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史學研究微信公衆號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埃裏克·範豪特，比利時根特大學歷史系經濟史與世界史教授，歐洲科學院院士。1959年生於比利時蒂倫豪特，1989年獲比利時根特大學博士學位。現爲根特大學歷史系經濟史與世界史教授，“社區、比較與聯接”多學科世界史研究組組長以及根特全球研究中心理事會成員，同時也是美國哈佛大學魏德海全球史項目、賓漢頓大學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中心和荷蘭烏得勒支大學的客座研究員。曾擔任荷蘭人文社會科學前沿研究所駐所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經濟與社會歷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社會經濟與文化研究所的兼職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爲農村史與農民史、世界史、全球史與世界體系分析、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家庭策略史、歷史統計及歷史信息系統。目前正圍繞農村勞動力如何在迥異的空間、不同的時間謀生並組織其社羣這一主題展開研究。他在這些領域發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原文出處：《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內容提要：自2011年秋季學期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組織“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延請當代國內外著名學者圍繞中國與世界的“農政變遷”、“發展轉型”兩大主題闡發其卓越的研究與思考。這一系列講座包容社會科學研究的多個學科、多種分析視角、多類主題，對於全面認識與理解鄉土社會的歷史傳統、現實處境與未來前景，富有啓迪。本文即爲其中之一。

　　“農民不是世界歷史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社會變遷的力量，哪怕他們從屬於一個經常將他們遺忘了的社會。”

　　我最近正在編寫《世界農民史》。研究農民的世界史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因爲一萬多年來，佔世界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改變了這個世界。在農業革命之前，狩獵和採集社會最多隻有1000萬～1500萬人；17世紀進入工業時代後，世界人口開始超過了10億，有的生活在農村，有的生活在城市，但城市主要依靠鄉村而存在；19世紀以後，農民的生產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他們依然存在並代代延續。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研究的社會背景——社會科學的三個悖論；第二，研究的對象——農民的勞作及其世界，其中，勞作是農民謀生的方式，世界是農民所創造的環境；第三，研究主體——農民體制（peasant regime）與農民轉型（peasant transformation），這兩個概念構成了整個故事的主線，有助於瞭解世界的變遷與轉型；第四，農民總是從屬於更廣闊的社會體制，或被收編（incorporation）、或被同化（assimilation）抑或進行抵抗（resistance）。在那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這一切爲什麼、在什麼時候以及以怎樣的方式發生？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只有關注農民、土地和勞動力體系，才能把握住農民生存的核心。以上這些方面正是我編寫《世界農民史》的思考框架。

（一）全球現代化將通往一個沒有農民的世界？

　　《世界農民史》關注了社會科學的三個悖論。第一，人們認爲，全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將是一場勝利的革命，農村社會和農民最終將從這個世界消失。這場革命在有些地方開始於19世紀，在有些地方則到了21世紀才起步，但它真的會通往一個沒有農民的世界嗎？當我們討論農村社會的命運和未來時，經常會用到三個主要概念——農業、農村、農民。如今，隨着“去農業化”（de-agrarianization）趨勢的出現，農業部門在經濟組織中逐漸失去了重要性，農業衰落了；農村人口不斷減少，而住在城裏的人越來越多，農村衰落了；以農民的身份和策略謀生的人越來越少，農民的生活方式也衰落了。這三條線經常纏繞在一起，所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衰落通常呈現的是同一個故事。我並不否認農民的衰落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到來，因爲它確實存在，但我們需要用辯證的方式來看待這一過程。

　　全球化理論認爲，所有因素最終將帶來一個更爲趨同的現代化世界，但事實並非如此。也許有人認爲，歷史發展的數據證明了城市化世界的勝利。2006年，城市人口在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從表1我們還可以看到，農村人口在1950年還佔70%，但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降到40%，且幾乎在所有地區，農村人口都只佔少數。但城市與農村的人口數並不完全等同於農民與非農民的人口數，因爲並非所有居住在農村的人都是農民，也並非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都不是農民。

