辩白，那是上个世纪WG期间的阶级为纲做法。笔者这里，还是想要先礼后兵，划出一条线来，先谈可能的技术误区，譬如伪观点、情境身份和语言解读的影响，然后再分析其中可能的一些思想猫腻，譬如隐含的男权思想、无意识营销的成分等，前者是为了比较客观地铺开「女性堕落论」的出口缘由，而后者则是属于相对合理的揣测，外加一点冷酷的批判主义。

第一大块可以先来谈一谈关于所谓操作性方面的问题。专业不对口的窘迫，分门别类地讲，俞是搞教育的大户，或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一派，同时可以说，新东方搞的是教育产业化，而不是学术研究。所以，考虑到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术业专攻难免会举证不严、举例不当。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笔者的瞬间反应是：话题营销，因为「他俨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活体广告牌」，而且也确实有女明星「咬钩」了，以及千篇一律的自媒体王国正在枕戈待旦。[奸笑] 再者，性别问题应该不是俞敏洪很熟悉的话题，它不像新东方教育那样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可以信手拈来，不同场合下的感性思考、调侃不等于理性探讨、研究，他的很多想法，同大量吃瓜群众一样，都反应出明显的第三人效果。

其实如果严谨一点，俞老板在抛出观点之前不妨数据爬虫一下，浏览学习一下女性和女权的历史背景、当下现状，再与相关的权威者交流参考，那么定义准确了，表达规范了，就能规避很多误解。然而，很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们，即便包括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在非专业的陌生领域，往往只能凭借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形成笼统的经验认识，并且还要时常与自身固有的旧观念作斗争，长期地处于略带妥协性意味的知识更新状态当中，在处理跨领域的问题时异常谨慎。

而俞氏的谈话风格，却往往是对象失语前提下的立靶待射，属于稻草人假设。例如，「他后悔新东方上市，是因为把新东方带上市，就像娶了一个完全把控不住的女人一样，很难受，又很爱她，但是她又不听你的话。创办洪泰基金，谈及做投资时，他说，做投资是一个特别累人的事情。就好像，你带了一笔钱、嫁了一个人，最后还要用这笔钱把他改造成一个好男人。他也曾幽默的自曝极端追妻的往事，「在北大校园跟踪她三个月．．．．认识后邀请去划船，要么答应我，要么推下去淹死。在一次颁奖典礼上，他说，中国的政策不能太相信，就像你不能太相信一个女人说的话。讨论中国教育时，他说，「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是从来没有教育过一个女性怎么当妈妈。」（引自《俞敏洪：谁扔的炮仗？》文末链接）

按照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来说，俞的问题在于把不恰当的观点发表在了不恰当的场合，是观点问题和情境问题的双重叠加。一般说来，简单的个人感受，可以公开发表，但对于敏感问题，应该慎重些，特别是对于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而言。言论自由不只是包括说话人主体的言说权利，还包括承担其他观察者和反对者的质疑和否定的责任。因此，把适合于私人情境下的个人言论展示在开放性的公共场合中，自我约束的短暂失效便容易产生意识上的模糊而使人「口不择言」。

而语言的特点是，以有限的辞汇和结构来表示无限的意义，但实际上，无限指的是数量，是横向的一面，对纵向的开拓力不大。相反，如果这一「女性堕落论」能够写下来的话，就能够走的深一些，起码可以自圆其说，或许还可能把看似反主流的惊天谬论给压缩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语法、句法、词法、段落和篇章组成的结构内，可以通过结构的折叠来消解其中的歧义部分。因而，妄言之举，这倒不一定仅是个人思想的问题，可能还是受到口语表达能力、舞台空间和公共演说要求的限制，毕竟演讲、论述、辩论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场演讲需要连贯的话语穿插和思想冲击，是一种当时当地的即兴表演，它没有文字那般具有一定的缓冲力和太多可进行矫正和婉转的伸缩空间。口语偏向于情感理解，而理解文字需要额外的逻辑推导，解析成本自然更高，所以，一方面是俞敏洪本人「堕落说」的构建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并不太愿意去花费较高成本来作解析，这是符合舆论的即时性、突发性、累积性与模糊但统一的特征。俞老的辞汇定义和句子含义本身存在瑕疵，属于偏向性的描述，其次则是与多数人的直观印象抵触。

