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愉的精神：羅蘭·巴特最後十年的思想 2015年02月27日 10: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2月27日第707期 作者：張靜法國結構主義是20世紀以來最有生命力的西方理論源泉之一，也是迄今為止仍然活躍在西方理論界的思想支柱。結構主義者中，羅蘭·巴特獨樹一幟，他個人意趣所帶來的真知灼見、他細膩的藝術敏感度和關注社會現實的態度，以及有意識地與學院派思想保持距離等，都吸引著諸多學者對其思想進行探尋。關於羅蘭·巴特的研究始終是國內外學術界富有生命力的話題，研究領域涉及廣泛，研究態勢十分活躍。除了法國，其他各國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著作問世，大學論文中依然流行著巴特的語言。時至今年——羅蘭·巴特誕辰100周年，關注他的思想圈還在不斷擴大。

最後的轉型：從科學到文學與巴特前期較為保守的符號學階段相比，他最後十年（1970—1980）的思想是其意趣和性靈的真正體現。無論是在語言學、文化研究、藝術攝影、文學創作還是哲學領域，他的思想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斷被後世學者引用和闡釋，其影響可以清楚地表現在此後許多作家的創作中，比如菲利普·索萊爾斯、安伯托·艾柯、米蘭·昆德拉、托馬斯·伯恩哈德等人。對於巴特本人來說，後十年是其從符號學時期成功轉型到個人氣質的新階段。他的思想借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拉康的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尼採的批判意識等多方糅合後進行全新解釋，他的表達魅力在於他先天的秉賦和個人趣味，和某個或某派哲學家都無明顯瓜葛。巴特的文本大都重視自我心靈和感受，將寫作當作生命的延續和熱情，其獨具一格的文本觀融入身體倫理和主體關係，片斷式話語為文學新批評的發展開闢了更廣闊的領域。巴特的後十年涉足社會學、語言學、藝術學、哲學、文學或精神分析等多個領域，似乎很難為其多重身份和多元的研究方向定位。不妨說，巴特已經放棄了早期符號學和科學主義的幻想，轉而投入自我身心和個人意趣的抒發，以一種充沛的歡愉精神貫穿文本，闡釋薩德、傅里葉、羅耀拉的熱情形象，詮釋布萊希特、愛森斯坦、戈達爾等先鋒藝術，回溯日本烏托邦的身心滿足，撰寫歡快的片斷式個人傳記，同時還把向來默默無聞實則重要的讀者角色，推向一個明朗化的顯要地位。尤其可貴的是，巴特嘗試擺脫學院化的文學批評禁錮，用一種溫和的方式，開闢了有別於傳統心理學或美學批評之外的新批評話語。他闡述的有關文學的現狀和未來、他所推崇的前衛風格、他所欣賞的藝術品位，這些經常和傳統觀念背道而馳的見解，為20世紀寫作如何轉型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意見。由於他抒發的觀念，使得寫作行動和社會行為之間的關係才真正明朗開來。文本的愉悅：身體倫理學首先，巴特的最後十年是以「歡愉」之心投入寫作和創作文本的。巴特沒有將歡愉作為一種道德倫理來對待，而是將歡愉和身體相聯繫，將這種歡愉精神深深植根於自己的身體深處和文本內涵。巴特的寫作，不是文本產生出歡愉，而是歡愉生產了文本和文本理論。他試圖在寫作中體驗普遍化和理論化的歡愉，遂將文本作為闡發的對象使身體的歡愉有一個合法化的理論陳述。而且，巴特的這種歡愉不是一種集體狂歡，也不是福柯式的高峰體驗以致放棄身體，而是對自我的身體充滿柔和愛惜的目光，以致對政治語境採取迴避的態度。其次，巴特的最後十年充分體現了對傳統規則的僭越。1976年3月，在巴特的要求下，米歇爾·福柯推薦巴特擔任法蘭西學院新設的「文學符號學」教授。總是處在大學邊緣的巴特終於獲得了大學體制的承認，憑著唯一的文學學士文憑被學院接納，擁有了國家最高等級的教授職稱。法國媒體曾對他的獨創性作出這樣的評價：「身為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之父的羅蘭·巴特，最近繼米歇爾·福柯之後進入了法蘭西學院。他自從50年代相繼出版《寫作的零度》和《神話學》兩本書以來，已經成為薩特、加繆之後法國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的確，巴特反對學院派和社會話語的陳規陋習——即他所說的成見，力求自我獨創。巴特享受這種對真理的懷疑精神，就如尼采所說的「撼動真理」，巴特撼動傳統真理不是要帶來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而是提醒我們要有一種懷疑的觀念。他對真理的質疑是想帶來事物的差異，而不是單一固定的意義，使教育脫離強制意義的桎梏。