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喜歡德國導演沃納·赫爾佐格的電影。

2018年3月，赫爾佐格首訪香港，在港大任教的朱濤受香港媒體委託，對其進行專訪。二人從人流密集的尖沙咀彌頓道出發，打量重慶大廈，再去港島南的香港仔，登上顛簸的舢板。

隨着舢板繞過避風塘，進入外海，朱濤將話題推至更深，談起赫爾佐格在電影中對政治、經濟議題的緘默。導演沒有反駁，卻告訴朱濤，“你所說的這些不是電影話題”。

△ 赫爾佐格與朱濤（點擊圖片，閱讀訪談）  攝影：徐小童 / 端傳媒

“理念是理念，電影是電影。電影不應該擔負理念表達的功能。政治性不是電影的走向。”

“但你的電影並沒有那麼‘純粹’啊。《在世界盡頭相遇》中，你表達了一種憂患：人類干預自然太多，世界狀況不妙，自然會反過來調控人類。”

“但這不是一開始預設的理念，這是我在生活、工作時，自然得到的想法。”

......

△ 赫爾佐格與朱濤  攝影：林振東 / 端傳媒

時隔一年，空間置換，朱濤坐在自己工作室的會議桌旁，身份變爲受訪對象。然而他還是愛提問，對創作理念的預設也依然執着，以至於每當我們拋出一個理念可疑或不明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您最近在讀什麼書？”“您還有什麼想聊的話題？”），他立即就會做出激烈反彈，如動物炸毛般質問，“你怎麼能這樣問？怎麼可以把天給聊死？！”

在批判與質疑中，朱濤也再次提到自己鍾愛的赫爾佐格，並將理想中的訪談與他的電影對標。而我想，作爲“演員”，朱濤幾乎與赫爾佐格的金斯基一樣“難搞”。

後者對創作者意圖的懷疑和抗拒異常爆裂，曾經逼到導演拔槍，但早期的赫爾佐格也是通過與金斯基對罵、對打，才呈現出演員最好的一面，繼而摸索出自己想走的“純粹”電影路。

△ 赫爾佐格（左）與金斯基（右），截圖來自電影《我的魔鬼》

不知道我們這次不完全順利的辦公室探訪，是否也能在第三方記錄的立場之外，梳理出一點理念，再獲得一點成長？

假如沒有做到，那我們至少希望呈現出2019年3月末的一夜，我們在華僑城創意園南區一間即將拆遷的工作室內，看到的那個朱濤。

“好吧，我們乾脆來個好玩的超現實八卦報道吧。從閣樓開始：那是一個在臺灣大學研究BDSM的碩士生來工作室實習時設計的情色虐待空間，裏面堆着模型，充分顯示建築師在這社會施虐受虐的狀態......”

半開玩笑半嚴肅，朱濤收到“窺視辦公室”的採訪申請後，在微信上一股腦敲下這段話。他說自己讀了專題裏的前幾篇文章，不解我們爲何要把傳媒搞成無聊的八卦。出於不忍拒絕的溫和，外加不願妥協的消極對抗，朱濤建議我們從工作室的情色閣樓開始採訪，讓“八卦”來的更猛烈些。

然而事實證明，朱濤終究是一名嚴肅的建築師，不是什麼大娛樂家，而由研究BDSM的實習生設計的閣樓，也遠遠談不上情色。

△ 閣樓上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當我們手腳並用爬上鋁合金梯子，站上幽暗悶熱的閣樓，眼前看到的是破舊落灰的模型，巨型生殖圖騰式的雕塑，被紅色塑料桶罩住的日光燈，和頭頂曖昧的紅藍霓虹光。這裏的情色含量並不比髮廊更多，也沒有BDSM中用於捆綁的“刑具”。我說自己有些失望，朱濤聽了哈哈一笑，指向福柯的“異託邦”。

△ 雕像、水桶、模型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用“異託邦”詮釋這間閣樓是當初那位實習生的意思，而對朱濤來說，她折騰這個空間的“最實際”貢獻，就是那幾個擺放模型的架子。但如此平凡的現實功能，或許並不違背福柯的理念——在現代社會內部，幾乎無處不在的“異託邦”總會在一個明確功用之外，因所處的特殊文化氛圍，發展出另一種既不明確也不穩定的屬性。

在朱濤的閣樓，所謂的明確功能是模型存放，所謂的文化氛圍是華僑城創意文化園粗糙的藝術實踐，而那另一重屬性，則在不斷變化、發展之中，充滿隨機性，也是閣樓真正有趣的地方。

△ 爲東莞鎮社區設計紀念碑時弄來的漁網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生殖圖騰雕像，颱風“山竹”折斷的樹枝，爲某海邊社區設計紀念碑時弄來的漁網，以及各種建築模型，被建築師堆在那裏，與原初的閣樓空間建立了怪異關聯。到了深夜，一羣野貓潛入，對所有東西一通踐踏和抓撓，也參與了異託邦的創造......對朱濤來說，這不再是個儲藏室了，而是一個激發“想象力”的空間。