其次，俞老语言上的问题还表现为陈旧的描述语言和修饰策略。性别平等的表现之一，新生代在语言上的性别平等优势会更加明显，这与语言系统和价值观建构完成的成年人不同，后者的大脑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其更新辞汇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效用递减，因而辞汇表中还依然充斥著大量的相对陈旧的词语和语法结构表达，并往往是用以表达各种新想法的基础和来源。俞老板的言论，或是幽默，或是调侃，或是玩笑，不管有意谴责、营销也好，无意的歧视暴露也罢，零零碎碎地拼凑而成的文本客观上已然在塑造著思想者自身。

语言上的不规范、漫不经心的嬉戏和游离态度，势必会导致认知上的紊乱和刻板，幽默者最容易发生思想上不经意的滑坡。更何况，俞氏幽默圈的冷笑话或热笑话，与齐泽克所推崇的笑话理论相差甚远，「它能够为不同的人物及其观点理念提供一定的交流空间，参与者普遍接受既定情景中的言行自律。政治笑话并不会真正消除种族歧视，它更像是把政治正确给压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人们得以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行试探性的交流和短暂的快感享受，这在客观上消解了种族歧视的影响力」。

从一些相关的小视频当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俞氏演讲的些许不适感——大胆假设、边缘论证，面对各类不同的主题内容，要么用力过猛、大加鞭挞、激进指责，要么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然而其本人潜意识里想当然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类的独立思考，夹杂著旧时代成功人士的思潮、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大男子主义，可能实际上并不怎么符合一个经典批判者的精神禀赋：警惕大破大立的思想，重视揭露问题的本质，更无法完美地契合于当代史的变迁。

还有，论证过程当中的举证不严和例证不当。首句「衡量和评价是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这看似是一段话的开头，是一个论证过程中的大前提，其实不然。实际上，俞敏洪所谓尺度决定论的说法，更应该是指向对既定现象的呈现结果而非仅仅是对未来发展状况的某种预测，它可以算作是一种对现实复杂情况的简单总结或片面评价，其陈述性的部分要大于预测性的部分，并且这种缺乏实证调查的预测性也是盲目的。而「如果...所有...都....」句型的例证，是不符合逻辑圆满的论说表达，且未限定其陈述对象的身份、施用条件，总体上是笼统的模糊指涉，这种无差别指责既不全然也不客观。

此外，「堕落说」的论证方式还杂糅了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准确的知识迁移，粗略地看，涉及双人及其多个家庭间的两性关系，与女性群体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二者间的适用范围、变数因素、参与主体的选择性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是两个分别属于微观和宏观的问题层次，而宏微交叉最容易让人放大或缩小异质问题的复杂。「国家的发展」和「女性的水平」，二者间并不都是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国家发展的确与各个阶层有直接关联，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譬如，女性阶层的确与国家的发展有关，最基本的就是人口繁衍功能，其他类譬如，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性别平等，包括政治参与、经济自由和家庭话语权等等。但是，这种关系是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并不具备唯一性：笼统地讲，一个国家的好坏可以从女性特征上面观察出来，譬如精神面貌，譬如生活条件，譬如社会地位等；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从性别角度来诠释社会发展水平的话，与俞敏洪所宣称「我们常常说在女性」的说法恰恰相反——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男权主义土壤的社会，女性又怎么可能背负过多的发展成本，即便泛化地说女性也存在一定的历史责任——譬如当下的物化男性消费观、综艺价值取向、文化追求样式等方面的表现、并且这种表面化的女性满足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在文化工业背景下被商业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包装了的伪自由和伪独立，那么仍然，女性的责任与男性所谓的「贡献度」相比，俞老师的计算部分是显然不成比例的。