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講中，巴特認為，要想將語言從權勢中解放出來，就要使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和規則、慣性、結構的規範作鬥爭，和標準抗爭、和平庸抗爭、和權力的壓抑鬥爭。因而，巴特用顛覆的方式來對待語言和寫作。「在閱讀和寫作中，事實上我正在嘗試顛覆。換句話說，我想越過傳統成規，越過既存的思索模式，然後多少去加以取而代之。」為了去除語言的不言自明和老套觀念，巴特嘗試舊詞新用，以脫離語言的陳腐、僵硬的表達形式。另外，巴特也常常攝取一些他人的理論話語來支持自己的直覺情感。拉康、福柯、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德勒茲，包括尼采、弗洛伊德等的理論都被他借用來為自己的寫作服務。然而，巴特借用他們的理論後所闡述的語言是以一種具體、形象的形式來展示的，這就使那些枯燥的理論變得生動飛揚，同時又使它們具有一種視覺和物質上的可感性。因此，巴特在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結尾用一個拉丁文字「sapientia」為自己評價是恰當的：「完全沒有權力，有一點學問，有一點智慧，盡量有一點風味。」世俗的氣息：非理論風格特有的世俗氣息是巴特區別於其他結構主義者的顯著標志。無論是早期的《神話學》、《服裝系統》，還是後十年的《符號帝國》、《戀人絮語》、《明室》等，巴特都未曾脫離對大眾層面的關注，以一種社會化的目光闡釋文本，這一點與畢業於巴黎高師的福柯、德里達、拉康等這些提出顯赫理論的結構主義者大相徑庭。1975年，年屆六十的巴特想進入法蘭西學院以彌補自己徘徊於學院之外的遺憾，但遭到古老的法蘭西學院對巴特「世俗」氣的指責，福柯竭力推薦巴特，在他推選巴特進法蘭西學院的報告中，福柯專門解釋他對巴特「世俗」氣的包容：「如人們所說，公眾對他的興趣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時尚，但是，我們可以使怎樣的歷史學家相信，一種時尚，一種激情，一種迷戀乃至誇張的說法不是反映特定時間內，某種文化中的豐富內涵的存在？而這些聲音，這些我們在大學以外聽到的和正在聽的聲音，你們難道不認為它們是我們當今歷史的一部分，你們難道不認為它們將會成為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在福柯的竭力推薦下，巴特帶著與眾不同的世俗氣息進入了學術的最高殿堂——法蘭西學院。的確，巴特不如拉康等人形成了門派，巴特留下了眾多弟子，但沒有形成真正的學派。在他的身後鮮有繼承人和研討班來追隨他的理論。確切地說，巴特帶來的只是一種目光，一種直覺，而不是一種理論，如路易-讓·卡爾韋所說，是一種世俗的「巴特系統」。巴特系統勾勒的不是理論家的東西，而是傳給成千上萬普通讀者的目光：「認為巴特在大眾中傳播了符號學是不準確的，他做的事情比傳播符號學更重要，他創造了一種語義反射，向我們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巴特系統更多地屬於一種審視而非理論。對於巴特來說，結構主義文化是維護自己的文學直覺工具，不能把它體驗為某種科學的結果。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語言的牢籠——結構主義及俄國形式主義述評》中評述巴特在結構主義陣營中的貢獻：「結構主義有指派腳色和特殊任務的特點。在這種分工中，列維·施特勞斯得到了人類學，拉康和阿爾杜塞兩人分別負責對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重新進行解釋，德里達和福柯需要擔負改寫哲學史和思想史的任務，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致力於將語言學和文學批評本身變成科學；剩下的巴特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就是符號學和社會學家。的確，巴特對一個充斥著廣告宣傳和意識形態的文明社會的虛構的食物和文化現象，從一種基本上是社會學的角度進行了研究。」羅蘭·巴特的最後十年留下了一種不同的目光、一種聲音和一種風格，他以知識分子的敏銳提醒我們應對社會世俗持有化腐朽為新知的勇氣，他的目光流露出寬容、優雅和謹慎的享樂主義味道，藉此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現了符合社會、符合時代的風範。（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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