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發展可持續性分析:基於三維視角的理論架構

栗戰書

摘要:區域發展可持續性問題是區域發展的核心問題。基於理論構建的視角，區域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的理論架構包括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維度問題、動因與激勵。綜合來看，區域發展可持續性存在一個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與生態可持續性相互適應、良性互動、互為激勵兼容的結構，由此構成生態——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複雜性自適功能系統。

關鍵詞:區域發展可持續性;三維視角;生態環境;博弈均衡

一、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維度分析

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維度分析，既包括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組織功能的系統透視，又包括發展激勵結構的深度剖析。作為一種新發展觀的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其主要任務是論證在生態——經濟——社會多元複雜系統中，尋求發展容量與發展速度、強度、質量以及社會集團和個體財富平衡之間能否存在相互兼容的均衡解集。根據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從經濟、社會、生態發展可持續性要素構成角度，從一般特性與特徵出發，對區域發展可持續性進行了不同維度的分析與討論，以期探究其不同視角下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基本屬性、主要特徵與所呈現的基本形態。

1.基於發展可持續性的一般分析

可持續發展理論告訴人們，發展可持續性的實質，既是滿足當代需要，又對後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不構成危害的均衡性質的高質量發展。提升這種發展可持續性，應著眼於普惠性需要、限制性資源開發利用和平等性的代際代內關係和諧之間，真正獲得和保持發展的平衡性、均衡性和包容性。在經濟、社會和生態整合系統過程中呈現出系統功能的複雜性，導致自適和自我強化的功能進一步顯現。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功能提升成為研究討論的中心問題。一般理論分析認為，發展可持續性作為一種系統功能性嵌入，至少要受到六個因素的作用與影響。

（1）提升生產力。假定在經濟、社會和生態集成的綜合系統中，具有生產力的一致性、穩定性和貫通性等系統自適功能，即生產系統應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有波動但不至於破壞系統生產力再生產循環的穩定性，而且不斷地保持一種促進生產力水平提升的變化趨勢。

（2）保障穩定性。即將系統的波動性穩定在系統自適性和自我調整的範圍內，運用制度化方式，保障所有系統要素的優化組合、組織與功能穩定高效運轉，而不至於出現功能性的產出系統失靈。

（3）保持持久性。主要指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系統對內外部壓力承載，在結構性變遷過程中，仍然保持生產力延續能力，即通過諸多的節制與保護，使整個系統生產能力不因各種「壞」力量的影響與作用而出現不可逆性質的氣質性損害，至少保持系統慣性增長的變化趨勢。

（4）強化公平性。主要採取制度化舉措，形成一個持續激勵與約束兼容的結構性博弈框架，妥善地處理好代際與代內資源開發利用和再生之間的關係，不至於因不可再生資源過度使用而導致自然資本短缺、服務類自然資本的替代功能退化，造成當代的整體衝突與後代的生態環境透支。

（5）體現自立性。在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地球生態環境系統中，在以人類發展為中心的複雜系統中，必須強化系統自我供給、自我完善、自我調節和自我恢復的能力，按照能量守恆定律，不能讓資源在系統內泯滅，以高代價和自我毀滅的可能性，而任意接受地球之外的非親和性質的「能量進入」。

(6)加強協調性。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系統由多個子系統構成，存在著系統之間、單元之間、要素之間的目標協調性，即保持系統的消長平衡，需求量與發展容量的供求平衡，長期增長與適時調整的互動平衡，構建一種內部的自適性機制，圍繞系統目標激勵與條件約束，調度與調控系統相互之間的包容與接納，進而達到系統發展可持續性的不斷提升。

綜上，區域發展可持續性是在生態環境承載力範圍內，人類通過合理高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保持生態系統完整性，維持資本系統的穩定性，維護社會系統的公平性，在不斷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同時，實現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協同進化。

