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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國的反猶主義是20世紀世界歷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是民夫獨賊操弄輿論，以刀刺在背（Dolchsto?legende）的謠言欺騙民眾。還是這本身就是無數德意志人本身可恨卑鄙的慾望而導致的慘劇。這是很值得思考的。

自從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承認宗教信仰自由，所有對猶太人在居住、婚姻、擇業、擁有不動產和選舉權等方而的限制均被取消。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機構的領導和管理日益複雜，職員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到了19世紀90年代，猶太人已經躍居「中間等級」 (Mitielstand)[1]，這個詞在德語裏意指那些持保守觀唸的體面半自由地位的紳士們。不僅如此，猶太人費舍爾家族和烏里斯坦家族在出版業獨佔鰲頭。在實業領域瓦爾特·拉特瑙、阿爾弗雷德二世·克虜伯又是威廉皇帝的座上賓[2]。更有甚者，後者因為同性戀醜聞自殺後，威廉皇帝公開主持了他的葬禮，並譴責了他的死亡是一場針對猶太人的，來自左翼的邪惡攻擊。

社會地位的提升，使得大批猶太人得以進入基督教學校和國立學校，這提高了德意志猶太人的整體素質，當然通往高層的路並非一帆風順，帝國仍然不允許未受洗的猶太人加入公職，而不願意放棄信仰的猶太人能夠繼續他們在工商業中的事業，但是躋身容克帝國真正的運作中心仍有待時日。

不過對於猶太人而言，新生的帝國保證了他們的大多數權益，而舊時對猶太人的諸多限制現在都已經不復存在。正如彼得·普爾澤所言「許多人認為生活還是相當不錯的。他們感 覺自在，就像人們生活在自己家裡一樣」[3]

帝國政府層面的反猶確實是存在的，不過同民間層面的比起來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由於包括小商人、小農、小手工業者在內的德國傳統中產階級在包括銀行職員、公職人員等新興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經受了經濟和社會變革的衝擊，從而悲慘的喪失了行會特權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安全滿足感。這最終導致了他們對在新興中產階級中佔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的不滿。

但是隨著19世紀後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歐洲大陸甚囂塵上，對猶太人開始融入了種族主義和優生論的偽科學，並且將過去的反猶主義變成了一種全新的基於種族主義的民粹政黨反對容克當局的有利的武器。1879年的9月，基督教社會勞工黨的創建者阿道夫·斯多克(Adolf St?cker， 1835-1909)在柏林發表了《我們從現代的猶太教當中需要什麼?》與《抵抗現代的猶太教》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而1880年的反猶情願運動是戰前的一個反猶的高峯，伯恩哈德·福斯特（Bernhard F?rster）和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等人發起，並向帝國議會及時任首相俾斯麥上呈了一份聯署簽名書，這份簽字有超過25萬帝國公民參與，其中主要是一些農民和相當數量的手工業者[4]，他們要求帝國將猶太人驅逐出政府公職，並且不再允許猶太人擔任教職；要求限制或禁止猶太移民的數量；對德意志猶太人進行特別的檢查，並把這些人的身份標識出來。到了1890年在聯邦議會裡已經有4名來自黑森和馬德堡地區的反猶分子以猶太人哄擡地價，威脅農業生產獲得了他們選民的支持。

而在大戰前，政治領域中反猶運動最大的一次成功是在1893年的選舉上，一些反猶政黨所組成的聯合，一共獲得了大約26.4萬張的選票，約佔總數的3%，在國會佔有16個席位[5]。但實際上，這些激進的反猶團體同時也觸怒了作為地產貴族的容克們，在波美拉尼亞，一些反猶團體發起了「反對容克和猶太人」的運動，從而保證他們在民眾中的選票，這種從保守黨手中明搶選票的行為實屬大逆不道；甚至於斯多克本人為自己拉票的社會改革計劃也因為要向容克索取土地以保證民粹的支持率而遭到打壓。所幸的是，這波民粹浪潮在1895年之後的經濟繁榮中土崩瓦解，反猶組織因為失去了支持他們的基本盤而日趨衰落。

