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戰略」是指基於本國地理因素、地緣政治地位和地緣經濟地位的國家對外戰略。國家地緣戰略需要根據其所處的國際環境變化和自身發展需要而進行調整。　　（一） 東西方之間的中國　　古代中國人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自漢代始，「中國」的名稱含有「正統國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統攝八荒。但各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國號，直到滿清王朝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中國」才成為正式國名，「中華民族」才成為中國人的通稱。　　西方列強和日本侵略中國後，自視為「中央之國」的觀念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歐洲中心論」影響的「東方」、「遠東」、「東亞國家」的身份認同。日本侵華期間，大力在中國灌輸「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二戰後直至今天，美國、歐洲主要國家和俄羅斯的外交和國家安全部門都把對華關係歸口到對東亞關係的框架內來處理。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是「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部分。毛澤東1957年做出了「東風壓倒西風」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佔據絕對優勢的論斷。「東方」變成了同社會主義相聯繫的地緣戰略概念。　　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成為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毛澤東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戰略主張，隨後又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告別了冷戰初期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地緣政治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指出：「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這裡的「東西問題」指的是蘇美爭霸，中國並沒有在東西方之間選邊站。　　「東方陣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解體，原來意義上的「東西方關係」不復存在。但「東亞」仍然是中國的主要地緣歸屬意識。直至今天，對中國軍事安全的主要威脅仍然來自東亞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單個國家而言，中國最大的三個貿易夥伴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其同中國雙邊貿易額遠超中國其他貿易夥伴。也就是說，中國的安全關注和對外經濟交往均集中於「東方」。一旦安全形勢惡化，其經濟政治風險不言而喻。　　近十幾年來，儘管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仍在快速發展，但「一體化」勢頭明顯受阻。東亞各種組織機制疊牀架屋卻缺乏主導和方向，建立多邊安全機制的努力幾乎毫無進展。東亞峯會加進了美、俄、印、澳、新（西蘭）五個非東亞國家之後，已經名不副實。近年來世界政治經濟重心向整個亞洲大陸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匯處轉移，而不是僅僅向東亞轉移。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國對中亞、中東、非洲能源資源需求的持續擴大，中國同俄印兩大國經濟和戰略關係的加強，亞歐內陸地面與空中交通的快速發展，上海合作組織和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的日益活躍與亞歐會議的擴大，都促使中國地緣戰略定位必須超越東亞，面向整個「大周邊」，向亞歐大陸的中心靠攏。　　亞歐大陸是地球上的「世界島」，是全球政治、經濟、人口、自然資源分佈的重心。歐盟是「一洋一陸」的力量中心，美國是「兩洋一陸」大國，而中國是「西方」的歐洲與「東方」的美國之間的「一陸一洋」大國。中歐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　　（二） 南北方之間的中國　　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關係被稱為「南北關係」。中國在地理上應被視為「北方國家」，但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都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　　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2049年建國百年之際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經濟意義上也就是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從1978年算起，中國現代化長徵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時間。可以預料，當中國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之時，世界上的南北鴻溝仍將存在。　　今天的中國雖仍然具備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特徵，但在若干方面已經同大多數南方國家拉開了距離。第一，中國經濟規模、發展速度和潛力遠遠超過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遠高於其他四個「金磚國家」之總和。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3萬億美元，是其他金磚國家總合的三倍，穩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激增，環境污染嚴重，需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　　第二，中國在人口結構上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形成鮮明的反差。南方國家人口普遍年輕化，而中國老齡化問題則日益突出。在社會政策方面，中國同發達國家共同關切將越來越多。　　