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

徙倚乎偉大與庸陋之間

——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學思想

文·李建軍

（《南方文壇》2018年第3期）

鞭子的說教者，無知的使徒，矇昧主義和頑固專橫的擁護者，韃靼人生活風習的歌頌者——您這是在幹什麼！看一看您的腳下吧——您正站在無底深淵的邊上……您是將正教教會作為這一類教義的靠山，這一點我還能理解；教會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專制主義的幫兇，可是在這裡您為什麼去打擾基督呢？

——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

膽怯能產生文學上的奴性。由於渴望文壇上的權力、優勢和高銜，甚至有的德高望重的文學家有時也會做出這出人意料的奇怪舉動。它將不由得變成一種誘惑，令當代人驚異，而且必然傳給後代成為19世紀中期俄羅斯文學的醜聞與笑話。

——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雜誌1861年徵訂啟事》

由於文化隔閡等複雜因素的影響，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的瞭解和認知，似乎存在著一些誤區和盲區，有些判斷和評價，即便不是完全錯誤的，至少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

我們過去單從文學角度來看他，僅僅根據虛構性的作品來評價他，忽略了他的非虛構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學言論中的政論性話語，所以，對他的政治意識、民族意識、世界意識，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瞭解。然而，正是在後一類作品中，隱藏著另外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眼界狹窄、目光短淺的政論家，一個自負而傲慢的斯拉夫主義者，甚至是一個極不公正的殖民主義者。

就文學成就和宗教精神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偉大的。但是，他也並非一個可以隨意往上貼「現實主義」標籤的作家。他的文學精神圖譜非常複雜。他既是現實主義作家，也是印象主義、象徵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家。如果必須給他的「現實主義」前邊加一個限定語，那麼，「宗教」也許比「批判」更合適。「批判」意味著拒絕和對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尤其是1849年以後的寫作，本質上是認同性質的——既是宗教意義上的認同，也是政治意義上的認同。他是一個「宗教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寫作更多的屬於「教諭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

他早期的寫作，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與現實生活也有著較深刻的關聯，到了後期，他的敘事世界卻漸趨封閉，幾乎只有反映人物內心世界一個維度，即便像《羣魔》這樣的小說，其寫作動機和基本主旨，也主要是與自己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對手——「西方派」和「虛無主義者」進行論戰。所以，如果現實主義可以寬泛地理解，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就可以被界定為「內在現實主義」「心理現實主義」或「宗教現實主義」，甚至可以徑直被界定為「唯心主義的現實主義」。

韋勒克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學，「一味流於唯心主義：其來源可能是柏拉圖，席勒和別林斯基的學說」，而他的眼光，則帶有「一層無病呻吟的色彩」。這樣的美學觀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追求藝術上的普遍性和永恆性，渴望創造典型，而非個人，摒棄流行的現實主義」。「宗教理想主義」是他許多作品的根本性質，主觀性則是他在文學寫作上極為突出的特點。

我們固然應該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和非凡之處，但也應該揭示他精神的分裂狀況和思想的矛盾性。對於我們來講，認識他偉大的一面，是我們內心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認識他的問題和侷限，則有助於我們瞭解一個偉大作家的複雜性，從而認識一個真實而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精神世界的分裂與矛盾

若想徹底地瞭解一個作家，完整地認識他的思想和精神狀況，就必須細緻閱讀他的全部作品，就像評價一個人，不能只看他一個階段或者一個側面的生活，而要完整而全面考察其人生歷程。

通讀《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你會發現至少有兩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是敘事性作品中的他，一個是論說性作品中的他。小說中的他，是偉大而令人敬仰的，書信和論說文中的他，則是平庸而令人失望的。小說中的他，是一個仁慈的人，一個虔誠的信徒，一個拷問靈魂的心理學家、倫理學家和宗教學家，但是，寫實文體中的他，就沒有那麼偉大和光明，而是一個黯淡的形象——一個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一個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識的人，一個冥頑不化的斯拉夫主義者。

是的，他被分裂成了兩個部分，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偉大的，一半是鄙陋的；一半屬於上帝，一半屬於沙皇。屬於上帝的一半，是天才的，甚至是偉大的，直麪人類的罪與罰、苦難與拯救，顯示出一種特別沉重和嚴肅的性質；屬於沙皇的一半，則純然是病態的、平庸的，顯得偏激、狹隘，俗不可耐，所表現出來的認知能力和道義水準，比一個庸眾實在高不了多少。

他善於處理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但不善於處理自己與世俗世界的關係，甚至不善於抗拒慾望的誘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說：「我和費多爾·米哈依洛維奇共同生活了十四年，從而深深體會到，他是我生平所見到的最最純潔的人之一。當我讀到我十分敬愛的作家伊·謝·屠格涅夫竟然認為費多爾·米哈依洛維奇是犬儒主義者，並稱他為『俄國的戴薩特侯爵』時，我的心中又是多麼悲痛難過啊！」其實，這兩個人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和評價，都是真實的。他們呈現的是他完整個性的充滿矛盾性的不同側面。只有將這「一半」與那「一半」合起來，我們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偉大的，但也是病態和頹廢的，就像羅扎諾夫所說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國唯一的頹廢派天才，在他那兒，這些『頹廢』、病態、『預言』、反常、非歷史性堅決地滲入每一行文字、每一種思想方式、所有的心靈運動。」

我們當然不應該奢望一個偉大的作家完美無缺，無可挑剔，所以，看見他充滿內在的矛盾和分裂，也無須過分詫異和難過。因為，越是偉大的作家，就越有可能是一個複雜的精神現象，他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和衝突性往往就越是尖銳。恩格斯就發現了兩個截然對立的歌德：一個是了不起的文化巨人，一個是謹小慎微的小市民。俄國著名文學批評家也發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一性格特點，稱之為「獨特的雙重人格」。這種狀況有時候是天性和個性的反映，有時候則是時代和社會造成的。在一個異化社會和過渡時代裏，作家的精神撕裂和人格分裂會更加嚴重，通常會出現很多人格狀況複雜的「雙麪人」甚至「多面人」。

