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传记
断断续续地把《台北人》的十四个故事读完了，终于写出来篇笔记，有种空寂感，旋即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生活且行且珍惜，并非一句空话。每读到一个故事，都有暗自拍案的时刻，不由叹息相见很晚。
这本书可以伴人老去，常读常新，一群在历史变迁中被迫失去自己的人，他们是文学化的历史，历来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是《红楼梦》中的焦大，也可以是《家》中的梅。
白先勇先生已经82岁了，容光焕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非常优雅。他在写完《台北人》后，近五十年里，人生转向了《红楼梦》和昆曲，至少从《台北人》这本书里看白先生并不意外，诠释了什么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作为人生一个阶段的界碑，《台北人》太伟岸了。
这十四个故事，仿佛是绞线一样拧在一起，从历史的潜渊中拉起一则宏大的叙事，我在阅读时发掘出点点滴滴的体会，如获至宝，可是当我看到单行本附录中欧阳子女士的研究时，顿时泄了气，「能事毕矣」。不过，不才也非业精于此，不妨忝附嬉文，拾人牙慧，以补渺茫，说些前人留让之处。
白先生写这本书时，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老成世故，何止是老成，统摄阶层、身份、性别、境地、心思、伎俩，恰如其分，神乎全知。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对生命的钟爱、对红楼梦的追随、对昆曲的热忱，这种精神上的归宿早已书写，字里行间亦有性取向的自白，正所谓儒家讲察言观行，人焉廋哉。
如果把书中众生相比作莫奈的青蛙塘上聚拢的人群，芸芸众生从不同的时间坐标走来，色彩分割应不同的地位、钱财、苦难，这种不加修饰的混乱，由远一看，也如水面真的荡漾起来，这本书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时代的群体传记。
《台北人》实在太像印象派了，十四个故事即是印象派连作的思想，贯彻全书，同样的场景连续不休，阳光明媚的时候，愁云惨淡的时候，夕阳无限的时候，犹如莫奈的鲁昂大教堂，梵高的干草堆，似困住时间的围堰。书中独特的意象-暮风、夕阳、冷雨，似乎在印象派也能找到元素与之对应。
书名虽然是《台北人》，但是讲的分明不是台北人，他们是桂林人、北平人、南京人、上海人，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人，但是他们除了默许自己是台北人，也别无他法，到底逃不出历史彀中。《岁除》里，一口川音的赖鸣升寄篱在眷村里过除夕，酒酣耳热，揾英雄梦，也尽枉然，酒疯过后，不过是「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传统，做事在重复，连说话都在重复著。被看好都年轻人，《一把青》的郭轸，《梁父吟》的少年孟养，被希冀著大有作为，形势比人强。
白先生是个很敏感都人。
比如故事很简单，但是象征和隐喻丰富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大量连续的动词：
「那天丽儿回家后，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观儿和项链子。丽儿头上戴了两圈，两只膀子上，一边箍了五六个，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双赤足，捞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丽儿嘴里咿呀唔呀地唱著笑著，手里擎著两球艳红的杜鹃花，挥动著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王雄也围著丽儿，连蹦带跳，不停地拍著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著跳著，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看到这个名字我很眼熟。我第一次听说「金大班」这三个字是在电影《80后》剧组邀请的一次午饭上，记得坐在我旁边的是电影里扮演舅舅的演员，菜过五味，我随口问了一句，「您演过什么」，他脱口而出《金大班》，我茫然冒失地反问「什么班？」，他尴尬地补充「有范冰冰的戏里都有我」，我当时对这么奇怪的对话还不是很理解。 七年后，我格外认真地读了《台北人》中的这个故事，这切中了记忆的科学，这番对话又回荡在耳边，查了一下有范的名字，果不其然。
《金大班》的朱凤、《孤恋花》的五宝，是白先生写得用情最深、最悲悯的人物。《孤恋花》的人物在过去和现在难以分辨，描写人物说话空洞，不带尾音这样的细节，入木三分，五宝无处不在，命运也最悲惨，母亲疯癫（还有专门写疯癫的《思旧赋》、和耍酒疯的《岁除》），连亲生父亲都是罪恶的。他人即地狱这种思想在《孤恋花》、《花桥荣记》、《那片血一般的杜鹃花》、《冬夜》中也都有所体现。