2.基於經濟發展可持續性視角

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問題，是由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衍生而來的。所謂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是指長期保證經濟發展賴以進行的物質能量供給，維護資源開發利用者的長期利益，包括長期保持高產並獲得足夠的利潤以支撐擴大再生產。在區域發展可持續性提升過程中，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屬於主要矛盾，既是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所在，又是破解諸多人類發展難題的重要支持。就中國區域發展可持續性而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核心目標。從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角度看，經濟發展可持續性主要指人們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持續增長與長期獲利性和實現足夠的生產與消費剩餘。為此，經濟發展可持續性與經濟總量的數量增長與質量效益提高分不開，是經濟增長速度、要素配置效率、制度和科技創新驅動、資源與環境容量等約束與解約束等觀測變數之間的均衡性、穩定性與持續性的集合。在討論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理論架構中，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尋求低代價經濟增長途徑。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首先要開拓低代價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拓展新的經濟成長性空間。發達區域如此，欠發達和邊緣區域更是如此。梁言順(2004)研究表明，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高速度是以高代價支撐的，即創造100元人民幣的GDP，需要支付42元人民幣的增長代價。扭轉這種局面，需要創新體制機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實施科技創新戰略等，打通區域經濟發展的低代價通道。

(2)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區域擴張可持續性提升必須考慮經濟增長速度的支撐作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區域間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高速度是客觀需要，既符合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發展的基本經驗，又是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和復甦的現實需要。在和諧、包容增長的框架內，應擴大內需，保持一定增長的外需，適度促進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有效地釋放經濟增長加速中的內在潛力，進一步拓展質量型的經濟增長空間。

(3)高貢獻率增長因子的內生化。提升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原動力是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供給的制度創新，將資本、勞動與技術的增長因子內生化。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經濟可持續性的發動機是持續的技術進步圈。劉偉認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提升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主要源泉，技術創新是關鍵，而技術創新又取決於制度創新。中國加入WTO以後，在國際化、一體化進程中，感悟最為深刻的就是:自主知識產權和科技創新是制約與影響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瓶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提升主要方法是依靠科技與制度創新的雙輪驅動，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化轉換，把主導經濟增長的主要生產部門產業高級化、制度化、機制化和常態化因。這樣的產業結構具有最強勁的國際競爭力，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使部門投入、產出達到最佳效率，社會增加值的財富創造能力增強，國民經濟能夠實現持續、健康的運行。總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實質是科技創新、組織創新與管理創新的內生化過程，增強了各自對增長的貢獻率。

(4)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是與其他可持續性相互交織、互為作用的結果。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優經濟增長模型考察，必須考慮到環境承載支出和環境退化的生態福利水平下降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選取一個相互支持、互為促進的運作區間，實現經濟增長的環境資源消耗與供給互為平衡。簡言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兼顧社會發展以及環境生態的有效支持。

3.基於社會發展可持續性視角

所謂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是指長期滿足社會基本需求和更高層次的社會和文化需要，同時保證資源和產品的公平分配，包括代內和代際公平。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核心任務是:增進以人為本的社會福社與公共福利水平，在環境極限內的生活中實現自我永續發展的社會群體成長，試圖構建一個非「零增長」的社會發展機制，以尋求新的財富增長方式與社會財富分配合理化的途徑。為此，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核心內容是設計制約與激勵人們相互行為規範的正式與非正式安排。其功效是:將經濟與生態之間進行社會化融合。依據制度整合、文化融合與科技集成，形成最為廣泛的社會激勵結構，引導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制度設計、民主決策、社會監管、志願服務等社會活動，採取產權激勵的方式，推動科技創新驅動，轉化成為經濟、生態與社會之間強化發展可持續性的內生動力。採取特殊方式，有效治理因貧困導致的環境退化，以及環境退化導致的進一步貧困，將人類健康水平納入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新內容，作為增進民眾福利水平整體提高和增加幸福快樂的重要方面，並將這一指標貫穿於經濟、社會與生態三個發展可持續性系統之中，既成為社會發展目標，也成為相互之間促進的重要手段。

由此看來，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具有較大的擴張空間，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性化、智慧化的集中體現。