△ 被貓踩扁抓爛的模型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 被貓刨到半死不活的植物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 閣樓實爲二層之上的一個夾層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帶着想象力，朱濤領我們從閣樓下到二層，讓我們從不同方位打量空間，幫我們挑選不一樣的取景視角。他不僅想爲閣樓，也想爲整棟樓留下一套“遺照”，因爲在今年五月，腳下的華僑城創意文化園F106棟，從二層以上都將被清退拆除。包括朱濤建築工作室，和那個“異託邦”。

△ F106棟內部格局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這整棟樓的空間是一位藝術家姚老師搞得，像個藝術聚落，有很多Kitsch（刻奇）的東西，又有點包豪斯工作坊的氣氛。由於有消防隱患，今年五月底，這裏的二層和夾層（閣樓）都要搬走。所以你們現在來的這個瞬間非常珍貴。”

朱濤說這話的時候，樓內一層的油畫培訓班已經清走，我們站在閣樓便能一眼望穿F106的縱深，看到正對室外的一側，熱鬧非凡的Gee咖啡鋪着精美地磚，與背後黯淡冷清的水泥地突兀相連；

窄小的鐵製樓梯踩上去有點臨時感，從一樓通往二樓，形成了一個迴環。人站在上面向下看，就像舞臺背後的佈景者，對觀衆不瞭解的幕後故事諱莫如深。

△ 中庭裏的龐然大物是姚老師燒陶的爐子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我想象五月之後的F106，一定會變得敞亮、乾淨、潔白，也一定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合規與安全。新來到這裏的人們不會知道，頭頂上放着中央空調管道與機箱的地方曾經窩藏着一個野貓橫行的“異託邦”。

這或許就是進步，或許就是福柯描繪的異託邦消失後的狀況——

“在沒有船的文明社會，夢想枯竭了，偵查代替了冒險，警察代替了海盜。”

△ 朱濤建築工作室大門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船在福柯眼中是想象力的寶庫。當它不復存在，熱愛航行的偏執狂可能會嘗試陸上行舟。

嚴重者如赫爾佐格故事中的菲茨卡拉多，偏要在祕魯叢林中將一艘遊輪拖過山峯；稍稍現實者如朱濤，試圖在鄉村學校，將排便茅坑打造成尊貴神廟。

△ 菲茨卡拉多的陸上行舟，截圖來自電影《陸上行舟》

朱濤的陸上舟，是他準備向鄉村學校推廣的“幹廁”。2018年秋季，帶着香港大學建築系碩士班的13個學生，他花一整個學期打磨這個項目，而今又與自己的工作室合作，準備將設計推向實施。

考慮到農村普遍供水難、用水貴，缺乏排污系統，且尿糞對農民還有利用價值，不應被輕易浪費，朱濤想擺脫城市的抽水馬桶思路，不用水衝，卻同樣清潔，甚至更有格調。

△ 由朱濤的學生製作的幹廁模型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技術方面，朱濤與香港的一位發明家林卓鴻合作。後者早在2003年非典肆虐香港期間，便下決心研製一套幹廁技術。終於有一天，他從郊區牛糞中得到靈感：一大坨牛糞在草地上攤開，象一塊黑色比薩餅。風從糞下面的草叢縫隙中吹過，將糞從底往上風乾，讓糞變得毫無臭氣——林卓鴻在那一剎那頓悟了！

因爲重複了太多遍，朱濤早已能一邊吃飯一邊跟人討論尿糞的分離，大便的跌落、攤開、下滑、風乾和清掏工序。但整個項目讓他津津樂道的不只是技術，更有如廁過程中的詩意。通過建築設計，他想讓如廁的人享有佛陀般尊貴的體驗，讓蹲坑變成神壇。

△ 朱濤講解“幹廁”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再看“幹廁”模型。廁外的人站在低處，雙手合十，形同拜佛；如廁的人蹲在高處，抄着雙手，微微仰頭。後者的“尊貴”，與其說在排便，倒更像是端坐在堂屋寶座上的太師，徹底擺脫了世俗臭氣叨擾，雙眼微睜，嘴角掛着淺笑，安詳地打量着窗外風光。

正對蹲坑的牆上開了“天眼”，背靠蹲坑的竹節高大粗壯。如廁的人向前看有天空和星光，向後看是自然屏障。以往對於廁所的種種不良聯想，也許可以到此爲止了。

但“幹廁”既然是陸上舟，就必然要面對一系列現實問題的掣肘。比如，女生的衛生巾往哪裏丟？用過的大便紙如何處理？怎麼對付男生把尿嗞到蹲坑外面？下雨天的泥水被帶進幹廁怎麼辦？設計只是“幹廁”的第一小步，接下來朱濤還要與校方一起研究如何培養廁所使用者的衛生自覺性、廁所管理的執行力，以及應對新廁所給鄉村習俗帶來的其它挑戰。

我不知道這些目標最終能實現多少，但朱濤已經堅定了核心指導思想：“這個廁所真要做好，就得把它做成——套用柯布式格言—— 一個茅房、一座宮殿。”

聊完設計，訪談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尷尬且衝突頻發的最後階段，險些升級成一場大吵。

