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一生已經過去，王明的故事並沒有完結。

　　隨著前蘇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隨著歷史真相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隨著人們不再以神聖、盲從的眼光看待領袖，也隨著人們不再用定勢化、臉譜化的眼光對待歷史，王明越來越清晰地走到我們的面前。

　　十年內戰時期，王明在反對國民黨統治，開展土地革命和紅軍對敵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國際指示。經中央政治局審查後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對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進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在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後根據地的鬥爭；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新的表述比原來的「右傾投降主義」，語氣更為舒緩，內涵也更為公正、客觀、科學。

　　早在延安整風時期，猛烈的炮火對準王明之時，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針對一些人的疑慮，明確指出，王明問題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堅持主張將王明選為七屆中央委員。

　　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王明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他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並沒有把王明和分裂黨的張國燾等人等量齊觀。

　　「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出於政治目的，篡改黨的歷史，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們以階級鬥爭為綱，把本來十分清楚的歷史，弄成一潭渾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觀地講，王明錯誤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它一成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兩者的關係是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作為支部黨，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綱領、路線、重大人事任免，無一例外地受到共產國際的制約。中共的成長壯大，離不開莫斯科的支持和幫助，中共的挫折和失敗，也離不開莫斯科的干預和影響。

　　美國學者加維爾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產國際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國共產黨。……1935年前的中共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將莫斯科的指示貫徹實施的歷史。」

　　遵義會議前，共產國際幾乎包辦了中共黨的內部事務。毛澤東後來成為中共領袖，也還是莫斯科說了算。起初，他也只能按莫斯科指示辦事。與王明發生衝突時，派任弼時赴莫斯科請求仲裁。皖南事變，毛澤東準備與國民黨全面決裂，斯大林不贊成，毛澤東也無可奈何。就是抗戰勝利後，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毛澤東雖不願意，也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勸告。毛澤東並非得心應手，而是處處受肘。他對來自莫斯科的意見，是不可不聽，又不可全聽。符合中國實際的，就執行；不對的，盡量解釋，或作必要讓步，或者委婉拒絕。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才逐步擺脫莫斯科的控制。

　　王明是莫斯科直接扶上來的，他在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米夫更是坐鎮指揮，一些大政方針主要是按米夫的意見來制定的。後來他奉命回國抗戰，也是執行的共產國際指示。正因為如此，莫斯科一直不承認王明在20世紀30年代犯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共關於30年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歷史結論一直不認可。直到中國革命勝利後，斯大林向前來訪問的中共代表團作了自我批評，蘇聯才引人注目地發表了毛澤東反對王明「左」傾錯誤的理論著作《實踐論》。

　　毛澤東早就覺察到莫斯科在指導中國革命中有嚴重的錯誤和失誤，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不可能對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提出批評。就是在批評王明右傾錯誤時，也未涉及共產國際。毛澤東後來說：我們批評王明，其實是批評斯大林。因為王明聽米夫的，米夫聽斯大林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王明歷史上兩次錯誤時，著重分析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沒有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失誤，也沒有簡單地將錯誤推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

　　毛澤東既要排除錯誤路線的干擾，又要維護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威信，把王明作為兩個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王明內心並不服氣，也一直沒有真心實意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認為自己只是錯誤路線的追隨者和執行者，負他應該負的責任。

　　王明錯誤是馬列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副產品，是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的曲折反映。這不僅僅是王明一個人的錯誤，也包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米夫、博古等人的錯誤。王明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代表，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把王明路線看成王明個人的錯誤，這種看法是不科學的。

　　「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期，博古把這一錯誤推向了頂峰。臨時中央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片面強調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排斥一切中間勢力；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主張；極力誇大革命形勢，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些錯誤雖然與王明密不可分，但王明與博古還是有所區別的。

　　人的活動不能超越歷史階段。王明、博古順從莫斯科的旨意，有其歷史淵源和內在聯繫。毛澤東也說過，他年輕時總以為領袖的話一貫正確，這是早期共產黨人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他們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首先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共產國際多次向各國共產黨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因為蘇聯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保衛蘇聯，就是保衛世界革命。

　　王明懷著對莫斯科的崇敬和虔誠，忠實地執行莫斯科指示。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針見血地說過：「王明錯誤的關鍵，就是替別人（蘇聯）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國革命）想的太少。」王明總是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不顧中國共產黨力量的長足發展，甚至不惜犧牲黨和軍隊的利益，片面地附庸蘇聯和共產國際，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償失。事實上，只有中國共產黨更堅實、更強大，對蘇聯的支持才有分量，對世界革命的貢獻才越大。

　　王明一生喜愛牡丹，曾以牡丹自喻。牡丹被稱之為「百花之王」，花姿雍容，花色富麗，花大盈尺，花香濃郁。但虛華的外表，經不住風雪嚴寒，雨打霜降。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為，長期遠離鬥爭一線。他曾對人說過：在中國搞革命活動，領導工作只能從上邊來做，從上邊去領導容易得多，在下邊做實際工作困難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開。

　　王明回國後拒絕去農村根據地，後靠米夫這位「園丁」拔苗助長。在中國革命最緊要的關頭，他又去了莫斯科。抗日戰爭爆發後，王明重返國內，又熱衷於和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呆在武漢。雖然表面熱鬧非凡，實際上外強中乾，難有多大作為。

　　王明錯誤的實質，說到底就是唯書唯上。唯書，就是把馬列主義經典當成不變的教條；唯上，就是唯莫斯科指示而從。王明自以為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知道一些蘇聯的情況，就自命不凡，既不考慮時間、空間，又不調查了解中國實際情況，以為照搬馬列主義著作中的若干結論，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就可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然而，事與願違，他在指導中國革命期間，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不但沒有鞏固發展，反而遭受致命打擊，幾乎走到全面失敗的邊緣。

　　王明的一生，再一次昭示了一個亘古不變的真理：唯書唯上，華而不實，終究要為歷史所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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