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1912-1977）

胡適、俞平伯研究紅樓，負有盛名，且是開山之功，但他們並不認爲《紅樓夢》是多麼偉大的文學作品。其後在北大說紅樓的主要是吳組緗（1908—1994）和何其芳（1912—1977），他們都不是以紅學家名世的，但他們兩位的研究比其他紅學家更有學理，他們把《紅樓夢》放在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的大背景上，從小說構思和人物塑造方面揭示《紅樓夢》爲什麼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頂峯，是世界文學的珍品。

1956年北大邀請吳組緗和何其芳兩位先生同時開《紅樓夢》研究的選修講座課程，據北大54級學長張玲老師回憶，兩位先生觀點相對，的確一時瑜亮，很有從弟子各半的意思。這種打擂式的熱鬧讓當時無數北大學子爲之神往。劉勇強教授說吳先生親口告訴他：何先生是詩人，有浪漫主義情懷；他自己則是小說家，不認爲小說家構思小說會有無緣無故的情節，特別究心曹雪芹爲什麼會這樣寫《紅樓夢》。他們都注重人物塑造，但何先生在詩的眼光下覺得還是好人多，尤其像薛寶釵；而吳先生則認爲薛寶釵特別壞。

也就是1956年下半年，何其芳完成了《論〈紅樓夢〉》。

我們注意到1954年3月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發表；9月李希凡、藍翎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發表于山東大學《文史哲》，後又在《文藝報》轉載；江青推薦《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鄧拓商請周揚、何其芳等人討論，周揚認爲該文“很粗糙”，何其芳評價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10月10日，李希凡、藍翎又寫了《評〈紅樓夢研究〉》在《光明日報》發表。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的結尾說：“《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何其芳會上批評李、藍的兩篇文章不過是在講“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他說：“看李、藍二位的文章後，我覺得他們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批評俞先生的著作這一基本精神我是贊成的，覺得他們的文章抓住了俞先生的許多錯誤看法，抓住了基本問題。但我當時對他們的兩篇文章中的個別論點還有一些懷疑，並且覺得他們引用俞先生的文章有時不照顧全文的意思，有些小缺點。”

10月27日，陸定一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還彙報了近期中宣部組織批判胡適的計劃。他說：“計劃在最短時間內協同《人民日報》組織若干篇文章（正在寫的有何其芳、張天翼等），以進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錯誤觀點。”何其芳正在寫的就是《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篇文章批評俞平伯陷入了繁瑣的考據，當然他最成問題的地方是：“俞平伯先生過去用‘自傳說’來抹殺了《紅樓夢》的價值，現在的‘色空說’和‘微言大義說’卻實際上仍然是否定了這部作品在思想和藝術方面的巨大成就的。”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紅樓夢》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生活的百科全書……完成了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總批判的任務的，它裏面熱烈的愛和憎像火種一樣在讀者心中點燃了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對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最後他強調研究古典文學作品要在佔有材料、辨別材料、整理材料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研究不能只限於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還必須研究社會的情況、政治的情況和文化思想的情況。

1954年12月8日，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郭沫若發表了《三點建議》，說：“這一次的討論是富有教育意義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的思想鬥爭,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繼續開展,是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該講話原題《思想鬥爭的文化動員》，在報送毛澤東時，毛澤東認爲：“郭老講稿很好，有一點小的修改，請郭老斟酌。‘思想鬥爭的文化動員’這個題目不很醒目，請商郭老是否可以換一個。”1954年12月2日下午1時，周揚邀請茅盾、鄧拓、胡繩、何其芳等人，在郭沫若住處開了一個小會，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胡適批判問題的指示。同日下午3時，又在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科學院院部與作家協會主席團的聯席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稱爲“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會後，正式成立胡適思想批判委員會。周揚再次就關於批判胡適問題的組織計劃向毛澤東報告。報告說，關於胡適批判成立這個小組，例如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召集人聶紺駑。胡適思想批判，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造成了極大震撼。吳宓在他的日記中說：“此運動乃毛主席所指示發動，令全國風行，特選取《紅樓夢》爲題目，以俞平伯爲典型，蓋文學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風運動，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而已。”