4.基於生態發展可持續性視角

所謂生態發展可持續性，是指可維護人類健康的自然過程、可保護生態系統永續的生產力和功能，以及維護自然資源的基礎鞏固與夯實。這種可持續性提升，通過制度化措施，將環境治理成本內部化。主要是採取工程性措施，實現其減物質化技術，消除高速經濟增長對自然體系承載的壓力。在摒棄早期悲觀的增長極限思想，積極探索新發展途徑的時候，人們逐漸發現，環境承載能力是生態系統的一種特殊財富，換句話說，生態研究也是生產力。生態發展可持續性本質是一種生產力發展能力的再發展與持久性建設。柯宗瑞早在1991年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他認為，生態生產力是自然力與社會力的有機結合產物，由此構成了完整的生產力，使得經濟、社會與生態發展可持續性實現一體化融合。圍繞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不斷地矯正和完善發展觀，構造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服務、協調配合併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潛能的激勵結構與自組織系統，這應是生態發展可持續性關注的重中之重。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當實體經濟增長遇到生態環境「囚徒困境」之後，生態發展可持續性將其構成細化為三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自然環境各因素所產生的自然力，能夠直接給予人類生產提供必要的發展支持，使人類能夠將自然力轉化為社會財富;第二個層級是人類能夠克服自然災害，避免或減少損失，在人類人工環境形成一種發展的自我保護力量;第三個層級是人類按照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建立起與自然環境及各種因素協調平衡的良性循環關係，形成資源節約和環境的自律性。總之，在節約性、無害性和高效性的多重驅動下，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逐步提升，並由此形成支撐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性功能，協調經濟與社會之間利益衝突的調控功能，控制人類私慾無限膨脹的限制功能，引領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功能。

二、區域發展可持續性動因分析

1.包容性增長視角下的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動因分析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摒棄了經濟高增長高代價的增長規律，挖掘了新的動力源泉——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尋求高儲蓄、高投資、高消耗、高環境透支和過度消耗勞動資源之外的新增長源泉，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升。

（1）強化區域增長的制度性包容。在先發與後髮型區域經濟增長競賽過程中，需要通過制度性因素的調整與優化，實現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與統籌。區域發展實踐表明，核心的戰略性發展資源是擁有制度創新激勵經濟增長的先行先試權力，以制度創新方式，為實現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提供的新制度安排與組織變革的激勵結構。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對於新經濟增長的貢獻不亞於市場轉軌初期的功效。制度創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基本動因是：新制度可能為改善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減少發展不確定性和額外的交易成本，提供經濟發展組織的激勵結構，引導發展主體進入一個增長共贏的博弈空間。這裡所強調的制度創新功效主要體現在制度性包容。它有助於進一步完善區域間、區域內生產要素順暢流動、最佳組合、高效配置、最大產出的市場體系功能性完善，實現制度性的無差別、無歧視性要素資源配置，以制度創新支撐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實現空間無阻礙性流動、行業無歧視性進入與退出。

(2)強化區域增長的體制性包容。體制性包容對於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其動因是不同體制形態下，可能通過替換效應，尋找到新的增長途徑。採取垂直類經濟管理體制、行業性管理體制、區域性行政體制的改革與創新，打破國家經濟壟斷、行業壟斷和區域壟斷，最大限度地控制國有壟斷對國民經濟的擠出效應，有序釋放體制性因素對經濟增長包容性的潛能與貢獻，形成促進區域科學增長的體制結構，以激勵區域體制性包容。

(3)強化區域增長的機制性包容。機制層面的包容是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的稀缺資源，根本動因是運用市場化運作機制，不斷地放大成本—收益之間的激勵效用，在資源能源替代、製造成本收緊、報酬遞增強化等方面，實現革命性改進，有效地配置與掌控廣義性質的發展資源，促使產出系統效用最大化。以規範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等方式，嵌入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之中，不因機制層面的負面影響而導致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與無效。

(4)強化區域增長的政策性包容。這是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基本保障，是國家、區域行政機關運用社會動員力量，將政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因子，納入包容性增長的制度創新框架，包括實施開發開放戰略，促進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實施非公有制發展戰略，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和發展壯大新興生產部門，最大限度地收縮國有壟斷規模、範圍和行業;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要素集聚效應，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實施科技創新驅動戰略，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消除過度依賴資源和能源以及對環境的損害;實施基礎設施升級改造與惠民戰略，增加區域間發展差距，增強發展後勁，縮小貧富差距，增強經濟發展可持續性。

總之，包容性增長理論揭示出區域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機理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強調以制度創新為主要方式的大眾化和惠及公眾的經濟增長，它更有利於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以達到增強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目的。從組織實施的角度看，基本性包容增長短期有所進展，但實現長期性包容增長難度巨大。