矛盾的爆發點是閱讀。由於每個建築師的辦公室裏都有幾本打開來的書，“窺視辦公室”從第一集開始就一直寫建築師與讀書。然而這個因客觀存在而誕生的套路遭到了朱濤當天最強烈的抵抗。

他說看書難道不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嗎？就像吃飯一樣。因此“看書有什麼好說的？我不會跟你說我今天吃了什麼豆漿油條。”

△ 朱濤與《遊隼》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話是這麼說，朱濤在我們半逼半勸的攻勢下，還是邁開大步折回自己擺滿書本的辦公室，從書包裏掏出一本最近在讀的書。

小小的口袋本封面上畫着一隻靜立的鷹，是J.A.貝克的《遊隼》（The Peregrine）。這本書講作者長期觀察遊隼的飛翔、捕食和棲息。他的觀察如此精準、聚精會神，以至於他作爲人的意識逐漸消散，融入到那個被他觀察的鳥中——物我交融。

朱濤會看這本書絲毫不令我意外。因爲在赫爾佐格創立的“無賴電影學校”（Rogue Film School），《遊隼》是一本必讀書。如校章上所寫，閱讀它的人應當通曉詩意，並且是某種意義上的“朝聖者”。他們“心中有夢，也有燃燒着的火”。

“無賴電影學校”入學必讀書

《農事詩》

Georgics

維吉爾 著

《弗朗西斯·麥康伯短暫的幸福生活》

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

海明威 著

《遊隼》

The Peregrine

J.A.貝克 著

《詩體埃達》

The Poetic Edda

呂恩約爾弗·斯汶遜 發現

《征服新西班牙信使》

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 著

放下《遊隼》，朱濤談到的第二本書是巴西建築師Angelo Bucci的博士論文改編而成的，Sao Paulo, Reasons for Architecture。這篇不符合正規學術範式的書，雖然不是赫爾佐格的“指定課本”，卻有相似的浪漫和瘋狂。

論文開篇本身就像電影的第一個鏡頭：巴西青年們站在高速行駛的火車頂上，在高壓電線間冒死“衝浪”。Bucci由此展開敘事，深入一個暴力、危險與詩意並存的複雜社會。那些彷彿截取自《上帝之城》或《中央車站》的畫面，都成了Bucci思考和設計空間的靈感來源。

△ Train Surfers, 1995  攝影：Rogerio Reis

△ Angelo Bucci作品，週末住宅（weekend house）  攝影：Nelson Kon

“生活中太多無意義和乏味的事情，所以我們特別需要詩意。”

陸上行舟的菲茨卡拉多、滑翔撲降的遊隼、火車頂上衝浪的巴西青年，都把詩意拔到了一種難以企及的強度。回到一間廁所、一篇稿件，朱濤仍堅持所做每件事的目的都是要尋求思想上的激發，詩意氛圍的感染，或至少，“要有意思，要好玩”。

“很多人會把肉麻無聊當有趣，這沒關係。我關心的是哪些東西能更深刻地觸動人。比如在紀錄片的拍攝中，受訪者誇誇其談後，導演鏡頭仍不關，話筒也留着，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裏，受訪人會感到自己的僞裝全被卸掉，非常尷尬。而那個狀態，就有詩意了。你在採訪建築師的時候，要利用他們做自己的創作，要把那些準備好的擺拍給打破，甚至可能把他們變成小丑。”

“但如果像您說的那樣，完全放開按自己的意思做，我擔心會對建築師構成一種冒犯，比如我可能把您不想給人看的一面給表現出來了。”

“你年紀那麼輕，爲什麼有這麼多顧慮呢？如果你這樣想，你就永遠處在一個消極狀態。”

“但我如果把您寫成了一個小丑，導致您一個實習生都招不到了，可怎麼辦？”

“你有創作自由，操心我幹嘛？！”

△ 受訪的朱濤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訪談到這裏戛然而止。我與朱濤陷入沉默。

在無話可說的同時感到言猶未盡，是一種很尷尬的微妙。

回家路上，同事告訴我忘記給朱濤擺拍一張用作推文封面的肖像。但我轉念一想，對朱濤來說，擺拍不僅會激發又一輪炸毛，也的確沒有必要。

幾十年後，誰還會關心朱濤今時今日長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能夠留下的印記大概只有交談中的一些畫面，一點火花，某種觀點。對此，我雖不能完全接受，回放錄音時也還會被批評挫傷，但記憶的珍貴確是實實在在的，因爲他讓我看到了那樣的朱濤。

在日趨扁平、中立的當下，大衆胃口很難消化偏執、暴烈和無功利的理想主義。但創作如要擺脫套路和流俗，尋找“深刻的”詩意和真相，沒有一種亡命之徒的力道，又怎麼可能？

他們努力逃出既定事物，去往一個另類世界。遊蕩雖然艱辛，卻讓他們感到快樂。擱淺或抵達，意味着無趣的終章。

△ 朱濤 攝影：李菁琳 / 有方

撰文 / 鮑思琪  攝影 / 李菁琳

視覺 / 李茜雅  校對 / 鮑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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