　　實際上，2010年農村的絕對人口數量還有34.2億，但1960年全世界人口也不過34億。也就是說，如果看百分比，農村人口的比例的確在減少；但如果看總數，你會發現農民並沒有消失，而且他們的存在還會存續較長一段時間。

　　再者，如果看農業人口而不是農村人口，那麼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爲FAO）的數據也可以證實我的觀點。根據它們提供的數據，在人口比例上，從事農業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經從20世紀中葉的2/3降低到如今的1/3；但在人口總數上，現今還有13億人以農業爲生，據估計另有13億人以農業作爲收入的補充來源。因此，農民並不是舊時代遺留的細枝末節，而是迄今爲止最大的社會羣體，且絕大多數居住在南半球而不是北半球。在這20多億可以稱之爲農民的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大農場主，大概有95%是小生產者。很多人誤以爲世界的糧食主要是由孟山都等大公司生產出來的，但實際上我們所消費糧食的70%仍是來自於小生產者。

　　因此，一方面我們感受到了也看到了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農業、農村、農民的衰落，但也有不少數據表明這些小生產者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不可或缺，這構成了一個悖論。設想一下，如果這20多億農民不再從事農業，他們將何去何從？以何爲生？其次，誰來生產糧食？誰來保障糧食安全？

（二）屬於“進步”理論的歐洲全球化

　　第二個悖論還與全球化有關。以消滅農民爲目標的全球現代化，建立在歐洲成功的發展史和社會樣本之上，一直以來都被視爲一種進步。儘管小農在歐洲有些地區還依然存在，但在世界上最爲富有的西北歐已然銷聲匿跡。對這種“進步”的討論通常有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認爲，如果一個以農民爲基礎的社會要轉型爲現代社會，首先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經濟增長模型來取代行將消失的農村社會；其次，當村莊成爲國家的一部分時，原先受農村社會庇護的農民需要國家提供新的保護方式；最後，在小生產消失的情況下，糧食安全也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加以保證。如果農民能夠被詳盡完備的正式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國家所接納，且他們的生計方式也得到了保證，那麼當權者就可以考慮開放市場，進口食物，而不需要再保護本國的生產者了。

　　第二個維度認爲，以上三點確實在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實現了，但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爲那時歐洲的全球化是在一個受它們掌控、被它們殖民且極不平等的世界中實現的。那時歐洲利用四種廉價的供應品來促成自身的進步和發展——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和糧食：19世紀，歐洲的“去小農化”進程（de-peasantization）爲工廠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豐富的煤礦爲城市提供了廉價的能源；廣闊的殖民地爲歐洲提供了廉價的原材料；受歐洲控制的世界市場爲其提供了來自北美、南美、澳洲和新西蘭的廉價糧食。這些廉價的投入是維持經濟增長與構建社會福利體系的必要前提，但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能這樣做嗎？這一經過檢測的、成功的經濟增長模式，將農民視爲問題的癥結所在，以農民的終結作爲追求的目標，認爲農民拖累了經濟增長，即農民人數越多，農業比重越大，經濟增長就會越慢。但關鍵的問題是，這一模式是否可以應用於全球？我認爲答案是否定的。19世紀，我們對“進步”的追求可以不擔心社會和生態成本，也無需考慮對勞動力的保護；但如今，世界更加全球化，殖民顯然不太可能，要將擴張過程中產生的社會與生態成本外部化則更爲困難。

（三）舊農民與新農民

　　第三個悖論是針對農民漫長的歷史提出的，即那些時至今日仍然靠土地爲生的農民，與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甚至5000年前的農民屬於同一個社會羣體嗎？還能用同樣的框架進行分析嗎？我認爲可以，一方面，農民並不是全然沒有變化，如今靠土地爲生的農民與以前的農民面臨着迥異的情境；但另一方面，現在的農民與過去的農民所遭遇的很多問題是一樣的。比如，關於土地權屬的問題，是誰控制着土地？是農民自己還是其他人？其他人又是哪些人？是地主、國家，還是公司？關於勞動力的佔有權問題，農民能夠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嗎？還是受到地主、國家或他人的控制？或者說農民在多大程度上對自己的勞動力有控制權？在觀察農民的謀生方式時，我們需要不斷回頭思考這些不同的因素。