2.增進公眾福社視角下的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動因分析

社會發展實質是尋求更加文明方式，共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與生態環境形成「天人合一」的融合。運用社會組織化發展，刺激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更好地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的消納容量。在整合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組織發展目標時，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即社會福社水平的提升，以促進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社會福社( social well—being)是指一個社會滿足人們需求與慾望的程度，屬於社會福利範疇，即代表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和儘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險制度。這一制度的實施，實際是為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系統嵌入了一個社會機制，打通了經濟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兩者之間的通道。基於這一研究視角，作者認為，在討論促進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提升方面的基本動因方面，包括如下方面:

（1）在緩解社會矛盾中增強社會發展的和諧性。將經濟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運用社會發展的辦法加以解決，增進社會福社水平，轉化社會矛盾，降低其尖銳程度，形成社會減震、抗壓的自適能力，以其合理分配促進社會財富創造。在實踐中，有時社會機制配置社會資源比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更為重要。因為，在穩定和諧中增強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柔韌度，是全社會大多數人所期盼的。

(2)在縮小收入差距中提升經濟發展成果的普惠性。改革開放30多年，創造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奇蹟，許多區域發展水平己經進入現代化進程行列。在發展能力提升的同時，區域內和區域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引發了一些利益群體衝突事件，一些弱勢群體滋生了仇富社會心理，城市邊緣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尊嚴受到了極大影響。保持經濟增長，縮短收入差距，提升福利水平，就是增強社會福社。這樣既能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升，又能保障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升。隨著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提高，增加社會公眾對發展成果分享的普惠性，可能成為新的執政理念，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物質、精神和文化的需求。

(3)在制度化消減貧富懸殊中保持社會結構的穩定性。消減貧困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發展難題，更是一個生態發展的痼疾。「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公眾的普遍社會心理。貧富差距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為此，採取制度化舉措消減貧富懸殊問題己經成為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的重要內容。其動因緣自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取決於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這一問題的制度化消減，有助於政府運用公共財政政策、稅收分配調節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將社會的穩定性進一步放大，即促進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提升。

總之，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是因經濟發展問題而體現，又以社會化的制度方法解決，促進了經濟與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實現了經濟、社會與生態組織系統的自我強化。

3.共生視角下的生態發展可持續性動因分析

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實踐一再證明，經濟、社會與生態系統己經形成了共生互利互惠的複合體。地球系統的生物與生命體具有共生共存的基本特徵，使其生態發展可持續性提升轉化為一種自組織功能。生態共生理論的創始人——美國科學院院士馬古利斯的研究發現：某些情況下長期共同居住將導致共生起源，出現新的生物體、新細胞、新組織和新物種。在生態學理論中，共生理論強調在各個系統之間存在著廣泛共生關係，這一分析架構不失為一種較好地闡述生態發展可持續性提升動因的研究視角。在共生關係中，存在著互利與偏利的不同情形，需要進行系統的組織適度矯正。某一種動物或植物在演化過程中的確導致生態環境的毀滅，那它通常就會由於損害其食物來源和生存環境而最終毀滅自身。基於共生研究視角，作者認為，生態發展可持續性動因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生態系統與其他系統藕合存在一個生態共有信念的激勵結構。筆者研究發現，生態系統涵蓋了經濟與社會系統，為了長期共生共存而衍生一種新的發展功能—生態共有信念的激勵結構，即「表徵——結構——功能」的架構，系統地闡釋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不同發展階段。這一激勵結構的功效是自適調整與自我強化功能，矯正不同發展系統生態共生、互利共贏的方向性問題。

(2)經濟系統的碳生產力發展屬於生態可持續性提升的功能強化範疇。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碳排放與溫室效應的相關性求證己經推出各種結論的爭執。但人們還是將生態可持續性範疇，拓展到碳生產力發展領域。潘家華、張麗峰(2011)針對各省份碳生產率呈現逐年上升的實際，提出了節能減排、集約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優化能源結構、強化技術進步驅動的對策「清單」。作為一種新型生產力，生態可持續性的動因最終歸結為逐利行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設計了更加開放包容並能促進排放空間資源配置、減排和技術進步的國別排放賬戶框架，引導人們通過發展碳生產力以獲取發展的主動權和提升競爭優勢。為此，生態可持續性提升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可能將碳生產力發展演變成為控碳、減碳、零碳排放的組織能力建設，以爭取環境對人類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寬容。

