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糧食管理局兼東北剿總糧食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胡聖一。

國民革命軍第116師師長，劉德裕。

國民革命軍第130師師長，王裏寰。

東北剿總軍法處執行分監部中將主任趙毅。

新編東北騎兵軍軍長王照琨。

國民革命軍第53軍副軍長，趙國屏。等等。

王鳳起

除此之外，在當時的中共東北局社會部轄下，還有一雙直視着國民黨軍軍力佈置動向的眼睛，爲遼瀋戰役的勝利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情報貢獻。

它，就是很少爲人所知的中共情報潛伏小組，‘方濤小組’。

遼瀋戰役結束後，時任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的劉亞樓轉述了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對‘方濤小組’的高度評價：“‘方濤組’是我在剿總司令部的兩隻眼睛。”

中共情報戰線領導之一，東北局社會部負責人鄒大鵬評價：方濤小組能抵得上幾個軍幾個師。

曾任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中調部副部長，鄒大鵬

‘方濤小組’，解放戰爭期間活躍在東北國民黨軍政間的中共情報潛伏小組的代號。小組成員22人，組長周立浩。

周立浩，出身於書香門第，1939年考入僞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成爲該校的第一期學員，後因參加地下抗日愛國組織被捕。不久後乘取保在外就醫之機，逃往關內。

抗戰勝利，“8·15”光復後。已是中共情報戰線人員的周立浩被社會部派往東北，祕密潛回瀋陽。

正待展開工作之時，周立浩的上級便因被出賣而被捕，不得已，他只能立刻返回已成爲中共完全控制的東北城市，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

東北局社會部反覆研究了周立浩帶回來的情況，最後決定仍令並未暴露身份的周立浩依舊回瀋陽潛伏。

1948年2月，周立浩毅然隻身再度祕密潛回瀋陽。

晚年的周立浩

叛徒的出賣，國民黨特工機構加緊了對所管轄區域的嚴查，這一次周立浩潛回的本身，就極具風險。而東北局社會部鄒大鵬（時任第二部長）之所以冒險再次將周立浩派回瀋陽，是考慮到周立浩的同窗故舊中很多人都已經在東北軍政各界，包括東北行轅中工作，這是開展情報工作的有利條件。

到瀋陽的周立浩，先是落腳在他的親戚桑毓枚所就讀的學校，瀋陽醫學院（現中國醫科大學）中鄒澤田的學生宿舍裏。而後，他又聯繫上了在公民通訊社當記者的陳世忠。周和陳都是東北人，二人相識於抗日戰爭期間的河南洛陽，併成爲至交。爲了工作方便，他便搬到陳世忠所居住的公民通訊社的獨身宿舍。不久，陳世忠又向周立浩推介了蘇仲武。

瀋陽老建築，原瀋陽醫學院大樓

蘇仲武，瀋陽人，十八歲時就離家去了關內，先後到過開封、重慶，參加過青年遠徵軍。“8·15”光復後回到瀋陽，本以爲戰爭結束了，可以過上平靜的生活，然而現實與理想差距甚遠，兵連禍結、物價飛漲、接受成爲‘劫收’，民不聊生。正當其苦悶彷徨之際，他參加了一個進步青年組織，“8.16”讀書會。之所以取名爲“8.16”，是紀念這個自由結社的民間組織， 因爲感覺清談不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只有到解放區去纔能有所作爲。因此，這個讀書會曾在1947年8月16日那天想策劃去解放區。但在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都戒備森嚴，徘徊多日，終因沒有引路人，只好從松花江畔無果而返。正當他們灰心喪氣之時，陳世忠引領蘇仲武結識了周立浩。在短暫的考察之後，蘇仲武成爲了我方地下交通員。不久，他又將“8.16”讀書會的成員黃勃、陳繼、林立雄、黃樵等人介紹到周立浩，成爲周立浩情報組成員。