雖然作家的情感和人格大都是複雜的，但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複雜的作家，似乎並不多見。他有自己牢固的價值立場和信仰基礎。他是上帝的極度虔誠的信徒，同時，也是一個驕傲的民族主義者和反西方的民粹主義者。他用自己的宗教信念和民粹主義思想做尺度，衡量一切人和事物，很容易發現讓自己不滿甚至憤怒的問題和殘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情感都顯得異常而極端。他是極端感性和情緒化的人。無論在小說敘事裏，還是在非小說性質的言說裏，他都是一個坦率而直接地表達自己的人，愛憎皆形諸顏色，絲毫不加諱掩，常常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1845年11月16日，他在寫給哥哥的信中讚美屠格涅夫，說他是「詩人，天才，貴族，美男子，富翁，聰明，有學問」，說自己「幾乎愛上了他」，然而，後來，他卻在寫給邁科夫的信中，完全否定了自己對屠格涅夫的好感：「我坦率地對您說，我以前就不喜歡這個人。最糟糕的是1867年我在Wisbaden欠了他五十塔勒。（而且迄今未還！）我也不喜歡他那貴族派頭、丑角模樣的擁抱，他一面擁抱，一面試著接吻，但他伸給你的卻是面頰。」他是一個自控能力很差的人，有時完全剋制不住自己賭博的衝動。1867年9月24日，他寫信給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卡婭，為一場輸得很慘的賭博痛悔不已，大罵自己：「阿尼婭，親愛的，我連畜生都不如！昨天晚上我凈贏了一千三百法郎，今天——一個戈比也沒了。完了！一切都輸光了，這一切都是由於貝恩旅館的壞蛋僕役沒有按我的要求把我叫醒，以便乘十一點鐘的火車去日內瓦。」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與外部的現實和權力對抗。面對沙皇和權力，他素來是溫順的，溫順得像一隻鴿子，像一隻羔羊，抱一種毫不排斥的態度，就像他的同時代人斯特拉霍夫所指出的那樣：「對待當局方面，他向來堅持那種一切真正的俄國人都清楚明瞭的觀點。他對自己的見解要求十分嚴格，但不談任何有關不馴服的思想。……他自己也能忍受各種令人難堪的現存制度，不僅絕對遵行，而且常常表現得十分坦然，好像事情與他個人無關，而是一種公共規則，其性質不取決於個人的情況。例如，我就不記得他什麼時候對書刊檢查發過火。」然而，沙皇政府卻是狹隘而無情的。它辜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溫順，僅僅因為在彼得拉舍夫小組的集會上朗讀了別林斯基的《給果戈理的信》，就逮捕了他，並將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這簡直就是沙皇的第三廳祕密警察搞出來的一個政治烏龍事件，是沙皇政府神經敏感、過度反應的結果。

據亞諾夫斯基醫生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這些活動，只是為了文學上的交往需求，壓根就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意圖，「因為那裡有他的聽眾」，不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對這個小組的活動，也大不以為然，甚至站在政府的立場上，表示了對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不敬」，「通常把他稱為煽動分子和陰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作者弗蘭克說，「這部著作（指《與友人書信選》，引者注）激起了巨大的公憤，主要是因為果戈理主動為俄國一切現存的社會政治結構包括農奴制辯護，認為它是上帝的神賜，是神聖的。更糟糕的是，作者的筆調充滿了虛情假意、令人窒息的謙卑，就連他的一些好友也感到噁心。」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朗讀這封信的嚴重性，也沒有完全站在別林斯基的立場上並接受他的尖銳的觀點——在他看來，別林斯基在這封信中的「責罵只令人反感，沒有吸引力，整篇信充滿了責罵，怒氣沖沖」，所以，他「從根本上就不同意其中的任何誇張之詞」。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關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交代和供詞」中說：自己與彼得拉舍夫斯基「關係從來不密切」，「在思想與性格上一致之處太少了」；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裡一共講過三次話：「兩次談的是文學，還有一次也決非談政治，講的是個性和人的自私。我實在想不起來，自己話裏有什麼政治內容和自由的思想」；他還真誠地說明瞭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念——他反對共和制，擁護君主制，因為，正是「靠了權威和專制的努力，俄羅斯兩次得救……最後我記起了自己重複多次的話：俄羅斯出現的一切好東西，都是自上而下地來自帝王，而來自下層的迄今為止除了固執和無知之外，再沒有別的。許多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這種看法」。真不明白，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如此溫順的人是何居心。

1877年，在一篇題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們」的往事》的文章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清晰地表達了他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態度和評價——它是19世紀40年代末的「一個著名的犯罪社團」；他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與十二月黨人視為同類，一起否定，認為他們都脫離了「人民」，「完全忘記了人民的真正需求，甚至也不想去了解這些需求是什麼，非但不去操心和減輕人民的苦痛，還提供他們一些與他們的精神以及他們的體質極不相宜的，即使他們能夠理解卻也完全不能接受的藥方。」這不僅是對事實的歪曲，也是對犧牲者的不敬，甚至是對他們的詆毀和侮辱。這與普希金對十二月黨人的讚美，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照，也顯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意識」的空洞和片面。就現實性來看，「小組」裏的人和十二月黨人，這些懷疑者、批判者和反抗者，顯然比他們的這位溫順的批評者，更能代表人民的意願和利益。

然而，「荃不察餘之衷情兮」，政府還是押著他，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亞的路途，最終將他送到了可怕的煉獄。1856年3月24日，他寫信給托特列邊說：「我身邊沒有一個可以與之哪怕說上一句知心話的人。我忍受了饑寒疾病以及力不勝任的勞動，忍受了同牢強盜們的敵視，他們因我曾是貴族和軍官而報復我。」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好，知道自己有時會失控和歇斯底里。他在信中對哥哥說：「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惡劣可憎。……在這種時刻我的神經不聽我使喚，我可笑，也可惡……」四年的流放生活徹底改變了他。沙皇的政治迫害對他的身體和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他變得極度敏感，有時會有歇斯底里的情緒反應，甚至會陷入一種緊張的迫害狂想像，「由於我宣傳上帝和人民性，這裡有人力圖置我於死地。」他性格中的剛性成分和本來就不多的反抗的精神，此時幾乎蕩然無存了。認同性和肯定性成了他面對現實的基本心態。