　　在歷史上，農民是國家的基石。不論是中華帝國、羅馬帝國，還是土耳其帝國、印加帝國，都建立在農民的生產方式和農民勞動的基礎上。如果沒有農業的繁榮，它們都難以爲繼。不僅農業帝國如此，殖民帝國主義最初也是建立在農民勞動的基礎之上。那些認爲資本主義開始於工業部門的看法其實是一個誤解，因爲工業部門的存續和工業革命的產生離不開背後龐大的農業勞動。例如，在工業革命的起始階段，紡織業生產是最重要的工業活動，其根基正是農業勞動生產出的棉花。時至今日，我們卻開始將農民視爲負擔，認爲農民不再是創造財富的力量，認爲他們拖慢了整個進步的進程。我們該怎麼理解這個矛盾呢？農民是怎麼從經濟發展的基礎淪爲了今天的“累贅”呢？在過去，農民一直是農業剩餘的生產者，並將農業的生活方式視作他們的生存策略體系，同時也是糧食體制（food regime）的行動者，是變化的促成者。在很多歷史重要時刻，農民無法忍受剝削，走出農場，走出村莊，來到權力的中心，通過起義尋求社會的變革。今天，儘管農民已經從發展的中心降到了邊緣，但我們依然可以用同樣的分析框架，把他們當成農業剩餘的生產者、謀生策略的組織者以及糧食體制和社會變化的行動者。

　　要理解這些矛盾和農民的處境，最重要的是考察農民的轉型過程，而不是把農民看作是在歷史的某個階段突然出現且一直沒有變化的遺留物。“農民化”（peasantization）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農民的概念，也是世界不同地方的農民用於對抗貧困、邊緣化和進城壓力的一種手段。城市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美好，尤其是非洲和拉美的城市並不是進城農民真正宜居的地方，於是“農民化”反而成爲一種預防滑落至邊緣地帶的可行方案並被沿用至今。這一方案加強了農民的生產和知識體系，並使小規模的農業生產至今仍然是世界生存的根基。在我看來，小農的知識體系是一套用於生產糧食、處理田地、瞭解萬物生長和牲畜好惡的系統知識，是一套讓小農得以生存的知識系統，而不是冗餘之物，並且能夠加強小農土地所有制。今天的農民抗爭，也主要是關於土地和小農的糧食供應體系的抗爭。

　　現今，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們正在藉助農民運動重獲小農的身份。他們反對那種將農民視爲21世紀和現代化的反面的看法，並用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宣稱“我們是農民”，以此來界定自身作爲21世紀公民的身份。這不僅意味着他們要重獲土地，還意味着他們將重獲農民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在現代化看來，農民不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但如今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在挑戰21世紀現代化主題的根基，證明農民仍然存在，且有充分的理由繼續存在下去。目前，世界的糧食體制任由一小撮公司掌控人類的命運，並助長了糧食安全問題。我相信農民將是糧食體制所產生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問題所在。

　　什麼是農民？農民與農場主的區別是什麼？我認爲，農民與農場主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線，二者最大的差別在於，農場主主要以市場爲導向，爲市場而生產，其行動和決策受到市場的規制；農民的生產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也以市場導向，但維持生計是其生產生活中極爲重要的一個部分。因此，農民是勞作於土地之上的人，但並非所有勞作於土地之上的人都是農民，例如，農場工人和農奴都不是農民。