以上縷述對胡適思想的圍剿和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爲了交待《論〈紅樓夢〉》的寫作背景。何其芳躬逢其役，並深悉這個部署來自上層。我們由此理解何其芳寫作的勇氣。他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反對李希凡、藍翎所謂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的”,因而《紅樓夢》反映了代表那時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市民說”），他也從學理上明確反對“農民說”，“農民說”認爲《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的根本矛盾和根本問題只能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他批評這種蓋帽子的風氣是牽強附會加上教條主義最後形成的“學術工作中的主觀主義”，不克服這種主觀主義，我們的學術水平就很難提高。

1957年何其芳在作協文學講習所作了名爲《答關於〈紅樓夢〉的一些問題》的演講。他在該演講中仍然延續和堅持了《論〈紅樓夢〉》的基本觀點，他最後提倡讀者去熟悉中國的古典作品和外國的第一、二流作家的作品，“不然，我們的理論批評就會永遠停留在幾條原則上，遇到具體問題就無法解決”。

1958年9月《論“紅樓夢”》作爲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刊（I）出版，這本書同時包括了何其芳對於屈原、吳敬梓《儒林外史》、李煜詞和《琵琶記》的研究，他8月7日爲該書寫了序言，序言最後部分呼籲健全的認真的學術批評，不要用“作結論”“排斥和打擊”“老一點的專家”以及其他用意在於嚇唬人的話來阻塞批評。

1959年11月《論〈紅樓夢〉》被節要壓縮作爲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二版《紅樓夢》的代序。1962年何其芳和王崑崙一起奉文化部之命籌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並於8月份草擬《曹雪芹的貢獻》一文提綱，10月吸收了胡喬木和周揚的意見，寫成初稿，11月15日修改完畢，最後12月發表於《文學評論》第6期。1963年12月29日，時任中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應北大團委邀請，做了《紅樓夢和正確對待文學遺產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作者有意避免人物的‘差不多’的。生活的描寫更加細緻，更加勻稱，超過了其他任何一部古典小說；結構很複雜，但也很完整，渾然天成；情節發展很有波瀾；語言的運用也有了很大進步。”他說《紅樓夢》的偉大，“它的貢獻就在於對上層社會的相當廣泛、深刻的批判，就在於它可以說是集封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大成，由之可以認識封建社會的本質，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和貴族地主階級是應該滅亡的”，“《紅樓夢》的民主主義思想就是一種封建社會的叛逆者的思想”。他還是堅持說：“他只不過是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觀點和情緒，自己的部分觀點有了變化，說他是代表農民或者代表市民都是不對的。”他強調《紅樓夢》“從藝術上看，也是現實主義藝術發展的最高峯”，“《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確是深刻的，人物寫得又真實又複雜；但他裏面沒有革命鬥爭、革命人民、革命戰士吧？”

1966年“文革”伊始，何其芳被撤銷職務，抄家批鬥，因爲《紅樓夢》的研究問題他受到了反覆的審問折磨，1968年何其芳被關進牛棚。1972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第三版第九次印刷，刪掉了何其芳的“代序”。李希凡爲《紅樓夢》新版寫了前言，前言將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說”說成是“披着新的外衣”出現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反動觀點”。人民文學出版社將該序言郵寄何其芳徵求意見。何其芳9月14日致人民文學出版社近7000字的長信，對於李希凡的批評進行辯解。這封信，隨後又被定性爲“文藝界右傾翻案的代表作”，何其芳受到了更多的攻擊和批判，這種批判被不斷上綱上線，後來“樑效”將之說成爲“鼓吹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搞永恆的愛的主題”的“修正主義紅學”，統治了《紅樓夢》研究領域十多年，還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演出了一場長達兩年的復辟鬧劇”。1977年何其芳因病逝世。