弗蘭克說：「某種程度上，俄國的文學批評始終是針對禁止討論社會—政治事務的一種迂迴之計。因此，1850年代後期、進步思想復興的第一個標誌……就是出現一些談論文學和美學問題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寫了大量評論性的文章，談文學，也談政治，但是，他寫這些文章，並不是為了討論那些禁止討論的問題，而是站在與官方和教會同一的立場上，批評那些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作家與知識分子，表現出思想上的嚴重的保守主義傾向，也反映著他在精神和意識上的嚴重分裂。

知識分子與羣眾之間，是一種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衝突的關係。如何理解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啟蒙主義者強調知識分子的啟蒙作用，承認他們在認知能力等方面的優越性，而民粹主義者則強調民眾在道德上的優越性，傾向於貶低甚至否定知識分子階層的作用和獨立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屬於否定知識分子尤其是啟蒙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者。

虛幻的「人民」意識與極端的反智主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識世界嚴重分裂的一個顯著表徵。他所說的「人民」，不是一個政治概念，甚至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而是一個民族學概念。它幾乎可與「俄羅斯人」或「斯拉夫人」互換。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既是「人民」的一員，又是「人民」中的摩西。他要站在上帝一邊訓導人民，又站在人民一邊訓導知識分子。他虛構了一個抽象的「人民」，並賦予它以道德上的完美性，「……過去我們所鄙視的人民中間的東西並非是黑暗，而正是光明；不是愚蠢，而正是聰慧。」這個特殊的「人民」是無所不知的，「凡是它所應該知道的，它都知道。」在這樣的「人民」面前，知識分子是很無知的，「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教導這樣的人民的。」不僅如此，「人民」在精神品質上，遠比知識分子偉大，「我們的人民，我們全體人民，就其總體來說，遠遠比我們更自尊自重，遠遠比我們更尊重和了解自己的優秀品格。事實上，我們雖然自尊到了可怕的程度，但是我們卻並不尊重自己，在我們身上根本談不上優秀品格。」所以，知識分子要無條件地接受「人民」的改造，「就該更緊密一些地靠近人民」，「結束同人民的分離狀態」，「或許在這時，我們自身才能學會很多東西，學到我們此刻甚至無法設想到的那麼多的東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沙文主義意識形態裏，抽象化了的「人民」，是排斥個體的，這就是為什麼《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說「我本人就是人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相信他就是人民」的原因；這裡的「人民」，作為一個被放大了的概念，被賦予了純粹民粹主義的狹隘內涵，甚至被升華為每一個知識分子必須低首下心崇拜的文化圖騰。「人民」意味著真理，意味著一切對俄羅斯文學來講至關重要的東西：「俄羅斯文學，幾乎是整個俄羅斯文學，通過自己最優秀的代表，先於自己的全體知識分子（請記住這一點），對人民的真理頂禮膜拜，承認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的理想，這正是我們文學的功績。」在討論「人民」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時候，他的語調通常是尖銳而激烈的，甚至顯得怒氣沖沖，這使他的言說顯得衝動而極端。例如，1878年4月18日，他在《致莫斯科大學學生們》一信中，很嚴厲地批評大學生「沒有走向人民」，卻「走向歐化主義」，並號召他們到民間去，體驗人民的生活。他還指責俄國知識分子的「民主主義」是「和貴族聯合起來反對人民的」。這樣的判斷，歪曲事實，包含著極為嚴重的偏見。

他這種簡單化和極端化的「人民」意識，會在至少兩個方面引發人們的質疑：一是它不符合宗教精神，因為，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所有人都處於道德和人格上的「同一位格」——任何個體的人，以及由個體組成的羣體，都是有侷限的，甚至都是有罪的，都需要拯救，因此，任何道德上的傲慢和自詡，任何將「人民」神聖化的主張和做法，都是有悖教義的事情；二是極端性質的「人民」意識必然導致啟蒙精神的衰落，並造成知識的貶值，造成知識分子作用的降低和功能的喪失，最終造成全社會認知能力的下降，甚至造成整個國家精神生活方向的迷失。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指責託爾斯泰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對俄羅斯後來的災難性的烏託邦實驗負有責任，他們卻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人民」聖化的反智主義，同樣助長了俄羅斯進行烏託邦想像和實驗的衝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在衝突和分裂，還表現在對權力的態度上，或者說，表現在對「人民」與「沙皇」以及「基督」與「沙皇」的關係的處理上。

文學是有尊嚴的。偉大的文學以真正有尊嚴的方式建構自己與權力的關係。它絕不為了一時的惠利而讓渡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也就是說，在面對世俗權力的時候，至少在進行寫作的時候，作家必須保持理性的距離，以保證自己可以真實而深刻地寫作。司馬遷之所以偉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在極端權力面前，他捍衛了寫作的尊嚴。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沒有處理好自己與權力的關係。他讚美世俗權力。他說：「人民對待沙皇如同對待父親一樣，這種態度是我們這裡能夠實施、也正在實施的一切改革的真正的、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在我們俄羅斯，除開人民與自己沙皇的這種本能的、生機勃勃的聯繫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扶持、保護和引導的力量，我們的一切都源自於這種聯繫。」那麼，上帝呢？基督呢？怎麼一瞬間就把自己對上帝的熱愛和信任，全都讓渡給了世俗權力？從「人民」的角度看，他為了「沙皇」而慢待了「人民」；從信仰的角度看，他對沙皇的服從和讚美，簡直就是「認賊作父」，是對神聖信仰的嚴重背叛。

1873年2月10日，在寫給皇儲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了對俄羅斯未來的信心和驕傲之情，認為俄羅斯將在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他指責那些批評俄羅斯的人，「我們陶醉於自我貶抑，以致忘記了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不為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而感到高傲，我們就永遠也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能留下一些獨特的有益於全人類的東西。我們忘記了，一切偉大民族之所以顯示了各自的偉大力量，乃是因為他們自負和『高傲』，因為他們自豪而又百折不回地始終高傲地保持著獨立的地位，也正是因此他們纔有益於世界，才能各自為世界貢獻出哪怕只是一線光明。」他甚至向未來的皇帝，告起了自己同行的狀：「我們的別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之流是不會相信的，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涅恰耶夫的生身父親的話。而我在我的作品中要表達的正是這種父子相傳的思想的血緣關係和繼承關係。……我希冀您，殿下，作為世界上負有艱巨天命的偉大的皇帝的儲君，俄國未來的領導和主宰，可能俯察我的意圖，我知道這是很差的但卻是忠誠的意圖，我用藝術形象描繪我國當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險的禍害。」普希金頂撞沙皇，為十二月黨人辯護；託爾斯泰訓誨沙皇，要他與日本天皇一起為發動戰爭罪懺悔；赫爾岑詛咒沙皇，形容他的眼睛，像冬天一樣冷；契訶夫遠離權力，無意頌聖，扭過頭，看著櫻桃樹開花。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披肝瀝膽，一往情深，讚美在任的沙皇，討好未來的沙皇。