再者，不成比例的问题不仅反映在这个单条论据上，而且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整个偌大的教育话题之下，涉及到女性阶层影响力的方面也只是几句经不起太多推敲的妄言，在考量对教育的影响因素中，女性的权重被简单化压缩，宏观上导致其在教育命题上的比例失调。

那么既然大前提小前提都有失偏驳，那么其结论「现在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自然也是不正确的，甚至于即便是换做「男性群体的堕落制约了社会发展的水平」说法——俞在陈述中比较隐晦但却貌似理所应当地将男性描述为简单的、功利性的追求者形象，也无法迎合社会舆论，更加不符合体制问题和历史问题并重下的现实国情，因为：社会整体矛盾的发展速率应该是大于堕落速率，且在每一对矛盾关系当中，既存在积极面的速率大于消极面从而带来发展，也存在积极面的速率小于消极面导致社会滑坡，后者或可些许印证出俞所谈及的「女性堕落」，为其提供一定的事实依据，但这种留有瑕疵的观点也只不过是社会诸多方面中的微小截面之一。

俞敏洪的堕落说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兴盛面，又可以转为负面的衰亡主义，兴亡两说本质上都是决定论，而这种决定论却又是男性思维模式下的产物。这种即兴立论的畸形物，反映了俞老板言说系统的模糊和不自洽，亦或是类似于有文章所描述的厌女情结，「厌女言论或者做出厌女行为，二者都具有统一的心理基础，这也是上文悖论式现象的基础：心理上既喜欢女人，又厌恶女人。曼尼将这种常见的理解称为一种朴素的厌女观（the naive conception）」

尽管事后，俞老师试图纠正自己的观点，称：「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国家女性的水平，就代表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如前文所述，这种反过来的表达尽管合理，或许是其内心当时因条件限制而未曾及时表达出的想法，也可能只是为了救场的公关措施，无论哪一种，这种说法已经过多地耗损了话语的分量和权重，使得传统精英的一部分领袖价值被稀释掉。

当然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俞的言论有这样的那样的内在不自洽，也实在没有过度解读的必要、肆意谩骂树立著批判典型，甚至把普遍的歧视感夸大为仇恨心理，毕竟切磋功夫讲究点到即止；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对俞言的代表性进行思考，无视其中的病态思想，乃至反而强化了男权主义和歧视观念。红皇后假设的警示是：顺水行舟，慢进则退。性别谈判可以适当左倾一点，用作突破大环境的尖刀利器，但绝对要遏制右倾的伪装变形（职业、广告歧视）、保守踱步甚至开历史倒车（女德班），「曼尼认为，厌女的实质并不是女性的形象出现在男人的脑海中，然后男人对女性充满憎恨；而是女人出现在男人的世界中，不符合男性中心的要求。换言之，厌女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其实是大男子主义认定，社会中的某些领域，女人本不应该乱闯；女人自有其角色，当她们不守这些「本分」的时候，厌女的作用就是通过敌意打压女性服从男性中心对她们的规限。也因为这样，当女性获得的解放越多，厌女的反扑也就越强烈。」（引自《俞敏洪就「女性堕落」言论道歉，但这个时代的厌女症远没有结束》文末链接）

当众人从亲戚到家人、从工作伙伴到心理或思想层面展开批评或维护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第三人效果的强大作用。在当事人，第二人（在场目击者），第三人（吃瓜群众）之间，语言理解/信息解读的方式、能力和标准上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小视频的证据能够还原一定的情境。譬如第三人中的一部分证人群体，即新东方老师们，对俞敏洪的认识程度显然要多于普通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她们的发言是正确的事实。或禁语或发生的教育同行们，与吃瓜群众一样，同样是一种模糊印象，只不过是一种比他人更加精确的模糊印象。