　　農民具備三個特徵。首先，農民通常以家庭爲單位，也因此農民一般被理解爲農戶。農戶家庭中的成員以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完成不同的任務。農民不同於農奴，一般擁有土地，並能夠獲取自己的勞動成果。當然，有土地可種並不等於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農村社會沒有私有產權，而是以集體產權的形式保證每一個農戶都能耕作一塊土地、分享土地上的收益並從他人的勞動中獲益。其次，農民並不是分散的個體，而是以血緣、地緣、業緣等方式組織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在這種村莊共同體中，農戶之間是不平等的，有的農戶擁有更多勞動力，能夠換工；有的農戶資本和役畜更多，可以向他人出借馬匹。這種在村莊內部維繫着農戶生計的生產和交換系統，需要由村莊的體系來保證和維繫。第三，農民只是整個社會的羣體之一，從屬於一種文明、一個帝國或世界經濟體系等更爲龐大的社會組織。農民的部分生產剩餘會被其他社會羣體以租金、稅收、市場交換、國家力量等方式奪去，所以他們也正在被其他社會羣體所形塑。簡言之，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有權耕作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勞動力，還會運用靈活的策略以形成多樣化的收入組合，構成以戶爲基礎的村莊結構，但同時還受制於來自外部的、不受本地控制的、攫取剩餘的結構性力量。這一定義，不僅適用於5000年前甚至7000年前生活在小規模的、以村莊爲紐帶的社會結構中的農民，也適用於今天的農民。

　　要理解這個長期的世界史概念，就必須考察農民的轉型過程。小農階級（peasantry）是被再創造出來的，和其他社會羣體一樣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這個社會過程沿着三條線索再創造了農民自身，第一條線索是農場，因爲農場是農民獲取土地准入權和使用勞動力的門戶，是農戶創造和再創造自身的場所，其中，孩子在這裏出生，收成在這裏分配；它還將維持生計的生產和爲市場進行的商品生產結合起來，將耕作土地、使用勞動力和獲取商品結合起來。第二條線索是家庭和村莊，作爲生產單位的基本社會組織，它讓再生產、人口增長、社會福利、信貸、風險的分擔和保護得以實現。第三條線索是社會羣體階級（social grouping class）。農民臣屬於外部社會階層，可能在各種社會限制條件下以某種方式被收編或不被收編。這三條線索創造和再造了小農階級，也使它成了一個隨時間變化的社會過程。

　　爲了瞭解農民在大多數社會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將社會過程的概念發展爲“社會前沿”（social frontier）。農民總是被收編於一種社會建構之中，但不論這種社會建構是農業帝國，還是全球資本主義，農民都並不處於中心，而是身在邊緣。但這個邊緣也是一個前沿陣地，創造了行動與互動的新空間，併成了農業帝國和全球帝國資本主義擴張的發力點。所以，農民其實被包含在發展之內，而不是遊離於其外，但也可以說，農民並不處在進化的過程中，因爲三分之一的農民處在邊緣並置身事外，並未被整合進生產、剝削和再創造的空間。

　　之所以使用“社會過程”和“社會前沿”這兩個概念，是因爲我想避開危險的“農民本質論”（peasant essentialism）和“農民目的論”（peasant teleology）。前者認爲，任何偏離或有異的農民形態都擾亂了農民的世界，但這是一種非常沒有產出的研究農民的方式，因爲對農民的考察應該和外界的產物及變化相關聯；後者則認爲，農民終將分化爲不同的社會階級，其中，強大者將成爲大農場主，無力者則會成爲薪金工人，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並被視作一種趨勢或歷史法則，但很顯然不是歷史事實。縱觀歷史，農民確實會分化，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分化並沒有發生。所以，觀察創造農民和再小農化（re-peasantization）的歷史過程，反而是一種更有產出的歷史分析方法。

　　農民有時候會消失，但有時候又會重新出現。那麼，他們是如何重新創造或重拾原有生活方式的呢？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今天，我們都能夠看到相同的策略：農民會組織好自己的土地和勞動力，盡力讓家庭的組織方式和農事系統更加多元化，不會完全爲市場而生產，不會只種植一種作物，因爲這樣可能會失去維持生計的保證；他們也不會將產品全部用於養家餬口，因爲這樣會失去來自市場的那部分收入。但這種多樣化只有在農民擁有選擇權和相應的空間時才能夠實現，例如，他們可以說，“這些作物是我決定要種的”“這些產品是我將要出售的”“這些是我要留下的”。如果沒有這樣的選擇權，或者選擇的空間很小，那麼農民也就終結了，或者變成了農場主，完全爲市場而生產；或者找到了別的工作，改變了生活方式。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30～40年間，農民的決策空間確實被壓縮了，多樣化的生存策略也正遭遇越來越多的困難，所以農民雖然不會消失，但卻將越來越邊緣化。