當然，由於所處理的是內在的敘事題材，即宗教性的心靈衝突體驗，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沒有被自己分裂的意識世界所毀滅。如果到了晚年，他所處理的是尖銳的現實題材，那麼，他的寫作會成什麼樣子，簡直難以想像。那極有可能是一幅極為消極的精神圖景。

2「敵西方」與斯拉夫沙文主義

19世紀的俄羅斯，有兩個政治主張和文化理念幾乎完全不同的知識分子羣落——「西歐派」與「斯拉夫派」；前者主張向歐洲學習，結束專制主義，走民主和社會主義之路，後者則充滿文化上的自信心和道德上的優越感，從宗教和宗教等方面排斥歐洲，主張從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中汲取資源和支持，顯示出一種傲慢的民族主義情緒；前者對政府不抱希望，對沙皇充滿敵意，後者則同情和支持專制政府，對沙皇充滿幻想和深情。

斯拉夫主義者大都是排斥歐洲文明的人。然而，在他們中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西方情緒，最為激烈。如果說，尼采最刺眼的文化形象，是「敵基督」，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標誌性的文化姿態，就是「敵西方」。他對俄羅斯19世紀40年的「西方派」——諸如別林斯基、屠格涅夫、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赫爾岑等人——充滿強烈的不滿和敵意。他在1871年5月18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以缺乏教養的語言，以歇斯底里的語調，大罵別林斯基：「他還會嘴角泛著白沫，重新急匆匆地去寫他的令人厭惡的文章，以羞辱俄羅斯，否定它的偉大現象（普希金），以求徹底使俄羅斯成為全人類事業首領的一個空洞的民族。他還會愉快地接受那些進步的推動者的詭詐和虛偽的勾當。」他徹底否定那些批判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學成就和貢獻：「杜勃羅留波夫們和皮薩列夫們之所以獲得成功，實質上正是因為他們否定了文學——人類精神的整整一個領域。但這種情形不容姑息，批評活動還是應該繼續進行的。」他對「西歐派」有多麼仇恨，對歐洲就有多麼仇恨。他期待歐洲的毀滅。羅扎諾夫認同他的文化立場，也讚美他的這種態度。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四卷《文集》中貫穿著「告別」的、「結束」的、「前往他鄉」的語調。這種語調裏含著一種充滿仇恨的願望，那就是歐洲的毀滅，——「歐洲卻是他等待著甚至渴望毀滅的」；「一般來說他喜愛『墳墓』，因而無限喜愛作為『寶貴的墳墓』的歐洲，同時又憎恨站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強有力的歐洲。」羅扎諾夫沒有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種憤怒的精神根源，即心理上的極端自卑與極端自大。自大是對自卑的消極而虛假的補償。自大的精神土壤上，長出了「斯拉夫主義」的怪異植物。

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思想，確實是深刻的，例如，關於社會變革和發展，他就反對急於事功的激變，因為，「人為地加速人民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和持續不斷的歷史進程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很多時候，他關於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認識，是極端狹隘和錯誤的。他不是將它們之間的關係，理解為一種平等的、相互溝通、互相學習的關係，而是看成一種對抗的、不兼容的關係。他的國家理念和民族觀念，有一種褊狹的排斥意識和傲慢的等級制意識。他將俄羅斯民族界定為最優秀、最完美、最有道德、最有力量的民族。它是上帝的選民，負有拯救西方和東方的使命。他甚至認為，俄國的君主制，也是完美和優越的。所以，任何時候，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國家，都不可能是落後的，也不需要向歐洲其他國家學習。至於向亞洲學習，就更談不上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讚美俄羅斯，甚至虛構了俄羅斯的一個偉大德性——它是一個完全無私、充滿擔當意識和獻身精神的民族。1876年，他在《作家日記》上寫了一篇《喬治·桑之死》。他本來是要紀念這位偉大的法國作家的，但是，寫著寫著，就跑偏了，先是說俄羅斯人最有資格紀念她，接著就為俄羅斯唱起了讚歌：「俄羅斯人已經意識到，在自己未來的崇高使命中，最崇高的就是全人類的使命，就是普遍服務於全人類，不僅僅是俄羅斯，也不僅僅是斯拉夫族，而是全人類。」他的《俄羅斯文學論叢》也花了不少篇幅，大談俄羅斯民族的美德和優點：「俄國人沒有歐洲人那種呆板僵硬、不肯讓步。俄國人同所有的人都能相處，一切都可接納。他不計較民族、血緣和土地的不同而能同情整個人類。他能發現哪怕是微小的人類共同利益，並迅速看清它的合理性。他有一種普遍人性的本能。依靠本能他能在不同民族的截然不同之中看出人類的普遍特點，並且立即將其與自己的思想協調起來，在自己頭腦中為其找到位置，常常還會為兩個不同歐洲民族間相互矛盾對抗的思想找到結合點和妥協點。……與此同時，在俄國人身上能夠看到實行理智的自我批評的充分能力，以最清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能力，沒有任何會損害行動自由的自命不凡心理。……俄國人甚至在體能上也不同於歐洲人。」他將俄羅斯當作人類的拯救者，「令人驚駭的是，俄羅斯人的精神是何等自由，意志又是何等堅強！……誰知道呢，可能是俄羅斯命中註定要等到你們幹完的時候……以你們的終點為起點，引領你們所有的人追隨我們。」如此傲慢和自大的民族主義宣傳，登峯造極，世所罕見，令人驚駭莫名。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義意識，顯得尤其不理性和不成熟，顯示著前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致命的侷限和問題。本來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就像醫生一樣，為了替自己民族的精神健康負責，應該致力於發現民族性格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病症和殘缺，而不是毫無原則和節制地讚美自己的民族。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以話語狂歡的方式，言過其實地讚美俄羅斯，簡直到了「紅腫之處，艷若桃花」的地步：

