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去世的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是一位經濟學巨擘。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始於近70年前，直至生命盡頭依然活躍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他與託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後者的不平等觀點展開辯論，主張我們應該更關注消費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

197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他51歲，是（迄今為止）這一獎項最年輕的得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訃告中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博弈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的話說，「在20世紀後半葉，（阿羅對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絕對超過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為何這不是誇張，想想阿羅在剛剛30歲的時候做出的兩個影響深遠的貢獻吧：一個是著名的關於集體選擇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個是關於所有市場同時實現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條件。這兩大貢獻不僅本身見解卓越，而且還開啟了至今仍未窮盡的經濟學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說，阿羅幫助發展了一種數學模型，讓經濟學從一次研究一個市場，到理解一種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如何取決於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他的部分研究幫助確定了，在一個由自由競爭個體組成的社會裡，實現所有市場同時「均衡」（供需相等）的穩定均衡狀態的條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對此類均衡狀態對個體福利影響的理解。兩個「基本福利經濟學定理」是：第一，如果此類競爭性均衡存在，那就是帕累託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個人的境況變壞、否則任何人的境況都不可能變好的情況）；第二，如果初始收入分配合適，就可以通過競爭市場均衡實現任何商品和服務的帕累託有效配置。

表面看來，這為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幹預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在現實中，它同樣是幹預、監管和再分配的理論依據。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說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為它鼓勵將市場競爭與可能的激進再分配結合起來。

用阿羅自己的話來說，他把「一般均衡視為私人企業和公共規劃及監管共同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對我來說，根據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論，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通過確定實現競爭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條件，阿羅開闢了一條分析道路，分析在現實生活中那些條件未能滿足時，政策可以做什麼。

一知半解 鞋匠鬧革命 何帆：19世紀羣眾聚會時，若有人發表演說，不用問，準是一位鞋匠。鞋匠愛鬧革命，成了當時人們的普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