　　我嘗試在《世界農民史》中描述農民變遷的歷史，但我不能只描述世界在10000年前、1000年前、500年前是什麼樣的，因爲如果真是如此，讀者將難以真正理解歷史的變遷。歷史應該告訴人們事物如何生變，否則它就近乎一無是處。要做到這一點，歷史應當有通觀全球的野心。一個全球範圍的故事，首先應該是綜合性的，涉及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應該考慮農民謀生的不同範圍，理解不同層面的互動，關注那些在地方層次之外控制着農民的生活的結構性力量，如地主階級、更高層次的帝國、文明或世界市場；再次，最好能夠比較世界上不同地區的發展進程，並瞭解差異產生的原因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此外，我們還需要從歷史的視角關注全球系統性的互動。19世紀發生在歐洲內外的種種故事不僅是不同地區各自的經歷，也是全球的經歷。現今，歐洲的確消滅了小農，實現了去小農化，但與此同時，歐洲的各個殖民地卻興起了一股強烈的農民化浪潮。例如，在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村落共同體的生產者被迫成了小農，他們得到了一塊土地，帶着家人耕作，然後上交棉花、草藥或其他農產品作爲賦稅。所以，歐洲消滅了小農，但又在殖民地創造了小農。很顯然，要講述這樣的歷史故事，還需要關注全球系統層面上的相互關聯。此種野心或許過於龐大，但這正是我們可以將歷史帶入這種討論的唯一方式。

　　農民體制是農民在某一特定時期組織自身的特定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農民在一定時空背景下實現內部組織以及外部嵌入的方式。每個體制都代表一定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生態力量的制度化，決定了農民內部和外部關係的結構。作爲一個方法論上的工具，農民體制可以用來分析糧食和制度體系，瞭解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如何在不同社會以不同的方式發揮着不同的作用；可以用於確定世界秩序與農民之間不斷變化着的關係；還可能提供一種全球性的歷史比較視角，用以觀察農業帝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態關係。

　　那我們該如何理解歷史、如何理解農民體制的概念呢？歷史上曾先後形成了五種農民體制：始於公元前7000年的村落/城邦社會與農民；始於公元前3000年的農業帝國與農民；始於公元1500年的殖民擴張與農民；始於1850年的帝國主義擴張與農民；始於1980年的新自由主義擴張與農民。每一種體制離我們的時代越近，所經歷的時期就越短。在第一個時期，農民的組織方式十分特別，居住在古代城邦外圍的小村落中；之後，農民被納入了更大的農業帝國之中，比如中華帝國、羅馬帝國、土耳其帝國、伊斯蘭帝國等；緊接着，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第一波浪潮中，農民的身影也依舊不可或缺，例如，在英國的圈地運動中，大量的自耕農失去了土地；1850年後，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農民則爲帝國主義擴張提供了廉價的糧食和原材料；而在如今的新自由主義擴張中，全球資本主義聲勢更爲浩大，全球的農村和農民的生活也被組織得更爲嚴密。

　　農民或勞作於土地之上的人之所以成爲全球經濟鏈條中的一環，是因爲他們被收編，或是被同化了，當然也可能有反抗。農民創造了歷史，但他們並不是處在權力的中心，而是作爲邊緣羣體創造了歷史。就算偶爾進入了權力的中心，他們也很快就會把中心的位置讓渡給其他新的力量。此時，這些新的力量又會像從前的力量那樣繼續剝削農民。但無論如何，農民生產了糧食，創造了糧食剩餘，使社會體系（農業帝國和資本主義社會）得以開疆拓土，所以農民改變了歷史，並供養了所有的社會體系。在擴張過程中，它們還收編了新的工人和農民，其中很多又是農民的子女。儘管農民成了這些體系的一部分，且絕大多數時候處於邊緣地帶，但他們總能創造自己的生存方式，開闢新的前沿領域，並由此帶來內部的新差異。因此，農民不是世界歷史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社會變遷的力量，哪怕他們從屬於一個經常將他們遺忘了的社會。