后真相，在西方用来指传统的政治原则，自九十年代以来被媒体显著利用的情感工具所解构，政治奇观化屡见不鲜，最为经典的反转便是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事件。与之相对应，那么后真相也可以表现在单一的个体上面，是后真相的人格化，即后真相人物会愈加暴露于现代传播体系之下。这是因为，传统权威者的人设，越来越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人物印象刻画呈现出圆形的辐射形式，如同波纹一般层层向外扩展涟漪，与中心点越接近的节点，越能获取更多的信息。总体上，不同圈层上的节点与中心的间隔越大，其边际认识能力就递减。而网路的发达、个人价值观的上扬，加速了这一权威人设的解封过程，并且这一人物的真相暴露过程随时处于可诱发的渐变状态。

谈及「人设解封」这一点，并非是要为焦点人物作辩护，这与笔者的网名格格不入，而是旨在稍稍占据一点宏观视角，把握认识上的总体框架；具体到微观，则是尽量把一切的可能给予其想像的空间，揣测之前先切割、圈定好时间、地点和条件，等积攒下一定数量的「事故」缘由，便可以为接下来的批判主义提供足够的容纳空间，不至于顾此失了彼、为了批评而批评。

要说这场「大v乱语」的小闹剧果真有某种副作用的话，那么约莫可以认为是一种民间自涌的去圣化现象。例如，道家学说有关于大圣与大盗关系的范畴。文章《庄子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道家思想的精髓，意思这样解读》称，齐物论宣传的社会形态没有等级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大圣亦大盗，其作用具有二重性。圣人的道德高标无疑会制造出一批有道德缺陷的人，而盗者也会相应激生一批卫道者，从而形成对立。

对于略带英雄主义情结和简单二元论的盗、圣观点正确与否，此处不论，因为涉及到一个类似于鸡和蛋的先后问题，自然界的先后顺序要相对简单于社会领域内的盗圣矛盾体关系，后者更为复杂。笔者认为，粗略感知近现代以来的大众与精英关系，还有今时今日的俞敏洪饱受争议的现象，其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种套路与反套路的游戏，始终有一种默契潜行其中。而上层建筑中的统治者，也会有精英化和去精英化乃至生成伪精英的阶段性趋势，具体到当下，便是诸如社会名人也可能要经历「成名-去名」的过程。它等于又敲响了一记大众反扑精英的跨阶警钟，力图让所谓的上位者们在其位而专其政，以制约个人把自身某一方向的威信给不正当地转移到其他领域、从而扩大并获取新生产出来的话语权或经济利益，从而得以暂时地遏制思想宰割、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绞杀的社会权力结构。

依照脉络，前文简单地介绍了俞敏洪的不当言论在专业、情境、语言和论证等方面所遭受的技术性问题，下面则继续展开一些思想层面的分析和评价。思辨性为主，务虚多一点，务实少一点。

有文章称，「无论之前多么风光，俞敏洪已经落后时代了。不仅是再也无法走进年轻人的内心，就连公司业务也因为他的保守偏航...不仅人老了，精神也过于自恋」。

笔者认为，应该说，传统权威人格在解读当代社会现象的同时，往往试图对一些社会行为及其价值进行命名、定义和修正——这是文化收编的必然之举、也是神话与反神话之间的斗争，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代际防御心理。俞敏洪几句简单而粗糙的「女性堕落」描述，更像是传统权威人的姿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往往营造全知全能的形象，「传统权威重视意见的强制性，多表现为单方面的价值灌输，语言表达生硬、单一、重复和明确。后现代权威则强调说服的艺术性和妥协性。」