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何其芳必將因爲《論〈紅樓夢〉》而不朽。

在《論“紅樓夢”》一書的序言中，他說自己1953年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先研究屈原，接着宋玉，後來又研究《詩經》；隨後《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緊接着是批判胡適和胡風的運動。“《論〈紅樓夢〉》是我寫議論文字以來準備最久、也寫得最長的一篇。從閱讀材料到寫成論文，約有一年之久。……對《紅樓夢》這樣一部鉅著，僅有一年而且實際上不過是四五個月研究和寫論文的時間是不夠的。……在《論〈紅樓夢〉》裏面，我也批評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種種牽強附會的肯定派。但關於曹雪芹，我們卻很難找到有關他的思想的新材料了。”這一篇文章改變了何其芳後半生的學術生命和人生際遇，他後來一再被批判的就是這部作品開頭部分的“典型共名說”。

李希凡回憶：“我與何其芳同志在典型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的看法。起因還是發生在1956年，當時我作爲《人民日報》文藝部的編輯，爲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週年，曾向何其芳同志約稿，何其芳同志寫了《論〈阿Q〉》。我作爲責任編輯看了何其芳同志的原稿，發現他對阿Q的分析以及所謂‘典型共名說’的論點，有人性論的傾向，因而在送小樣時，曾提請何其芳同志注意。何其芳同志當然不會接受這種意見。其後，我寫了一篇《典型新論質疑》，同何其芳同志討論這個問題。何其芳同志當時並沒有答覆，而其在《論〈紅樓夢〉》中繼續發展了他的‘典型共名說’。”

其實《論〈阿Q〉》一文和《論〈紅樓夢〉》幾乎是同時寫作的，只是《論〈阿Q〉》作了特別明確的界定：“一個虛構人物，不僅活在書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爲人們用來稱呼某些人的共名，成爲人們願意仿效或不願意仿效的榜樣，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成功標誌。”何其芳在1963年3月8日修改完成的《文學藝術的春天·序》中爲回答李希凡等人的駁難，爲“典型共名說”申辯：“這一類典型有這樣一個標誌：他們性格上的最突出的特點常常有很深刻的思想意義，這種思想意義可以用一句話或一個短語來概括。”1963年12月他在北大作的《〈紅樓夢〉和正確對待文學遺產問題》的報告中仍然說《紅樓夢》：“它寫的典型人物那樣多，性格那樣鮮明突出，讓人記得住，或在人們的口頭上，是了不起的。”

“典型共名說”受到責難，首先是和毛澤東對《紅樓夢》的政治評價並不一致，何其芳也沒有接受蘇共十九大馬林科夫報告中的觀點，馬林科夫說：“典型問題經常是一個政治性問題。”今天看來，在那個高度強調階級鬥爭和蘇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年代，《論〈紅樓夢〉》極爲可貴地強調了回到《紅樓夢》文本和曹雪芹的時代，探索小說的藝術價值。王水照回憶何其芳說：“他的具體工作方式主要是在原著上作眉批。他十分重視研讀原著，重視把從原著中獲得的直接感受和體會，及時準確地記錄下來，然後加以整理、概括和連貫起來的思索。他不是把原著作爲冷漠的解剖對象，而是去體驗和認同其中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據鍾中文介紹，何其芳曾說：“閱讀一兩遍是欣賞式的閱讀，寫評論文章，評論者對被評論的作品起碼要讀三遍。”這種緊扣文本，將自己的體驗融入作品的批評方式，至今仍然是發人深省的。

至於他被責難的超階級的人性論傾向，何其芳也承認：“我這些老知識分子，哪能不受到人性論的一點影響呢？”（《臧克家回憶錄》）今天我們可以公正地說，何其芳講《紅樓夢》閃耀着人性的光輝。這個人性，當然可以是不同階級階層所共有的。

其實《論〈紅樓夢〉》發表後，也引發了很多好評，《論“紅樓夢”》一書出版後不久，1959年2月22日《光明日報》即發表瞭解叔平的“推薦《論“紅樓夢”》”，文章說：“作者的語言的風格比較樸素，對問題的闡述也是深入淺出的，讀來很有興味。正由於作者曾經多年從事創作，對於創作的甘苦有着一些深刻的體會，就給論文集帶來另一個優點：對作品的藝術分析比較細緻和透闢。這在《論〈紅樓夢〉》一文第第八節和第九節表現得最爲充分和明顯。像關於匠心和技巧、結構、日常生活的描寫、重要的事件和波瀾、人物典型性格在生活中的流行、‘詩的光輝’等等問題的分析，都能給一般讀者以一些啓發，有助於文學欣賞能力的提高。”