總的來說，俄國人的所有道德觀念和目標都超越歐洲世界。我們有更多的天然的和崇高的信仰，像信仰基督教一樣信仰善，而不是對資產階級那種為達到舒適生活的目的所抱的信仰。

現在全世界正醞釀著一場偉大的革新——通過俄羅斯思想（您說得對，這思想與東正教密切相聯）來實現的革新，而且它將會在一個世紀內完成，——這是我的一種熱烈的信仰。但是要使這一偉大事業得以實現，必須使大俄羅斯民族對整個斯拉夫世界徹底而且無可爭議地實現其政治權力和領先地位。（而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們卻在宣揚什麼要把俄羅斯分解成一些加盟的聯邦！唉，這些狗屎堆！）

一邊是自我欣賞的陶醉，一邊是不著邊際的讚美。1868年3月21日，在給邁科夫的信中，他這樣表達了對沙皇和政府的讚美：「我們的憲法是君主對人民和人民對君主的相互的愛。是的，我們國家的仁愛的非掠奪性的主旨（這種主旨好像是最早的斯拉夫派發現的）是一種極其偉大的思想，在它的基礎上可以有許多建樹。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思想告訴歐洲，歐洲對這一思想可真是一竅不通。（……我們俄國人民過去和現在都將自己的愛心奉獻給我們的任何一位沙皇，並且唯獨信任他，徹底信任他。對於人民來說，這是聖事，是神品，是堅振。）對此西歐派是完全無知，他們自誇立足於事實，卻忽視了我國歷史上主要的和偉大的事實。」他用理想主義的標準來闡釋「斯拉夫主義的理想」，即「以真誠廣泛的愛的精神團結一致，沒有謊言和唯物主義，一個人的寬廣胸懷的表率為基礎，做為自由的全斯拉夫團結的領袖，俄羅斯人民註定要親自為歐洲做出這種表率」。總之，俄羅斯可以沒有歐洲，但是，歐洲和亞洲卻不能沒有俄羅斯。沒有俄羅斯的世界必然失去方向和未來，甚至，必然走向沒落和毀滅。

他把「行動」的俄羅斯與「科學」的歐洲對立起來，完全歪曲地闡釋了兩者的關係：「在歐洲那裡發明科學的時候，消極的俄羅斯卻做出了毫不遜色的令人驚訝的行動：他們在創造帝國，並且自覺地完成了帝國的統一。為了推翻兇惡的敵人，他們花了整整一千年的時間，假如沒有他們，這些敵人就躥進歐洲去了。俄羅斯人開拓了自己遼闊的邊疆，俄羅斯人捍衛並鞏固了自己的邊疆……在我們這裡形成了帝國，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政治上的統一，以至英國與合眾國（指美國，引者注）這兩個現在僅存著的有著牢固的、獨特的政治統一的國家，大概在政治的統一上也較我們大為遜色。」他讚美俄羅斯具有這樣的偉大德性——「真誠、過分的無私正直、對侵佔和掠奪的鄙棄。……不可能用任何政治好處來吸引它去做自私的或暴力的事情」；「它為了全人類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同全歐洲相比比較，這就是我們的特點所在」。他又在《一個斯拉夫主義者的自白》中說，俄羅斯「並不是想去制服，掠奪，擴展邊界，而是想去解放、恢復被壓迫和受虐待的人們，為了他們和人類的幸福給他們以新的生活」。好極了！好極了！然而，這還是我們所熟知的那個俄羅斯嗎？它真的具有如此偉大的國家道德嗎？它真的能兌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莊嚴承諾嗎？我們可以用著名的《俄羅斯史》，來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做些注釋。

在《俄羅斯史》的第二十九章「亞歷山大二世時期（1855—1881）」中的「在亞洲的擴張」一節中，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和馬克·斯坦伯格這樣寫道：「不管怎樣，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俄國在19世紀四分之三的時間裡在亞洲進行了無止境的擴張，特別是在高加索、中亞和遠東地區。」特別是在1865到1876年間，沙皇派遣了一系列的「遠徵軍」。他們的殖民主義殺伐是血腥的，「戰績」也是輝煌的：「俄國在遠東的疆界，自從1869年《尼布楚條約》以來直到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才發生改變。在那個間歇期內，俄國在西伯利亞的人口增長迅速……並且利用中國與英法開戰和被叛亂拖累的絕境從天朝大國中國那裡獲得了兩個極端有利的條約：1858年，通過《璦琿條約》俄國割去阿穆爾河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1860年，通過《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又將中國烏蘇裏以東地區約40萬平方公里割去。」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驕傲地聲稱的「開拓」和「捍衛」的「遼闊的邊疆」！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性質的行為呢？

這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行徑，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劫掠，是血腥殘暴的種族主義屠殺！

然而，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讚美它！

然而，還有比這更令人喫驚的！

你能相信嗎，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仁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公開讚美戰爭？

託爾斯泰反對戰爭，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厭惡和平，支持甚至讚美戰爭。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黑格爾一樣，將戰爭當作凈化民族精神的手段和儀式。他在一篇題為《流淌的鮮血能有所救助嗎？》中說，「是和平，是長時間的和平，而不是戰爭，把人變得兇狠和殘忍。長期的和平總會產生殘忍性、懦弱性和粗魯的、過分膨脹的利己主義，而主要的，會導致智力的停滯」，而那種「為了寬厚目的」而進行的戰爭，卻很有好處，因為，它「會凈化積聚的瘴毒感染的空氣，醫治心靈，驅除可恥的怯懦與懶惰，宣佈並建立目標，推出並說清楚一種思想……這樣的戰爭以自我犧牲的意識使每個心靈堅強起來，而以構成民族的全體成員相互團結一致的意識是全民族的精神鞏固起來」。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強調說：「戰爭為了某種原因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有助於健康的，能使人類減輕負擔。」

這樣的和平觀和戰爭觀，不僅與人類的基本經驗和常識相悖，反映著論者價值觀的嚴重混亂，而且違反了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缺乏對人類的歷史尤其是戰爭史的最起碼的瞭解。緊接著這篇文章出現的，是一篇虛構作品，題為《一個荒唐人的夢·虛構的故事》。唉！我們真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戰爭的議論，是「一個荒唐人」在夢中的囈語。我現在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在1878年謝肉節期間的一次聚會中，託爾斯泰明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旁邊，卻不讓斯特拉霍夫告訴他自己在現場。他是故意不想見他，不想跟他交談。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發表在《作家日記》雜誌上的鼓吹戰爭、讚美沙皇的一系列文章，偉大的託爾斯泰無法不心生反感。彼此價值觀不同，必然話不投機，甚至壓根就無話可說。

