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微信號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峯

這是一個系列的文章，共有四篇，這是第一篇。文章發表於2018年1月29日，文章涉及到老齡化、城市化、實體經濟等諸多問題及其見解。文章格式數據圖片等未做任何修改。

原文如下：

這是今年的首篇。

往年這個時候，我們都會以一個主題作為切入點，去了解世事背後的邏輯，提供可作為中長期思考的思維模式。今年，也不例外。

每個集體性思考，都始於眼前的具體問題。大多數人，無論貧富，在今天都更加受到互聯網傳播的影響。互聯網加速了觀點的聚焦，集體情緒更易造成各種波動。我很懷疑，人的思考能力能否跟上這樣的速度，而如此形成的觀點和判斷，能否經受時間的考驗。推而廣之，互聯網上喧囂的「民意」，是否大都正確？

大道至簡，常識、邏輯、完整的知識體系和自主的分析能力，是每個人都需要具備的，也是目前這個「偽AI時代」最缺乏的。舉例而言，最近媒體的熱點，集中在一線城市GDP突破3萬億，彷彿趕英超美只在朝夕；又有專家講，一線城市人口規劃過少是錯誤的，是對城市資源的極大浪費；還有人說，粵港澳大灣區堪稱世界第一；更有數據轟炸，論證六省如何供養一國。這些文章或是輔以大量圖表，或有「title等身」的大V加持，可謂賞心悅目。普通人面對這樣的輿論，一般只會記住結論，結論越刺激，記得越牢，傳播越廣。以我的觀察，年薪十數萬到年薪數百萬的人羣，對這些結論的判斷力，恐怕沒什麼差別。

出於習慣，我對地產的關心延及到城市化和老齡化這兩個主題，在查驗熱點文章的數據後，毫無疑問的得出了一些不同結論。單純的反駁沒有意義，我希望藉此機會，能從全球視角來看看大都市、小城鎮、老齡化乃至企業發展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文將要展示的。

今年的開篇，就以質疑作為開始吧。

從東京的人口說起

2018年1月8日，攜程董事長梁建章先生和人口學專家黃文政先生，聯名在財新網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大城市規劃留白是浪費土地資源》，對《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提出質疑，認為「將上海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左右，有悖於以人為本的原則，而且嚴重脫離實際，實在是作繭自縛，不利於上海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全國範圍來看，更是浪費了大量寶貴的土地資源」，進而提出上海市的規劃控制人口應當在5000萬。梁先生近年來致力於反應老齡化問題，憑自己的影響力，通過不斷著述，推動輿論聚焦，作為企業家有此擔當，深值稱讚。

但就上文，乃至曾經多篇文章中，梁黃二位先生都將東京作為與中國一線城市對標的都市，不只一次出現了「東京都市圈3700萬人口」這一數據。一般來講，大多數人看到這樣的數據不會質疑，也無從質疑，既不會考慮「東京」和「東京都市圈」竟然有所區別，也無從知道東京都市圈竟然有「一都三縣」和「一都七縣」的區分。

事實上，日本首都圈的擴張，經歷了三個階段。1950年，日本頒布《首都建設法》，提出以東京為中心，在半徑50公里範圍內開展建設。1956年頒布《首都圈整備法》，提出以東京都心向外延伸100-120公里，總面積2.6萬平方公里，包括東京都及神奈川、埼玉、千葉三縣全域，以及山梨、羣馬、櫪木、茨城縣部分。1965年頒布《首都圈整備法改正》，將首都圈擴大到一都七縣全域。而目前日本官方認可的首都圈，或者日本學界提出的所謂「關東大都市圈」（Kantō Major Metropolitan Area），都是指一都七縣全域。根據《日本統計年鑒（2018）》和北上廣深四座城市已公佈的2017年統計年鑒，四個城市的數據對比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通過上圖，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到，中國的城市，完全是行政區劃的概念，城市與都市圈並沒有區別。而東京都和東京都市圈，完全是兩個概念，東京都是行政區劃，而東京都市圈則突破了單一行政區劃的限制，具有城市功能和統計上的意義。事實上，這種區分在他國是常態。可以橫向比較的是，東京都面積2,106平方公里，承載了1,343萬人；上海市面積6,340平方公里，承載了2,415萬人，這是否意味著，三倍面積於東京都的上海市，人口也可以是東京都的三倍呢？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梁建章先生所謂上海5,000萬規劃控制人口的「理論推導結果」。

我好奇於「東京都市圈3,700萬人口」這個說法的來源，終於在wikipedia的Tokyo詞條找到了3,780萬這個數據，來源於聯合國發布的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我猜測，這應當是根據日本首都圈曾經所謂一都三縣口徑的統計，根據《日本統計年鑒（2018）》，一都三縣的人口為3,355萬，如果加上另外四縣的局部，差不多可以湊齊3,780萬。但需要了解的是，一都三縣的面積是13,373平方公里，而不是東京都的2,106平方公里，這還不包括另外四縣的局部。所以，無論用哪個口徑，都無法得出東京能在6千餘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載5,000萬人的結論。