而至於大戰爆發之際，德皇通過「城內和平（Burgfrieden）」呼籲結束殘酷的政黨政治[5]，而來自帝國最高層額度呼籲，極大的鼓舞了猶太人對帝國的向心力。猶太人通過「猶太教信仰 的德意志國民中央協會（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響應了皇帝的號召。而為了回報猶太人的，大量的猶太銀行家和商人在負責經濟的戰爭協會（Kriegsgesellschaften，也有中文譯為戰爭公司）中被委以重任，甚至於帝國政府在東線勢如破竹的情況下，邀請猶太專家發表意見，有計劃的將東線不少被佔據的領地交給了猶太人管理[7]。另一方面，帝國政府甚至為了團結猶太人（當然不排除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禁止了相當數量的反猶作家的作品，查禁了非常多的反猶報紙，甚至連反猶的言論也被嚴格禁止公開發表。

雖然猶太人付出瞭如此的努力，戰後仍然有反猶團體聲稱猶太人有一半在後方服役，而這個結論是十分荒謬的。在西德的統計中，光是1917年有62515名猶太人在戰爭中於前線服役，這是猶太總人口的六分之一，有超過10萬猶太信仰或者是猶太種族的人換上了帝國軍隊的制服，其中有三分之一獲得了榮譽，有2000餘名軍官，1200名醫護人員，在1918年戰爭結束後，超過12000名猶太士兵為國捐軀。[8]可以說，2017年Netflix的德劇《巴比倫柏林（Berlin Babylon）》中的貝達中校就是猶太人為帝國服務的一個最好的熒幕縮影。

可以說，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伴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度，而德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也在這個時候不斷激化，民族主義被民粹所利用，以便撼動舊秩序下的容克政權，而在劇變之下失去財產的那些資本主義造就的貧民也將罪過歸咎於那些乘著新思潮和新的生產方式躍居社會中流乃至上流的猶太人。現代反猶主義較中世紀因為宗教抑或是所謂黑死病投毒式的反猶主義，是民粹團體反對猶太人在憲法上所賦予的平等地位和極端民族主義為了攫取權力而不擇手段的一種極好的體現，這樣的觀念，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隨著根生蒂固的反猶傳統在社會中蔓延。而保守黨在面對受過教育，具有新思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猶太人的時候，他們也將自己遭受的挑戰歸結於是猶太人帶來，儘管這種形式的反猶態度，一般集中爆發於社會出現問題之時，容克們將資本主義世界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了猶太人的問題，他們被迫在窘困的時候同民粹聯合，嘗試去利用民粹，使得自己從對新世界和時代變革的恐懼中解脫出來。

而可憐的猶太人則成為了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替罪羊。在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前半葉在德意志蘭發生的慘劇，是對社會轉型的一種過激的反應，帝國對反猶風潮未能及時的阻止，以及某些特殊時候的半推半就，使得這些風潮逐漸通過輿論和演說，通過每一次反猶政黨在帝國議會獲得的席位，讓這種觀念逐漸被不少人所接受。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一歷史基礎，納粹德國的清洗將會受到更大的阻力，就這點而談，帝國政府難辭其咎。

[1] John Weiss. Ideology of Death, [M]. Chicago: Ivan R Dee lnc. 1996

[2] 沃爾特·拉克， 猶太復國主義史 [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

[3] Pulzer， Jews and the German State.

[4] Nachum T.Gidal，Jews in Germany：From Roman Times to the Weimar Republic， [M]. Konemann, 1998

[5] K.S. 平森. 德國近代史—它的歷史和文化：下冊 [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6] 「Eine neue Rede des Kaisers」, Preu?ische Zeitung, 2 August 1914

[7] Zechlin， Die deutsche Politik

[8] David J.Fine.Jewish Integration in the Ger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M]. Walter de Gruytcr GmbH&Co. KG，Betlin，Bost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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