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國內革命戰爭中，張國燾被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爲黨的總負責人。1928年張國燾同瞿秋白（我黨早期領導人）一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蘇聯期間由於張國燾同王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產生矛盾，於1930年底回國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主要負責人。1931年張國燾在蘇區發動“白雀園肅反”運動，大開殺戒，使紅軍受到很大損失。1935年初張國燾與徐向前、陳昌浩領導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於當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區同毛澤東等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會師，會師後張國燾代替周恩來成爲紅軍總政委和中\央軍\委副主席。

這時的張國燾私慾膨脹，目無中\央，依仗人多，拒不執行紅軍“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另立“第二中央”排擠其他紅軍領導人，企圖奪取黨中\央政權。

二 張國燾叛逃始末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同中央紅軍在四川會師，張國燾公然違抗中央命令，帶領大部分紅軍二次過雪山草地進入西康地區建立僞中央，並以中央名義號令紅軍，同時發佈公告，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洛浦（張聞天）的黨籍。紅四方面軍由於二次過雪山草地，與國民黨軍匪作戰屢遭挫折，以致部隊損失嚴重。7月紅四方面軍與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張國燾被迫取消僞中央並率軍一同北上，到達陝甘寧邊區。進入邊區後，張國燾遭到大規模的評判，他也承認了錯誤並作了深刻的檢查，中央還是任命他爲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主席林伯渠在西安辦事處，張代理主席），張國燾被邊緣化了。

這個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持“尚方寶劍”回國，在延安指責張國燾是“託派”，使張產生了恐懼。張國燾又擔心他在蘇區搞肅反殺人過多，怕被遭到清算，更加惶惶不可終日，逐漸同國民黨高層發生了聯繫，並尋找機會準備逃離延安。

爲了推動統一戰線工作，從1937年起，中共中央每年清明，都到國統區陝西黃陵縣，同國民黨官員一起給黃帝陵掃墓。1938年清明，張國燾找到毛主席要求去黃帝陵掃墓，毛主席知道他心中有鬼不想讓他去，而張國燾堅持要去，毛主席說：“你掃完墓立刻就回來。”並派一名警衛和祕書與他同行。4月4日掃完墓後，張國燾就安排隨行人員先回延安，說自己要去西安找林伯渠有事相商，然後鑽進了國民黨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的汽車逃走，警衛員張海只得坐車尾隨。一到西安張國燾就住進了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

兩天後，張國燾賣好了到武漢的火車票，上車前給林伯渠打了個電話，約他到車站見面，見面後張讓林轉告延安，他要到武漢同蔣介石談統戰問題。林伯渠奉勸張國燾不經中央同意，不能擅自行動，張不聽執意上車去了武漢。

林老立即給延安發了電報反映情況，中央指示在武漢的周恩來派人攔截張國燾。當天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在飯店同張談了一個通宵，張認爲中央給他的處分太重接受不了。周恩來一再勸說，張國燾始終堅持己見。

幾天後，張國燾同周恩來見到了蔣介石，張向蔣當面述說委屈並表示願同蔣合作，對於張的言行周恩來當即嚴詞駁斥，說的蔣和張目瞪口呆。周恩來感覺到只憑勸說對張國燾已不起作用，經中央同意後給他提出了三點辦法：一是立即回延安；二是向中央請假，暫時休息；三是聲明脫黨，由中央開除黨籍。張國燾回答：“第一個不行，可在第二、第三條中選擇。”

4月17日晚11點鐘，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胡宗南派人來到張國燾住處，控制住警衛員搶走了張國燾。臨走前張國燾給周恩來留下一張紙條“兄弟已決定採用第三個辦法，我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我，至要。”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報告給黨中央，毛主席批示“既然想走，讓他去吧。”4月下旬張國燾的老婆及子女被延安派人送到漢口他的住處。月底黨中央發佈公告，宣佈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三 張國燾叛逃後及晚年生活

張國燾叛黨投蔣後，被安排在戴笠領導的特務部門工作，雖然他在反共宣傳方面很是賣力，但是國民黨對他還是不放心，對他的言行多有注意和防範，另外他對工作怨言頗多，以致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因此張國燾生活的很不順心。

1949年，隨着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張國燾攜全家到了臺灣，在臺他更加受到冷落，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離開臺灣來到香港。在港的國民黨人士程思遠、張發奎、顧孟餘等拉張國燾創辦反蔣刊物《中國之聲》雜誌並擔任了社長。1952年張發奎又拉張國燾成立“自由民主鬥爭同盟”，但好景不長，因變故“同盟”分裂，張國燾的雜誌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的親信接收。張國燾沒有了收入，積蓄逐漸減少，生活日臻拮据，夫妻二人甚是焦慮。這時朝鮮戰爭爆發，受其影響，國際黃金市場價格上升。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動了心，他將家中僅有的5000美金全部投入黃金生意，結果輸了個一貧如洗，一家人只能靠當教師大兒子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陷入囧境。

當張國燾生活困難的時候，新中國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張國燾萌發了迴歸大陸的想法。1953年春的一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金堯如接到香港出版社陳先生（陳獨秀之子）的電話說：“張伯伯（張國燾）看到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心裏很振奮，自感慚愧，想回北京去爲祖國建設貢獻點力量，以贖前愆，能否通過渠道向毛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帶上張國燾寫給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的信去北京彙報。

兩週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可以，中央是歡迎的，但他必須深刻檢討在歷史上反對黨中央以致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金堯如當即電約陳先生，如實轉告了劉少奇的話。第二天陳先生打來電話說：“張伯伯最近身體不好，此事先擱一擱再說，謝謝。”在以後的日子裏張國燾曾多次爲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了中共高層領導人15年前的各種情況，供他們研究，賺得一點生活補貼。

1958年中國大陸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張國燾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了與大陸政府聯繫的打算，表示願意爲祖國出力，並要求給予生活補助。張國燾的願意和要求以內部情況呈送給毛主席，馬上得到了批示：如果張國燾斷絕同美國人聯繫，可以考慮給一定的生活補助。從以後的情況看張國燾沒有做到，所以他想回歸大陸的目的也未能實現。

1968年大陸開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並一度波及到香港。這時張國燾驚恐萬分，爲保險起見他攜妻子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並加入基督教。1976年張國燾突然中風行動不便，住進了養老院，1979年病逝，葬在多倫多松山公墓，終年82歲，走完了他富有傳奇而又不光彩的人生之路。

穆炳森 2019年3月寫於魯門梅硯堂

作者簡介：

穆炳森 字鍾石，號梅燕堂主，山東拖拉機廠工程師，現聘爲濟寧裕鑫車檢技術負責人，本人酷愛中國歷史、文學、書畫等傳統文化並在業餘時間筆耕不輟。曾在齊魯論壇濟寧分壇講解《三字經》，並在《濟寧晚報》、《兗州文學藝術》和搜狐網歷史欄目發表文章和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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