(3)社會系統的環境紅利生成工程有助於生態發展可持續性。低碳生活與環境友好建設，是提升生態可持續性最為便捷的通道，核心目的是人們通過自律行為，獲取環境紅利，以降低自身生活成本和環境風險，提升公眾的幸福感。目前，倡導低碳生活、優先使用清潔能源、營造零排放生活小環境、放棄奢侈品消費權力、形成衣食住行與大自然親密和諧的互動關係，更加有利於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共生理論告訴人們，生態可持續性系統因為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存在共生關係，生態共有信念的激勵結構發揮了融通的功效，使經濟發展的碳生產力與社會發展的環境紅利生成工程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一步強化了生態發展可持續性。

三、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均衡分析

不同發展利益集團都高度關注共生互利的目標函數—發展可持續性在可許範圍內的變化趨勢，即均衡解是不同發展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而且具有合作共贏的特徵。經濟、社會和生態發展可持續性的測度分析與討論，可以一一得到經驗證據。

在以經濟主義為代表的發展利益集團與以生態主義為代表的發展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中，存在一個生態環境信息互動響應機制，即政府與兩個發展利益集團之間形成一個發展可持續性提升的政治壓力(可以理解為比較務實，能夠讓各方都認同的政治解決方案)，強調利益衝突最小化。經濟、社會發展「量」的決策，往往取決於生態環境的容量與消納程度的合理估計和理論上的精確計算。

在正常情形下，發展可持續性往往更傾向於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表達，即在政治力量均衡條件下，才能獲取發展的均衡—發展可持續性的共同維護與成果分享。中國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實證研究，也將以歷史經驗數據的計量分析，進一步求證政策、制度、體制與不同利益集團在經濟、社會與生態發展之間的均衡。發展可持續性的提升則是規則創新與認同的結果。

發展可持續性是政府公共權力與發展利益集團博弈均衡的結果。在解訣「吃飯」與「吃肉」的發展優惠問題的互交博弈中，政府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往往比發展利益集團更為偏重於生態環境友好的公共產品的監管與服務。由此而來的是，公共逐利與私人逐利產生的良性互動，是發展可持續性動態均衡的原動力。

結 論

區域發展可持續性是在生態環境承載力範圍內，人類通過合理高效利用自然資源，保持生態系統完整性，維持資本系統的穩定性，維護社會系統的公平性，在不斷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同時，實現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協同進化的能力。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兼顧社會發展以及環境生態的有效支持。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具有較大的擴張空間，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性化、智慧化的集中體現。生態生產力發展是第一規律，與之相違背，人類社會發展將面臨的是滅頂之災。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強調以制度創新為主要方式的大眾化和惠及公眾的經濟增長，它更有利於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以達到增強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目的。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是因經濟發展問題而體現，又因為社會化的制度方法解決，促進了經濟與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實現了經濟、社會與生態組織系統的自我強化。生態可持續性系統因為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存在共生關係，生態共有信念的激勵結構發揮了融通的功效，使經濟發展的碳生產力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環境紅利生成工程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一步強化和提升了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區域發展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建立在生態響應(自然)、經濟響應(財富)和社會響應(人文)的三個維度互動之中，存在一個共生互利的系統自適功能與變化特徵。為此，發展的可持續性在發展階段、發展周期與資源享賦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動態的、非線性化的變化特徵。在三維空間的邏輯結構中，發展可持續性的不同維度之間在理論上具有動態均衡特徵。在經濟趨利、社會趨同、生態趨於個性成長的過程中，在不同維度響應之間，在不同系統機理與自然界規律、經濟價值規律與社會文明進步規律的驅動下，最終形成一個曲折的、螺旋上升的可持續發展的變化軌跡。發展可持續性是不同利益集團發展博弈的結果。在經濟、社會與生態發展的互動響應系統中，發展可持續性具有數理意義的均衡演化特徵。

（本文載於2012年第7期《學習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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