第三，中國的經濟結構同大多數南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大多數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高度依賴自然資源，而中國則已成為第一製造業大國，需越來越多地進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國製造業正處在「前阻後追」的境地：前有發達國家佔據產業鏈高端和先進技術，力推製造業復興；後有許多後進南方國家以低成本生產優勢發展製造業的追趕。　　傳統觀念認為，只有打破和消除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掠奪和剝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才能縮小南北鴻溝。中國歷史經驗表明，這一觀念是有缺陷的。在現存國際秩序中，只要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中國過去長期堅持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近年來進行了修正。2011年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提法是「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三）中國的戰略大棋局　　今日中國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說是「非東、非西、非南、非北」；換一個角度，又是「亦東、亦西、亦南、亦北」。中國處於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擁有與眾不同的文明傳統，是在人類歷史上承前啟後、承上啟下的名副其實的「中間國家」，「中央之國」，是縮小南北鴻溝的「橋樑國家」。比之於古代華夏秩序裏的「中國」，今日中國的視角要寬廣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據這樣一種全球定位來設想中國的戰略大棋局。　　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說，「歐亞大陸是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亞歐大陸是中國同美歐日俄印等強權長期競爭合作的大舞臺，中國應充分利用千載難逢的「中間國家」地位，以地理意義上的亞洲（而不僅僅是東亞）為地緣戰略依託，承東啟西，承南啟北，縱橫捭闔，在亞歐大陸乃至全球下一盤更大的棋。　　從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調整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等計劃，可以清晰看出美試圖掌握亞歐大陸政治經濟資源、遊戲規則、國際話語權的深謀遠慮。美在東亞「攪局」，中日政治關係、朝鮮半島安全形勢、南海島嶼爭端同時陷入僵局。美日等國合力牽制中國在東亞的戰略空間拓展，使「東亞共同體」的設想愈發遠離現實。　　中國西部境外的地緣政治形勢同東亞大不相同。東亞的不安全因素主要來自國家間矛盾和大國戰略競爭，而中亞、南亞、西亞、北非的不穩定因素更多地來自各國的內部政治糾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國內和跨國問題。大國在這些地區發生直接對抗與衝突的可能性很低。這些地區能源資源豐富，市場巨大。從整體看，中國同西部境外國家的經貿合作發展速度已超過同東亞各國合作的發展速度。同美日等在東亞周旋，同時眼光望向西邊，「東穩西進」，可成為中國「大周邊戰略」的基本態勢。　　「大中東地區」是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很可能處在不穩定狀態，甚至出現愈演愈烈的國內衝突、地區衝突。這一地區的動亂如不加以控制，必將禍及中國，影響中國能源資源供應、經濟權益，乃至西部民族團結和國內穩定。故中國不能作壁上觀，而應以各種手段加大在巴以衝突、伊朗、敘利亞、阿富汗等地區熱點問題上的話語權。還應加強與有關國家的安全合作與軍事交流，為有朝一日中國不得不動用軍事或準軍事手段維護本國權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綢繆。　　中國應積極開發建設從中國東部港口起，穿越亞歐大陸，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陸橋」。同時，在構築海洋戰略時要超越傳統的陸權思維，即不能把眼光侷限於中國近海，而應加強國際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暢通和海上安全。中國在孟加拉灣、波斯灣、紅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鏈」式的若干艦船補給基地（而非永久性軍事基地），是理直氣壯的事。環印度洋地區應成為中國地緣戰略大棋盤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應以自己在南北關係中的「中間地位」為基礎，利用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研發資源乃至政治資源和人脈關係，推動中國「走出去」的企業向國際化和產業鏈的高端發展，在發展中國家形成更大的投資規模，讓利益攸關方分擔政治經濟風險。開發能源資源，投資於基本建設和其他項目，需要考慮不同地區與國家在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勞動力成本、技術能力、政治和社會穩定性方面的相對優勢，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全球地緣經濟戰略。　　大國外交的精髓在於準確審視和充分利用國際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於本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已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地位，可以積極主動地在世界大國和地區強國之間「謀勢」。應當拉近而非疏遠同俄印日美等大國關係的距離，將同它們的關係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運籌，並分別規劃中國對世界各大區域的地區戰略，把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發展問題結合起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繪製包含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技術等因素的「戰略地理圖景」，構築「和平發展大戰略」。同時，必須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謹防虛驕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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