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平”字，就是讓天下太平不出亂子的意思。

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比蘇東坡表現得尤其厲害。

第二，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

當官應該以“君”爲本，還是以“民”爲本，從儒家開始，其實就已經爭論不休了。孟子說：“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就鮮明地提出了“民本思想”。

王安石變法，根本的目的，是爲了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要增加國家的財稅收入，自然要剝奪老百姓的收入。司馬光和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爭論，很大一方面就在於這一點。

司馬光和蘇東坡都批評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高揚“民本思想”。王安石當然不同意。王安石說，我確實也是在維護大宋朝，維護君王，但我也是在維護老百姓。只有保住了大宋朝的平安，確保了國家的正常運轉，老百姓才能過上和平安寧的日子。否則，如果國家沒有錢打仗，沒有錢發工資，國家完蛋了，沒有“國”了，哪還有“家”呢？

所以說，其實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和蘇東坡，他們都堅持“民本思想”，只不過是對“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第三，對於集團利益的維護。

司馬光和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雖然沒有私人恩怨，但是有集團利益的考量。這種集團利益，就是“朋黨之爭”。

朋黨問題，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員的嚴峻問題。宋朝的時候，從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開始，就已經有“朋黨之爭”了。歐陽修甚至直接爲朋黨辯護，認爲好的朋黨，對國家是有利的。（但什麼朋黨叫好的朋黨，歐陽修並沒有回答。）

這種“朋黨之爭”，通過王安石變法，達到了高潮。王安石爲了達到變法的目的，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都用那些很支持他的人。而另外一些不支持他的，不管那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都壓制使用。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上臺，這種朋黨表現得更加厲害。司馬光在做法上，就是一概否定王安石。當時蘇東坡就說，王安石的有些做法，其實還是不錯的，應該堅持。但是司馬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因爲這樣直截了當，黑白分明。

當然了，蘇東坡其實也有朋黨，他是“蜀黨”領袖，和“洛黨”相對。

而這種朋黨，因此損壞了北宋早年良好的政治生態，到北宋晚年的時候，出現了六大奸臣。這六大奸臣，其實就是因王安石變法引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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