传统权威的疲弱，起码在说服能力上面无法比肩于更新换代了的后现代权威：「后现代更关注说服的修辞技巧，把目的隐藏到句法结构当中，能够激发对象的认同心理和情感补偿，暗示其可能获取的价值、意义大于可能损失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把对未来目标事件的回报描述为美好的愿景，而对未来目标事件的忽略和抵抗则赋予其不正当性、不合理性，且这种不正当和不合理的感受是来自于对象本身的情景想像，并延由此伸出了对自我意识或行为的怀疑乃至否定。后现代权威人物表面上伪装成与对象在进行一般的观念交流，与此同时，提示目标事件（即权威者的指令）与对象所关联著的价值和意义，一再重复自己的意见为建设性的、非强制的，并为目标事件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即对象本身的个人意愿，让其能够看到自身在事件当中所具备和发挥的功能，这种「权威者帮助对象寻找自身功能」的过程，就是说服的技巧所在」（引自《齐泽克：笑话对政治正确和种族歧视的消解》文末链接）

性别决定论已经落后时代太久，不适应于多元化社会，在复杂问题的解释上显得十分的疲弱，女性或男性这种单一的决定论自然也就更没有多少言论的市场。女性阶层与经济和国家发展相结合，如果缺乏中间环节的严格论证的话，那么这种带有化约论色彩的认识观念，同样是不完善的，或者说是某类触犯众怒的诡辩说辞。此外，其他类从自然繁衍优选角度和经济收益率角度来试图解释社会学研究领域内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亦是一种诉诸权威或学科化约的思想。

「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又译作化约论或化约主义、分割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还原论是西方认识客观世界的主流哲学观，其理念主要根源于一元论哲学（monism），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东方文明整体观则认为这种认识论只可用于简单事物。」（百度百科）

那么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贯穿微观个体到宏观结构的复杂社会现象而言，其一旦被分割为简单的「女性」、「经济」、「婚恋」和「国家」等碎片，将会因此丧失许多信息而失真，一个简单的性别因素必定无法解释贯穿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矛盾。社会运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因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严重，而这种分割方法向来是传统精英主义的操作惯习。

因此，传统的精英主义大众社会观念，自然也就无法契合多元化社会中的反权威和反主流价值。而与之相对的是，不论是前期演讲中的举例不当、还是事后道歉里欠缺说服力的俞敏洪，并没有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旧性别二元论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处于瓦解的状态，新的性别平等主义正在形成，且可用来解释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社会现象的视角也不仅是局限于性别角度，因为除了性别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读视角，譬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譬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譬如齐泽克关于笑话-性别-政治正确-种族歧视的笑话观点等等。

无可否认的是，女性压迫一直就存在，旧农业社会是家庭压迫为主，现代工业社会则孕育了职业压迫，虽然更缓和且更具有艺术性，可到底还是压迫。譬如广告的作用之一：建构性别认同。例如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和文化学者，珍.基恩伯尔致力于研究女性在广告中的形象，来说明「广告中对于女性的美过于苛求以至于扭曲」的道理，揭露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如图）

当然，除了商业广告之外，活跃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境遇，还包括：琳琅满目的综艺、影视和个人文化创作；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男性主体的阅读观看是其中最活跃的消费行为，以及女性读者的低龄化；网路世界中的身体展示；商业活动、社会活动的表演等等。对于商业因素，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最初是被认为具有平权功能的寄托之一，依靠其消费原则来一视同仁，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乐观。虽然国内性别观念还并未上升到多高的政治正确，但人们的危机意识却愈加敏感。

与上述中传统家庭、现代职业压迫和广告改造不同，俞敏洪则是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把女性压迫的顶端拔高到了国家层面的角度。观点虽然惊人，但却只是个人经验式的吐槽，如前文而言，在性别阶层和国家发展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二者间的充分必要性存在逻辑漏洞。俞敏洪对这一点的认识，起码在语言表达上，是不确切的，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其身份标签的多重性和代表性，让人不禁疑惑:性别歧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仍然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涵化力量，是否仍然掩藏在一定数量的所谓成名者中，而有意无意地「言语泄漏」似乎不过是碰巧掀开了社会权力秩序里为数不多的一边小角？譬如那些众多支持、默认、不反对俞言的人们，或许一直就是在强调社会价值观的异化以及随之附加的生活成本？