白先勇先生是不想做隐喻的，因此，他明确说纪念的是时代，并用刘禹锡的乌衣巷作为楔子。乌衣巷言不尽意，书中尽数是中年以上，显然有白发宫女说玄宗的兴味。活到了一个活著莫如死去的境地，《一把青》里朱青垂死，心如死灰，被板车拖走...作者又让她活过来，从此另作人，师娘作为当事人两次目睹她的对爱人死去的反应。人之所谓变化，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永远的尹雪艳》开篇第一句话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好的开头了。那么为什么朱青会死去活来，卢先生会性情大变，王雄会疯癫，李浩然「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而「尹雪艳永远不老」，作为第一个故事是有道理的。
《游园惊梦》这个故事，能看出白先生年轻时候的心灵寄托。人物、对白、衣饰很考究，「雍容矜贵」，物品档次高，出现密度大。逝去的生活在他对食物、日用品的描写中鲜活，陈列摆设昭示了身份地位。《红楼梦》的家戏班子和钱鹏志娶钱夫人回来倒也应景，唱几句昆曲做娱，这辈子也就无所求了。
单单是这个名，也得《红楼梦》的精髓，钱夫人原来艺名为蓝田玉，如此诗化的名字来自于李商隐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枉然」是中国最厉害、最隽永、最意味深长的诗歌之一，白先生以此寄托人物，足见深意。被钱夫人不忿的桂枝香，这个名字也很有来头，也很好解，王安石著名的《桂枝香 金陵怀古》里出现的字眼-「故国晚秋、天气初肃、残阳、西风、云淡」，就是这本书的常常出现的意象，「念往昔、悲恨、荣辱」亦是这本书常怀的情感，「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这句话不动声色间，甚是惊心动魄，「后庭遗曲」终于这样流行起来，桂枝香果然也就人如其名了。
过了几十年，即使现在看这篇故事，白先生倡议的文艺复兴还未过时。它提到《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等，著重提到《贵妃醉酒》的四平调，足可见白先生在写这个故事的用力、《霸王别姬》随著同名电影的火热，人尽皆知，讲的是楚汉。《洛神》发生在汉，真迹佚失，被后人摹绎也是国宝，我还有幸在辽博见过宋本。恰恰这几个故事都与遗憾有关，戏中戏。
在《台北人》一书里，白先生沿袭文学传统的谱系十分了然，白先勇和张爱玲都是出身高、见识多、成名早，白先勇在作品上比起张爱玲多了些佛儒道的维度，家国情怀更重些。天分在骨子里，可遇而不可求，曹雪芹用一个主题包含了所有人物，白先勇用不同的人物回响著同一个主题，只消一篇一流的小说就足以攥住人心。
《游园》和《惊梦》都是属于《牡丹亭》，《牡丹亭》真实地启发了《红楼梦》，汤显祖的四梦里除了《牡丹亭》还有《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白先生做了很多努力，把《红楼梦》和《牡丹亭》看作是当代文艺复兴的机会，白先生帮北大找钱，重新建立与传统的联系。俞平伯等人在1956年创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与周铨庵女士、张允和女士等继承昆曲艺术（张允和《昆曲日记》），而众所周知，俞平伯也是新红学研究的先驱，德有邻，必不孤，白先勇先生也走上了同样的一条路。
《国葬》作为最后一个故事，盖棺定论时把前面故事里人物的时代都囊括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内战，李将军压轴出场时他已经在生物意义上死亡了，在文学上却与诸多人物拢成一股方兴未艾的活力。他虽然地位显赫，但是也有惨败，风光无限，也一败涂地，理解了前面十三个故事，自然理解了国葬风光尊荣的背后辛酸。这正是这本书围绕的内核，理解这一点，才能懂得作者的悲悯。
「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师娘的盘算，后来朱青竟也学会了，为了把心横过来，朱青自己先死了一次（《一把青》）。在《台北人》里，与过去二元对立的现实人物是绝对向死而生的，在某个节点来临时，人生的美好灰飞烟灭。
鲁迅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意识到这一点，难免和书中人物一样，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存者和死者同生于一人之身，割裂联系是残酷的，悲壮地面对苍凉，有的人物没有熬过，因而溃亡。而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台北人》在这层意义上表现很多，而我也相信，白先生写的就是现实，死在这本书里只是个被动的形式，永远留在了过去则意味著主动地精神上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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