在1877年4月號的《作家日記》雜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一篇題為《戰爭。我們比任何人都強大》的文章。光看這題目，你就很難相信，它是出自一個基督徒作家的手筆。

在這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賦予沙皇發動的戰爭以「人民戰爭」的正當性，呼籲人們積極參戰，「全體人民為真理、為神聖的事業而奮起，全體人民為要去參加戰爭而奮起。」他毫無節制地為這場戰爭辯護：「我們自己也需要這場戰爭；我們不只是為了受土耳其人折磨的『斯拉夫兄弟』才奮起作戰的，而且也是為了拯救自己。戰爭會使我們呼吸的空氣清新起來，在我們現在所呼吸的空氣中，我們是處在一種腐敗的衰萎和窒息的壓抑下，以致我們連氣都喘不過來。」讀著這些文字，我不僅聯想到了克雷洛夫的著名寓言《狼和小羊》，而且，簡直要相信，如果有機會成為軍人，親愛的費奧多爾極有可能成為像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偉大的將軍。遺憾的是，不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沒有上過戰場，在他的小說中，也沒有一個人物上過戰場。除了《死屋手記》，他筆下的人物甚至很少走出彼得堡，很少涉足田野和遠郊，甚至很少到涅瓦大街上看看來來往往的人們；他們總是在房間和客廳活動，不停地說呀說呀，捶胸頓足地懺悔和自責，激動地說著與上帝和罪孽相關的話題。這是輕鬆的事情，更是安全的事情，除了被蚊子叮咬，他們幾乎不會受一絲傷害，也不會白白流一滴血出來。

面對質疑和批評戰爭的聲音，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以高亢的語氣替這場戰爭打氣和辯護：「我們的主要力量就在於此，就在於他們完全不瞭解俄羅斯，他們完全不瞭解俄羅斯的事務！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戰勝我們，他們不知道，我們可能輸掉若干次戰役，但終歸我們是不可戰勝的，就因為我們人民精神的團結一致和人民的覺悟。……只要我們想要，那麼，就不可能強迫我們去做我們不情願做的事情，而且在整個大地上也沒有這種力量可以來強迫我們。」這顯然是一種極不理性的軍國主義情緒。這顯然是一個從來沒有上過戰場，沒有看見過流血和死人的人唱出來的高調。託爾斯泰絕不會說這樣的昏話，因為，他去過高加索戰場，親眼目睹過戰爭的殘酷和可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通過一種簡單化的比較，貶低和否定了猶太和德國等民族和國家。在他的想像中，資產階級是一個可恥的階級，而猶太則是一個邪惡的民族，會給俄羅斯帶來巨大的威脅。他在發表於《作家日記》的文章中說：「如果不醒悟，那麼全體人民在最短時間內就將全部落入形形色色的猶太人手中，到那時候，什麼村社也救不了他……渺小的、極端卑鄙無恥的資產階者和被他們奴役的多得不可勝數的貧窮奴隸就會出現了——這就是未來的面目！猶太人將要吮吸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墮落和卑躬屈膝養肥自己。」他是一個偏見很深的「排猶主義者」。他這樣批評猶太人的性格：「對於我們俄羅斯人來說，主觀和傲慢是猶太人性格中最難讓人忍受的特點之一。俄羅斯人或者猶太人，二者中誰更不善於理解對方？我可以發誓，我能證實俄羅斯人要比猶太人更易於理解對方。」他對猶太人的偏見和詆誣，連篇累牘，所在多有，難以縷述。根據這樣的言論，我們簡直可以肯定地斷言，如果生活在20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極有可能成為納粹主義分子，成為克努特·漢姆生那樣的作家和馬丁·海德格爾那樣的知識分子。

有的時候，他幾乎完全不理解知識分子的責任，也不理解批判的意義。他非常激烈地抨擊以別林斯基為代表的批判型知識分子：「他罵俄國和俄國人，罵得不成體統，非常難聽。但是我發現，所有這些自由派和進步派大半是別林斯基學派的，他們把辱罵我國視為首要的樂事和最大的滿足。」他是一個極為頑固的斯拉夫主義者，對那些批評俄羅斯的「西歐派」和自由知識分子，充滿了誤解、敵意和仇恨：「斯拉夫主義和斯拉夫人的志向想必在我國自由主義者中招來了許許多多敵人。總有一天這些頑固落後的可惡敗類會被徹底剷除！因為俄國的自由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能被認為是別的什麼，只能被認為是頑固的和落後的貨色。……請您想一想那些最好的自由主義者吧，請您想一想別林斯基，難道他不是蓄意與祖國為敵的人？難道他不是頑固落後分子？」

唉！幸虧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別林斯基已經死了，否則，「憤怒的維薩里昂」一定不會放過他。如果別林斯基多活幾十年，看到他如此無節制地讚美沙皇，如此不切實際地宣揚自己的民粹主義和斯拉夫沙文主義，一定會比看到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更憤怒，一定會寫一篇比《給果戈理的信》更尖銳的《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而且，很有可能會把《給果戈理的信》中的這段話重複給他聽：「俄羅斯需要的不是說教（這種說教她已經聽夠了！），不是祈禱（她已經把它背誦得夠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間喚醒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埋沒在污泥和垃圾中的人類的尊嚴的情感，喚醒那不是和教會的學說、而是和照常識和正義相符合的權利和準則，並且嚴格地儘可能促使它們的實現。」

遺憾的是，人們卻很少質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粹主義和沙文主義思想。人們沒有注意到一個與偉大的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互矛盾和衝突的說教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也沒有發現和批評存在於他身上的、與他的「偉大」相扞格的「庸陋」。