之所以会出现对俞敏洪言论的容忍、默许、不反对和赞同，应该在于：一是俞言对应了一部分的社会现状；二则是在对应的基础下，人们主动地为其寻求合理依据。女性堕落论更像是打响了「女性话题」的第一枪，而内部言说的精细构造和环环相扣这一任务，则是由广大群众自发参与其中，这些庞大、繁密的工作体量，反倒是与俞敏洪个人没有多少干系。

俞敏洪引起的女性话题探讨，实际上也反映了当代媒介文化中两性互构的认同性问题，粗略地划分，可以认为俞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身份认同的表征，与之相对立的，就必然需要相应的女性身份来完成二元对立的架构。这种对立性塑造的统一体，亦符合罗兰巴特式的神话学描述。神话是一种思想及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神话的目的在于把历史意图合理化，把偶然事件永久化，根本上还要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神话意义便是在于建构世界上每一事物的对立面，神话思维是发现对立面并用神话模式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象征性地缓和矛盾。换言之，「女性堕落说」乃至其他任何一种类似的主义说辞，都是一定意义上，把压迫关系合理化，用立靶待射的方式来转移一部分社会矛盾，要么夸大社会繁荣制造幸福印象，要么编织社会危机来实现利益均沾。

认同性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能够协助人们在世界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并限制其思想和行动范围。媒介文化建构了四种认同：阶级、种族、性别和时尚。其中，考虑到男权主义的社会话语环境，文化建构一般是倾向于传统的性别认同，例如各类节目、商演中的观赏者（男）与被观赏者（女），物化强化了被观赏者的女性价值，而突出的身体展示也会干扰性别认同，甚至于同性认同感的紊乱，中性则是女性试图重设自我形象、力图摆脱束缚的尝试，这种相对的独立或许与建构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谋。身体作为沟通机器，被吸纳如文化当中，同归塑形来表达文化结构和文化认同。不过，从另一角度而言，女性也可以用身体来抵抗外界的文化期望，当然了，这种抵抗性可能是很有限的。

笔者私以为，由于中国不同时空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存在地域差、阶级差等情况，所以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认同并行于不同的人、事、物上面，对立程度、分布程度各有差异。因此，不管是俞敏洪个人，还是其他支持、反对的人们，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就进行著社会观的磨合。俞老板表露出了传统社会的角色认同，即男女角色固定、稳定，这在当下还大量存在，这也是俞言出口的社会依据之一；而反对者们则认为社会的认同性是动态的多样化的，除了性别角色还包括职业、社区、组织角色等，更关注与外界的联动，重视展示、阐释自我；还有一部分人，尽管注意到了传统和现代的阶段性认同，但受制于个人发展的差异，已经提前开始预演向了后现代认同，即片段而不关联的，缺乏主体存在感的认同，亦或可指认同性的消失。后现代主体者们的内爆与后现代文本的表浅、平面不无关系，一些社会学者、教育家等群体出于维护社会结构性的需要已经开始批评这种缺乏实质意义的文化废墟。

老俞或许窥视到了社会认同性的混乱和危机，因而才会极力主张自己的认同性去维持身份的完整。当然，也可能只是误打误撞，知识经验的输入跟不上输出，这种价值转移的逆差导致了语言上的公关危机。

俞敏洪事件带来的最大实惠，可能就是前文提到的一种警示，即当权威者的傲慢与偏见触到某个公共底线时，会受到普通大众的自觉反制，或者是狙击。这种幕后大众分散游离而前台说话人无所遁形的互动局面，表现了：「互联网时代也存在全景敞视机制,互联网赋权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政府权力进一步加强,媒体权力出现矛盾,受众权力在表现为一定程度行动力的同时又有很大的盲目性。在互联网全景敞视机制中,媒体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政府和受众都有权力发声,同时也被对方所观看。在权力格局变化以及外界观看的压力下,互联网形成新秩序、新约束以及新理性。」

以上

附加：

（简单的传播路径分析，微热点程度，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