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宮崎駿已描繪了(既是字面意思上的描繪,也是比喻)錯綜複雜的想像世界,兼具美和精巧的複雜性。他的動畫、漫畫頗為有效地凸出了自然背景,諷刺的是,大部分觀眾很難看到林中樹木。(注3)很多人著眼於他早期的一些環境「信息」和生態主題作品,馬上把娜烏西卡定為「為生態而戰的公主」,而藝術家則是「環保主義者」。宮崎駿堅決抵制這些標籤,而他如此抗拒的理由則很複雜。
儘管宮崎駿許多作品的意象,描述手段和故事線明顯直接地受到他自然和生態學知識影響,他很難理解藝術家作品被轉向政治目的、並迅速降格為口號是多麼快。20世紀80年代,電影版幽靈公主「在日本成了生態運動的旗手」(如一位採訪者說的),那以後,宮崎駿發現觀眾往往喜歡從他的影片中找些淺顯的教益,而這種趨勢有損於他打算表達的更曠闊的審美視野。(注4)他不安地發現,自己處於這麻煩而不虞的後果中心。現在他避免公開聲明他的環境觀念,以防「被指為政府指定生態標誌」。
宮崎駿對環境的看法反映了他的藝術與審美哲學以及他的倫理、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的深刻結合。他和高畑勛堅持,他們不會有意識地製作「信息」電影,無論電影的主題為環保或其他。這樣有悖於他們對電影製作過程的有機性的信念。一部以「人類的命運」或明顯生態目的為特定宏觀主題製作的電影,「就像呆立的枯乾肥碩圓木。我們所需要(作為我們劇本的場景)的是一種活物,有健碩的根、堅固的樹榦和樹枝。」宮崎駿評論說。
在宮崎駿的生態美學中,電影通過藝術想像和演進的自然過程產生,成長和變化。通過將他的個人哲學和世界觀融合在一起,從他的日常生活所在到電影的世界舞台,他已經學會接受某種有機紊亂,並相信他無意識思維的創造力(他將無意識思維描述為存在於他頭頂的想像空間中的某個地方)。這樣他就可以體驗「由[他進行的]電影製作」,而不是相反。
並且,他的比喻中隱藏著更深層次的信息。藝術對於宮崎駿來說,不僅是一種有機的進程,也是活物(living being)、生體。他沒有在動畫中施加環境觀點或生態價值觀,他不需要。他的電影是他之所為己、所思考、所信仰和呼吸的天然組成。通過他有或無意識的藝術思想,他的努力紮根並發展成為可持續的藝術品。因此,他對「環保主義」標籤的政治和社會意涵的抗拒,以及他對這種過度解讀對作品負面影響的抵制,可能源於他對生態美學哲人的倫理和價值觀的擁護倡導。
納什宣稱「荒野確實是一種瀕臨滅絕的地理種」,提出了七個基本價值,在其上可以建立有效的自然保護:(1)科學價值;(2)精神價值;(3)審美價值;(4)遺產價值;(5)心理價值;(6)文化價值(7)「最後,最不人道中心的荒野利益」。野生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和它們內部的非人生物,它們的存在權與人類可能從中獲得的任何其他價值有別。納什認為,通過制定這些價值,並將自然空間置於發展之外,人類可以習得「恭謙的現世姿態」,作為「生命共同體的一員而非主宰」,尊敬地認識到「荒野是學習對一切生命的謙遜,依賴和敬畏的最佳場所。」
納什深刻地認識到,他的自然倫理可以被解讀為對現代文明,即「唯物主義,功利主義,經濟發展(growth),主宰支配(domination),階級制度,剝削利用」,對於荒野的文化規範、態度和信仰的「顛覆」。深信發展和「保存荒野是不相容的,」長期以來他一直意識到,將他提出的道德話語轉為現實行動的過程艱難、有爭議、且緩慢。重述約翰肯尼迪最喜歡的故事:一位正在構思果園樣式的中國古代君主了解到有一種樹百年不結果,納什的結語呼應了「賢君」對此的回答:「如此,早上便種下它!」
和納什一樣,宮崎駿也很清楚自然描繪和描述(natural depiction and description)中的文化遺產。他對日本中世紀捲軸畫,摺疊屏風和浮世繪風木版畫中的鄉村生活景觀和細緻場景深表欣賞。同樣,他意識到日本的環境歷史與西歐北美相似。在他一生中,日本的快速現代化將自然壓榨至極限。正如他本人從對於該主題的閱讀,特別是從克萊夫·龐廷的《綠色世界史》所了解到的,人類文化範式棲息於對人類而言的新地域,他們利用該生態系統的自然資源進行技術性發展,無節制地消耗維繫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珍貴環境。縱觀星球史,這是一個循環往複的悲劇主題。
龐廷的介紹性章節(第一章)《復活節島的教訓》給了同為島國的日本深刻的實例教訓,但更深刻的是,他對人類棲居對於我們的星球這個「淡藍色點」的後果進行了深刻而憂慮的比喻。——人並非島嶼,但每個人基本都生活在一個島嶼上。與龐廷的生態歷史故事背後的道德考量同樣至關重要的事實是,簡單的懷舊無法讓我們回到過去的簡單農業生產,以緩解對環境的工業損耗所造成的危機。諷刺的是,正是農業本身的發展及隨之而來的定居生活,使人類社會越來越依賴於它;這種社會結構導致了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在龐廷看來,發現因果關係,認識到其不可逆,可能是尋求人類需求和自然資源可持續平衡的重要的第一步。
宮崎駿的環境哲學借鑒了龐廷的文化的審美表徵和歷史與自然世界的互動,並且與納什的荒野倫理的七個價值產生強烈共鳴。首先,他的作品和文字承認了科學研究對自然世界的價值。娜烏西卡曾探索那片有毒的森林(腐爛之海),憐憫地嘗試研究其中的植物和土壤,以便能理解它們並嘗試發現祛除其毒性的方法;這樣的情節流露出他對人類對於自然事物的好奇之美的賞識。他也意識到自然研究可能提高我們對生物學現實的理解,諸如生物與環境的深層聯繫,以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必要性。例如,他自己研究了中尾佐助(なかおさすけ)的「闊葉常綠森林文化」概念和日本農業史,特別是存在問題的水稻種植,牢固了他的觀點,即必須保護古老的森林和未開發的生態系統。
在文化和歷史層面上,宮崎駿也敏感於日本民族的歷史和身份與一些神聖的自然坐標(「文化氣候」)密切相關的事實,例如「北海道知床半島的原始森林」和中尾所描述的中國南部和東亞的延伸森林地區。在他的動畫中,宮崎駿經常通過懷舊的,對於歷史抉擇的描述來表達這種自然地理意義的重要性,例如《天空之城》的開頭和娜烏西卡開頭的掛毯,所描繪的場景揭示了人類存在中已發生的技術發展和失敗的周期循環(下圖)。這種視覺表現告知了觀眾事件和行動的無從避免的趨同,從而造就了特殊的危機,此時人類與自然的命運相交織,處於搖曳的平衡中。我們曾愛過這些養育我們的所在,但我們因生來的智慧和肆意地成長毀了他們。也許在這寧靜的山谷中,抑或在這個高山草甸上。也許,這次我們可以尋得一種方法,既不失自護,又可使我們對環境敬畏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