3宗教視野下的文學理念與文學批評

就文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是純粹的唯美主義者，也不是簡單的功利主義者。他強調藝術性和美的價值，但是，反對藝術脫離現實，放棄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因為，「美為人和人類實現其理想」，「藝術極其強有力地幫助人類發展，生動、形象地作用於人」；他是文學上的功利主義者，但卻不是社會批判型的功利主義者，而是溫和的倫理功利主義者，或者準確地說，是一個自由的功利主義者和宗教的功利主義者。就「自由」說，他拒絕對文學做過多的限制，反對「事先給藝術規定了目的」，因為，「藝術不需要什麼傾向，藝術本身自為目的，作者只需要關心藝術性就行了，思想自然而然會來，因為它是藝術性的一個必備條件」，更重要的是，藝術需要自由，「藝術越是自由地發展，越能發展得正常，越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真正的有益之路。由於藝術的興趣和目的，同它所服務的、與它連成一體的人是一致的，因而藝術的發展越自由，它帶給人類的利益就越大。」就「宗教」說，文學要有信仰基礎，要追求至善和基督的真理，否則，就缺乏最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基督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也是他的文學寫作的精神基礎和思想源泉。基督之光照亮了他的文本世界。他的小說包含著豐富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意味，其核心主題，大都是宗教性的，而不是現實性和政治性的。他關心的根本問題，是宗教意義上的愛與善，罪與罰，苦難與拯救。他的敘事世界充滿愛的熱情、善的思想和理想主義的光芒。正像羅扎諾夫所說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性的中心不在於美學，而在於思想」；是什麼思想呢？是宗教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像力是無限的，而他的思想，心理學的和形而上學的，在最深刻的意義上乃是宗教的思想，即只能依據『處於上帝之手的人心』的觀點決定接受和拒絕的那種思想。」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講，基督即真理，甚至高於真理；真理在基督之中，而不在基督之外。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信給十二月黨人方維津的妻子方維津娜，說他在流放中「建立了一個信條」：「它的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光明的和神聖的。這信條極其簡單，相信沒有什麼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喜愛、更加明智、更加剛毅和完善，而且我懷著熱忱的愛心對自己說，非但沒有，我懷著熱忱的愛心對自己說，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有。不僅如此，如果有人向我證明基督存在於真理之外，而真理又確實存在於基督之外的話，那麼我寧可與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與真理在一起。」這就決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必然具有穩定的宗教基礎和強大的宗教精神。他評價作家的最高尺度，也是宗教尺度，雨果之所以偉大，之所以有「攝魂奪魄的影響」，就是因為他在作品中宣示了「基督教的思想」，即「包含崇高精神的思想」。

他要通過文學探討宗教對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的意義。沒有什麼「勞動組織」能夠把人從罪孽中解救出來。「社會主義者們的醫師」也無能為力。只有宗教才能幫助人類克服邪惡。他在《〈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實》一文中說：「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擺脫不掉惡，人的心靈會依然故我，不正常現象和罪惡都源於它本身，人的精神的規律還如此不為人知，如此不為科學所窺測，如此不可確定和如此隱祕，以致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良醫，不可能有什麼終審的法官，而有的只是他，他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只有他一人知曉這個世界的全部祕密和人的最終命運。」他其實是借著對託爾斯泰小說的分析，來表達自己的文學理念，來陳述一種宗教主義的文學思想。在這種樣態的文學裡，宗教倫理是規約文學寫作的根本原則，而對人物和生活的理解和敘述，也必循此原則展開：「罪惡是污穢，當太陽普照的時候，污穢就消失了。罪惡是暫時現象，基督纔是永恆的。……而人民的理想就是基督。」只有在這輪「太陽」的照耀下，文學才能看清生活，才能發現人，才能最終讓善戰勝惡。

宗教，就其消極性而言，是一種虛幻的精神現象，就其積極性而言，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現象。一切健全意義上的宗教都反映著人對理想生活的想像和嚮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既是宗教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也是美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理念與宗教密切關聯，是一種倫理學和道德主義的文學思想體系。他特別在意文學對上帝的態度，在展開作品解讀的時候，則著眼於它是否表現了「真理」。例如，他發現《安娜·卡列尼娜》就表現了「一種偉大而永恆的真理」。這不是普通的真理，而是宗教的真理。

188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上發了一篇題為《做理想主義者可恥嗎？》的文章。他認為，斯拉夫民族不是唯物主義者，而是理想主義者；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不是可恥的事情：「不必為自己的理想主義感到慚愧：它是達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條道路。因此，理想主義實質上同現實主義一樣，是現實的，永遠不可能從世界上消失。」他所說的理想主義，本質上是宗教性質的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就他的文學寫作狀況來看，他所表現的主題，是最具有宗教意味的道德主題，而他所選擇的方法，則是主觀化和印象主義的。他的文學就屬於理想主義的宗教文學。

宗教既賦予文學以直麪人性殘缺的勇氣，也因其超越性而賦予文學以追求至善的理想主義熱情。上帝不允許惡戰勝善，不允許殘缺的存在。宗教文學意味著完美和圓滿。它不會滿足於渲染惡的強大和毀滅的可怕。它需要轉換、完滿和完成——一切形式的惡，都要轉化為善，符合上帝意旨的目的，要最終完滿實現，美好人格和德性的升華，也必須最終完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說，就是「一種偉大而永恆的生命的真理，瞬間照亮了一切」。也就是說，宗教文學需要而且必須創造「正面的美」。

「絕對美好的事物」和「絕對美好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塑造這樣的人物，則是他在創作中所追求的目標。他在致伊萬諾娃的信中說：「小說的主要思想是要刻畫一個絕對美好的人，在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情了，特別是在現在。所有的作家，不僅是我國的，就連所有的歐洲的作家在內，無論是誰，只要他一著手刻畫絕對美好的事物，總會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項極端困難的任務。美是理想，而理想——無論是我們的或是文明的歐洲的理想——都還遠遠尚未形成。在這世界上僅僅只有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這個無與倫比、無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現無疑是一個絕頂的奇蹟。……在基督教文學的許多美好人物之中最完美的是堂·吉訶德。而他之所以美好，只因為他同時又是可笑的。」這裡的絕對美好，是一種複雜結構，而不是單一結構，也就是說，它是指人物的德性上的絕對高尚，而不是指他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無缺，相反，他必須顯示出某種「合適的殘缺」——一種引人發笑又引人同情甚至喜愛的特殊形態的殘缺。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美學見解。1880年6月8日，他在俄羅斯語文愛好者學會會議上關於普希金的發言，也表達了對「正面美」的看法，高度評價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所塑造的塔季揚娜，稱讚她是「正面的典型，而不是反面的典型，這是正面的美的典型，是俄羅斯婦女的讚歌」。