何其芳是俞平伯先生的學生，很敬重俞平伯，也一再保護俞平伯，但這篇文章當然也必須對俞平伯的觀點予以批評。不過，《論〈紅樓夢〉》對俞平伯的批評純粹限定在學術的範圍內，他力圖在胡適、俞平伯的版本考證文本細讀和毛澤東的政治批評、李希凡的階級批評之間走第三條的路線。因爲何其芳要求文章必須要有邏輯性，引用的資料要經得起論證，所以他下筆非常謹慎，這也就是他獲罪的緣由之一。且不說他和江青、陳伯達之間的恩怨，以及與周揚事件的牽連。

《論〈紅樓夢〉》中強調《紅樓夢》的主線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他在論述時對比了《西廂記》《牡丹亭》以及才子佳人小說，認爲《紅樓夢》描寫的愛情是“建立在相互瞭解和思想的一致的基礎上面”，所以“在描寫愛情生活上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這種對於愛情的頌揚，顯然和兩條路線的鬥爭也很難吻合。

何其芳本意也未必如被批判的那樣宣揚“戀愛至上主義”，他在後來的論述中都強調了《紅樓夢》對於封建社會的批判意義。但他堅決反對所謂的“農民說”和“市民說”，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這是他廣泛閱讀，獨立思考、追求邏輯的必然結果。

總而言之，何其芳先生是一個詩人，他說《紅樓夢》是“一部用散文寫成的偉大的史詩”，他還發揮說：“那些最能激動人的作品常常是不僅描寫了殘酷的現實，而且同時也放射着詩的光輝。那這種詩的光輝或者表現在作品中的正面的人物和行爲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和行爲結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閃耀，或者來自從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的深處發現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從對於消極的否定的現象的深刻而熱情的揭露中也可以透射出來……總之，這是生活中本來存在的東西。這也是文學藝術裏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我們說一個作品沒有詩，幾乎就是沒有深刻的內容的同義語。”他用詩意的文字體貼《紅樓夢》的人物塑造和關於生活細節的描寫。他對照《金瓶梅》，說《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這種詩的光輝，理想的光輝，“儘管它描寫得那樣出色，那樣生動，仍然不能不使讀者感到悶氣”。讀《紅樓夢》“感到的並不是悲觀和空虛，並不是對於生活的信心的喪失，而是對於美好的事物的熱愛和追求，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

何其芳的《論〈紅樓夢〉》顯示了一個批評家獨特的個人風格，不僅有理論的深度，還有體驗的深度，行文行雲流水。今天談起紅學家，我們除了胡適、俞平伯，多數普通讀者談的是吳世昌、吳恩裕、周汝昌，乃至馮其庸、王蒙這些人，何其芳的紅學成果有意無意被忽略了。因此，本書同時編選了1956年《論〈紅樓夢〉》、1957年《答關於〈紅樓夢〉的一些問題》和1962年《曹雪芹的貢獻》三篇文章。以便讀者對何其芳的《紅樓夢》研究有一個接近整體的估量。

《答關於〈紅樓夢〉的一些問題》這篇報告在分析賈寶玉、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做出了更有意味的分析，他說：“《紅樓夢》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社會生活的優良的文化傳統的總結，也是對長期的封建社會的不合理的事物的總的批判。”《曹雪芹的貢獻》則對《紅樓夢》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作了更爲深刻的剖析。我們閱讀這三篇文章同時會感到何其芳不斷加強了對《紅樓夢》政治性的討論。時勢使然，但即便在不斷政治化的批評與反批評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何其芳有理有據的學術追求和個性獨具的詩人氣質。

正文 / 蒙木

圖片 /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