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認識的特點

我們認識歷史，所得的結果是否正確呢？怎樣知道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是正確還是錯誤？這些都是涉及歷史認識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對象是「歷史」。「歷史」是過去的事情，過去的事，再也不復返了，無法印證。也就是說，歷史認識的對象——「歷史」有自己的特點，與其他學科研究的對象有所不同。這個特點可以概括為一度性和客觀性。所謂一度性，就是歷時性，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所謂客觀性，就是它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一個實在。不管你承認與否，你認識到與否，你現在感知到它與否，都不能改變它的客觀實在性。正是「歷史」有這樣的特點，歷史認識的理論問題才令人大傷腦筋，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屬性之認識也因而出現了眾多的分歧。

強調歷史的客觀性的史學家認為，歷史的存在是客觀的，歷史學就要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為天職。歷史學是不偏不倚的純客觀的學問，歷史學是科學。而強調歷史的一度性的史學家則認為，歷史一經發生，就再也不能復現，你怎麼知道你寫的歷史就與歷史實際相符呢？歷史學家寫出來的歷史，包含著歷史學家的主觀因素在裡面，寫出來的歷史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潮、歷史不可知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有很大影響的後現代史學，大都強調歷史的這一特徵。

實際說來，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它們是對同一問題的兩極看法。第一種觀點看到了歷史的客觀性，卻忽視了它的一度性，沒有看到歷史認識的特殊性。第二種觀點看到了歷史的一度性，過分地強調歷史學家的主觀成分，不承認史料所包含的歷史真實的成分，實際上也就否定了歷史的客觀性。這兩種觀點看似十分對立，但在一定情況下卻可以轉化。

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梁啟超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1902年，梁啟超寫了《新史學》，提出「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認為歷史的最高目標是尋求「公理公例」，這裡的公理公例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歷史規律」。20年後，他在南開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又給歷史（其實指歷史學）下了一個定義：「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這時侯，他也看到了歷史學研究的事項與自然科學研究事項的不同，指出了三點差異。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承認歷史的因果律。在歷史認識上，他告誡治史者「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蒐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這說明他對歷史學的科學性，還是充滿信心的。可事過一年，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梁氏即不再堅持歷史有因果律了，他說：「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的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係』一語。我近來細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經發現這句話完全錯了。」他檢討說：「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為這個問題，著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很懷疑，我又不敢撥棄他。」他認為歷史沒有共相，歷史不一定是進化的，歸納法只能適宜於史料整理。這樣，他最終否定了歷史的科學性，在歷史認識論上陷入了困惑和矛盾之中。過去在評述梁啟超史學思想的時候，往往用「淺嘗多變」、越變越倒退批評他，並把原因歸結到他的階級屬性上。現在看來，這樣的批評有些簡單化。不可否認，梁啟超的每一次論斷，都是他認真思考的結果。他之所以陷入困惑，一是他沒有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二是歷史認識問題確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歷史認識涉及相互影響的三個方面：客觀的歷史實際、歷史資料、歷史研究者。這與自然科學研究不同。自然科學工作者可以對研究對象反覆觀察，重複實驗。研究者能夠直接觀察研究對象。歷史研究者研究的歷史過程不能重演，大多數情況下，歷史研究者並不能親眼看到客觀的歷史實際，他要認識歷史實際，必須通過歷史實際遺留下來的遺跡——史料來進行。即是說，史料是歷史研究者認識歷史實際的中間介質。歷史研究較之其他學科的研究增加了一個要素。這就是歷史研究比其他研究特殊的地方。

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蒐集史料，其次是整理史料。史料可以分為很多種，有實物史料、文字史料、口碑史料等。史料不等於歷史實際，史料只是歷史實際的一部分遺存。歷史實際是活的，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史料作為它的遺跡是死的。歷史實際是客觀的，而史料則包含了歷史記述者的主觀因素，如有的史料詳於歷史實際的一個方面，而略於另一方面；有的歷史記述者還故意作偽，甚至篡改史料，這就要求歷史研究者蒐集史料儘可能的完備，在此基礎上，進行辨偽、校勘和考據，使歷史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

歷史研究包括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考證史實。第二個層次是根據考證出的史實，去尋找史實間的相互聯繫，以描繪或再現歷史過程。第三個層次是通過大量的歷史現象，歸納推論出歷史變化的一般理法。第一個層次最能反映史學的實證特點，歷史研究者要充分運用邏輯思維。第二個層次表明，史學含有藝術的因素，歷史研究者要運用形象思維。陳寅恪說：「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這話說明瞭形象思維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歷史研究的形象思維和藝術創作的形象思維是有所不同的，它要在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想像。第三個層次則要求歷史研究者既要具有相當的邏輯思維特別是抽象思維，又要具備辯證思維。在這個層次上，史學的性質，與其他科學全無異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歷史是過去的事項，無法再「實踐」了，怎麼通過實踐對歷史認識進行檢驗呢？這一原理是否不適合歷史認識？答案是否定的，歷史認識的檢驗仍然遵循這一原理，只不過有自己的特點罷了。歷史認識的真理性需要經過歷史研究的實踐和社會實踐來進行檢驗。這裡麪包括多個層面，如史料層面的檢驗即是其中之一。一些認識的失誤或分歧是由於史料缺乏或史料不夠造成的。如《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臏？很長時間聚訟不休。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分歧一下子就被解決了。史料層面的檢驗屬於歷史研究實踐的範疇。人類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依據正確的歷史認識制定的改造社會現實的方案會促進社會的發展，否則，就會出現相反的結果。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歷史認識的正確與否，這是在社會實踐層面上的檢驗。

歷史認識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經過反覆的認識過程。歷史認識的真理性是相對的，但隨著史料的豐富、史觀的進步和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新的認識總會越來越接近歷史真實，相對真理越來越向絕對真理接近。歷史認識也是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辯證統一。人類對歷史的認識是沒有窮盡的，研究歷史、向歷史學習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永恆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