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說，文學要寫光明，也要寫黑暗，因為，只有藉助黑暗的對比，光明才能顯示出來，「難道寫清一色的光明嗎？沒有陰暗，光明的一面何以見到呢？一張圖畫可以沒有變化嗎？」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尖銳的批判型作家，因為，他「並不主張描寫罪惡和生活的陰暗面」。他排斥純粹否定的文學，甚至排斥批判性質的諷刺文學。在他看來，在「諷刺作品」和「正面的美」中，讀者羣「無可比擬地」更喜歡後者。他認為諷刺作品是消極的，「它本身到底相信什麼，為了什麼它才進行揭露——這好像沉沒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無論如何都無法得知它自身究竟認為什麼纔是好的。」他對諷刺文學的認識，顯然是偏頗的。他忽略了偉大的諷刺文學的正義感和方向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學上的作者中心主義者。一個宗教主義的作家，不可能是脫離意義世界的唯美主義者，也不可能是文本中心的客觀主義者。無論在文本內部，還是在文本外部，作者都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人。他對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和作者的作用，有著跟他的精神氣質相契合的認識，那就是，作者是一個主導者，他要高於人物，而不是低於人物，甚至不是與人物平起平坐。他批評劇本《一飲而盡，災禍降臨》時說：「我再說一次，作者太喜愛他了，一次也不肯從更高的角度觀察他。我們認為，光是忠實地再現人物的全部的原有特徵還是不夠的：必須以自己藝術家的觀察透徹地闡明人物。真正的藝術家絕不能與他筆下的人物處於平等地位，滿足於人物的實在的真實這一點：這樣造成的印象不會有真實感。」

一個關注意義問題、道德問題和信仰問題的批評家，通常會比較注重分析人物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擅長人物形象分析，很擅長對人物進行「道德精神分析學」的解剖。他對《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奧布隆斯基性格和生活態度的分析，非常準確和深刻。他從託爾斯泰對奧布隆斯基與列文的描寫中，發現了一個與現實生活中的情形，極為相似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對好人進行反駁的壞人總是勝人一籌，因為他具有一種在合理思想中獲得的體面外表，而好人則有點像理想主義者，而且具有一個丑角的外貌。」

如果說，宗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思想和文學批評的具有核心意義的價值支點，那麼，民粹主義則是他的文學世界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撐點。在分析文學人物和作者的時候，他多從宗教和民粹主義角度著眼和立論，尤其傾向於分析作家的創作對於斯拉夫民族的意義，以及從斯拉夫立場所顯示的對於世界的意義。由於民粹主義本身就有自我中心主義的傲慢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論，也難免為其所累，顯示出一種沾沾自喜、過甚其詞的批評態度。例如，他在分析塔《鮑里斯·戈都諾夫》中的長老形象的時候，就盪開筆墨，往而不返，將中心暗暗轉換到了「俄羅斯人」，進而唱起了自己唱慣了的民粹主義高調。在評價普希金的時候，他通過與世界偉大作家的比較，甚至通過對別國偉大作家的否定，來不適當地肯定普希金的才能「在全世界所有的藝術家當中是絕無僅有的」：「他對全世界的事情都有敏銳的、能產生共鳴感受才能，最充分地重現其他民族天才的才能，而且重現到了差不多是完美無缺的地步。……在歐洲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世界藝術天才，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席勒這類人物，然而在他們任何一個人的身上都看不到這樣的才能，只有在普希金的身上才能看到。」這樣的評價，即使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至少也是缺乏事實感和說服力的。我們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心胸的狹隘和視野的狹窄。他在評價普希金的時候，甚至忍不住發表了對歐洲未來的否定性的認識和預斷：歐洲不會有好的未來，「說不定明天就會坍塌，永遠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將是某種聞所未聞的新東西，與從前毫無共同之處」。這種近乎詛咒的預言，一百四十多年後再看，顯得尤其幼稚和可笑。他的文學批評，常常會演變為充滿對抗性和火藥味的文明批評和文化批評，其中充滿了對抗歐洲甚至拒絕世界文明的頑固勁頭。

一面是對他者的徹底否定，一面是對自己的絕對肯定；一面是傲慢的拒絕，一面是慷慨的承諾。在紀念和評價普希金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一個莊嚴的儀式，變成了自己宣達民粹主義思想的講臺：「……要做一名真正的俄羅斯人，這就是要竭力使歐洲的矛盾徹底化解，以自己的俄羅斯心靈、全人類的和聯合一切人的俄羅斯心靈為歐洲的苦惱指明出路，以兄弟般的情誼把我們所有的兄弟都銘記在心，最後，可能，按照基督福音的教義說出關於普遍的偉大和諧、各個民族的徹底的友愛和諧的決定性的意見！我知道，我十分清楚，我的這些話可能被認為說得太衝動了，誇張了，不著邊際了。就算是這樣吧，但我並不為說了這些話而後悔。」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傲慢自大的民粹主義宣揚，在當時，就遭到了同時代人的質疑和反對：「我講了幾句話，過後人們就紛紛向我投過來污穢和謾罵，當時那些為了這幾句話而擁抱過我的人們竟然也這樣，那時我講了這些話就像幹了一件什麼卑鄙下流的壞事。」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普希金的惚兮恍兮、言不及義的評價，尤其是他的傲慢的極端民粹主義觀點，雖然當時頗激動了一些聽眾的心，但是，過後，人們冷靜下來，就發現了其中的嚴重問題，於是，便發出了尖銳的批評。

總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思想，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具有很強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而他的文學批評，則顯示著他的民粹主義立場和斯拉夫主義精神。他的文學思想和批評風格固然彰顯著獨特的個性，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侷限性和嚴重的問題。今天來看，他的問題和侷限，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和反思。因為，我們時代的文化困境和內在衝突，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代，實在太相似了呀！在我們時代的許多家身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陋，卻沒有他的偉大；有他意識上的狹隘，卻沒有他精神上的高尚。如何克服他的庸陋，接近他的偉大，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迫切的問題。

2018年3月4日，北京北新橋

（本文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18年第3期。李建軍，中國社科院《文學評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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