正相反，東京一都三縣卻是以兩倍於上海市的國土面積，承載了不到兩倍的上海常住人口。更進一步，目前日本關東大都市圈的4,181萬人，是靠一都七縣3.6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去承載的。所以，東京的確沒有可供上海承載5,000萬人的參考經驗，如果非要說有什麼經驗的話，那就是以3.64萬平方公里去承載了4,180萬人，這差不多與上海、杭州、蘇州、常州的國土總面積和所承載的人口總量類似。所以，如果以整個長三角作為考慮，何須糾結於某個城市的自大呢？日本首都圈真正的經驗是什麼？我認為，恰恰不是某個行政區劃城市（municipality）的自我加壓膨脹，而是從產業和環境資源稟賦出發去考慮行政區劃之外的城市功能擴張，而國土面積的巨大差異，更是一個需要時時考量的基礎問題。

為了進一步看清日本的情況，我整理了日本11個大都市圈（MMA）的數據（點擊查看大圖）：

可以看到，日本11個大都市圈覆蓋了日本72.02%的人口，11個大都市圈生產總值（Gross Metropolitan Product，GMP）佔日本GDP的82.51%。如果更為聚焦的話，僅是關東、京阪神和中京前三大都市圈，就覆蓋了日本55.41%的人口，GDP佔比高達63.99%，而它們所佔國土面積，僅為全日本的21.27%。

表面上看，這是集約化發展的優秀案例，在少量國土面積上集中大量人口，促進生產力的提高，或許這就是很多學者（包括梁建章先生）所認為的，超大型都市有利於人才的集中和經濟的發展。但現實的另一面卻是，由於日本核心都市圈資源過於集中，形成強大的人口虹吸效應，從日本各都府縣的人口統計分冊中，可以明顯的看到，在全日本的人口數量均呈下降趨勢的背景下，三大都市圈核心區域仍能保持增長，而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區，下降幅度則尤為顯著。也就是說，老齡化並不始於大城市，而是始於人口流失的小城鎮。而離核心都市圈越遠的地區，受惠於核心都市圈輻射的可能性越小。這也正是中國目前正在開始經歷的。

其實不難理解，個體永遠都會用腳投票，去向資源和機會更多的地方，如果這樣的地方越少，人就會越集中。而大型都市帶來的生活舒適感、優良醫療條件和高昂生養成本，使得不婚、晚婚成為常態，少子、丁克普遍被接受，大都市的老齡化又迫使需要進一步虹吸外圍人口來補足，進而加劇外圍的老齡化。日本由於文化和語言因素，吸納移民的空間很小，所以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坦率的講，我不認為單純靠政府補貼就能實現生育的逆轉，現實的情況是，歐洲的生育補貼大多由東歐和中亞移民享受，寄希望於移民來解決人口問題的政策，又帶來了移民與本土文明的衝突，這是今天西歐各國所面臨的現實。歐洲許多國家與日本的共同之處在於，國土面積狹小、大都市少而集中，資源聚集又加劇了外圍的老齡化問題。但也有不同的情況，例如同樣需要面對老齡化且受困於移民問題的德國，經濟實力依然強勁，我們或許能從德國的數據中發現一些原因（點擊查看大圖）：

如圖所示，德國國土面積並不大，但人口和經濟產值並不集中於少數兩三個超大型都市圈，最突出的萊茵-魯爾地區，人口和GDP佔比都在15%以內，其餘都市圈的人口和經濟產值較為均衡。更需看到，佔據了68.49%國土面積、覆蓋了61.63%全德人口的十大都市圈，GMP佔比只有接近50%，這也意味著，有超過50%的經濟產值是由十大都市圈之外的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去創造的。這也意味著，從區域經濟的視角來看，德國的發展遠比日本更為均衡。也正是這個數據，促使我去挖掘德國大中小企業分佈情況，以探求更深層次的原因。在後文中，我們將會集中涉及。

其實，與其直接參考其他國家都市圈的人口、經濟數據，不如思考，這些情況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在本文通篇思考過程中，人口、國土面積、經濟產值和企業分佈，是四項關鍵指標，這些數據，也的確展現了不同國家有所差別的城市化經驗和經濟佈局情況。

值得小結一下的是，在討論城市發展這個話題時，一定要落地於每個城市具體的實踐，瞭解其歷史和每個時點真實的需求，橫向比較時應當對數據背後的真實含義多加辨別。在城市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中，大量問題出在統計口徑的不一致，進而導致結論的千差萬別，最終使決策失當。

接下來，我們將完全跳出國內不同城市之間看似亢奮、實則無聊的GDP比較，從全球的視角來重新認識城市與經濟的關係。

（下一篇：《大都市與小城鎮——都市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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