　　在漫長的歷史中，舊有的農業帝國擴張的模式早在5000～7000年前就已經存在，在18、19世紀之前在世界上很多地區仍然占主導地位。16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在歐洲開始興起，並逐漸取代了農業帝國模式的主導地位。農業帝國只要求農民交出剩餘物的一部分，但從來沒有試圖重新組織農民及其生產方式，而全球資本主義則徹頭徹尾地改變了農村，改變了農民耕作和組織勞動力的方式，還改變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所以，農業帝國和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對農民的收編方式更爲間接，並且是一種徹底的收編，使整個農村都被商品化了。爲什麼這一區別如此重要？農業帝國中的農民一直都有處可逃，特別是當帝國解體、走向衰落時可以選擇逃走，儘管最終可能被另一個帝國吸納，但至少還有逃離原來帝國的可能；但資本主義讓人無處可逃，因爲它完全改變了農民的組織方式，完全重塑和重新組織了農村。今天，如果農民要逃離資本主義體系，就必須改變他們已經被商品化了的整個社會關係。

　　這一歷史性的轉變緣起於漫長的16世紀。一開始這種收編是區域性的，而不是全球現象，且主要存在於歐洲以及拉美。在圍繞着資本主義中心的北海和拉美，小農階級並沒有被抹殺，而是被再造出來，併成了前工業體系的一部分。這一原本緩慢的進程在新一輪帝國主義擴張的進程中（1850～1950年）被大大加速了，帝國主義的企業將歐洲各國以及亞非殖民地的農民都吸納進來，並從頭到尾對其進行了重新組織，於是農民勞作於土地之上的生產方式及其與土地的聯繫全部被重組。如今，新一輪的收編又在進行，試圖將農村剩下的部分進一步吸納進來，但採用的方式和我們過去所見到的方式存在很大差異。以前，國家通過重製土改方案、准入權和公民權，重新組織資本主義和鄉村社會，體現了一種國家主導的收編形式；但如今，國家在後退，市場在重新界定農民，而農民則不得不去小農化，或者根據市場重新界定自己，體現了一種市場主導的收編形式。對農民而言，市場是那些控制了農業投入的大公司，它們不僅控制了化肥、種子、技術等農民無法唾手可得的東西，還控制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和價格。如今，我們的消費者甚衆，而公司卻屈指可數，並規定着我們的所作所爲。

　　農民體制的遊戲規則在新一輪的全球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發生了重大改變，因爲這一輪擴張的剝奪與土地和勞動力商品化的浪潮真正改變了農民。曾經，農民是對土地和勞動力有直接准入權和支配權的人，但如今，資本主義已將土地和勞動力都商品化了，並使農民受到了深重的影響。

　　如果你想要了解農民的世界史，並回答“農民—土地—勞動力體制”的問題，就必須瞭解他們在不同時期是如何與土地和勞動力相聯繫的，瞭解我們如何從之前只剝奪農民剩餘的農業帝國，走到了今天重塑農民生產方式和重組農民生產組織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之路。如果要研究農民，我們不得不問：農民真的存在了5000年嗎？100年前的農民是這樣的嗎？現今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哪些關係？誰能夠決定土地的准入權？誰又能決定農民的勞動力？農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使用自己和家人的勞動力？誰決定資本（如信貸）的獲取權？孟山都等大公司正在試圖將知識商品化，先奪走了農民的知識，又將外來的知識作爲一種商品賣給農民，我認爲這是對農民生活的又一種圍堵。

　本文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第57講的錄音整理而來。講座的英文主題爲：“Into Their Labors:A World History of Peasants”。錄音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汪淳玉副教授整理與翻譯，翻譯稿由博士生王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