黃勃，遼東學院音樂系的學生，參加過中共指導下的地下學聯，從事過學運。進入‘方濤小組’後，其全家都成爲該組成員。

陳繼，瀋陽鐵路警務處督察室的督察官。

林立雄，黃埔軍校第二分校第十七期畢業生，抗戰期間任國民黨淞滬遊擊指揮部參謀。光復後，來到瀋陽，因上司懷疑他去過中共解放區，在對其進行甄別之際，其爲免於懲罰，找到了曾在一個部隊的保安團長，謀了個連長職務，駐紮在本溪歪頭山。

日據時期，瀋陽老照片

陳繼和林立雄都是福建人，二人既是老鄉，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陳繼利用每次參加軍警憲特召開的聯合會議之機，將軍統、中統特務頭子們的發言整理成紀要，送給周立浩。周立浩通過這些紀要，將那些有價值的情報整理出來，送往開原情報站。據此，我們就能發現，國民黨掌握了我們多少情況或線索，這對我們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十分有利。

陳繼再度利用同鄉的關係，將中共情報人員田春和弄進了國民黨軍207師師部電臺做機務員。由此，田春和向情報組送出了不斷更換的電臺新密碼及撫順地區城防圖等重要軍事情報。

陳繼有一手木刻的絕活，田春和的兄長是印刷廠廠長，利用了這些有利條件，仿印了剿總司令部特務證件，周立浩的身份證、記者證的印章，都是經陳繼之手炮製出來的。印製的證件，達到了足以亂真的程度。這些證件爲‘周立浩情報組’建立了情報傳送通道，安全而迅捷。

陳繼雖然自身只是一名督察官，人脈卻甚廣，利用其一位蔣姓同學在東北剿總擔任作戰部參謀，搞到了瀋陽城防工事部署圖。從此，國民黨軍軍在城內及郊區設立的每一個碉堡方位、堡內軍官姓名、火力配備等都爲東野所掌握。

奉天兵工廠，瀋陽老照片

1948年3月19日，爲配合周立浩情報組的工作，東社部高級幹部程光烈（後任長春市副市長）從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啓程前往開原，此行主要任務是考察瀋陽附近中共情報站情況。

原先在瀋陽周邊已經有兩個情報站，一是法（法庫）鐵（鐵嶺）站；二是清原站。兩個站雖都配有電臺，但這兩個站地理位置較偏，常常是六七天瀋陽的情報人員才能來此一趟，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年代，情報信息的滯後，往往會因貽誤戰機失去可以取得的勝利。

程光烈經過實地考察，認爲開原有比上述兩個情報站更爲有利的條件。

首先，東野十縱司令部便駐紮在開原老城，治安狀況良好。

其次，開原位於鐵嶺北三十公里，中間有敵我雙方哨卡，鐵嶺瀋陽之間，每天通火車多次，每天有成百上千人來往於開原鐵嶺之間。有開原鐵嶺兩縣的鄰村村民，有從敵區來的學生、青年職工，有從我解放區去瀋陽的長春難民。更有來往於兩地的商人。因爲雙方都需要對方的物資，所以商人們來去自由。這樣的條件，對於情報人員往來，是最好的掩護。

開原老城城門老照片

時程光烈只帶一名幹部和一名警衛員，人力不足，又沒有電臺。雖說可以通過十縱的電臺通報，但畢竟是間接，使用和轉接並不方便。程光烈便向東社部彙報了自己整合情報站，建立開原站。

東北局社會部根據程光烈同志的建議，同意撤銷法庫站和清原站，新建開原站。程光烈爲站長，原二站工作人員遷到開原，開展工作。開原情報站組建後，站長程光烈與原清原站站長高宇民首先研究了周立浩這一組成員的人員構成，認爲他們會在軍事情報方面有更大的發展，這對於正處於大決戰時期的中共軍隊來說，相當重要。於是經東北局社會部同意，向周立浩下達了組織命令：將軍事情報的收集工作作爲這一組的中心任務，並給周立浩這個諜報組命名爲“方濤小組”。

蘇仲武加入到“方濤小組”後，周立浩爲了工作方便，就從陳世忠宿舍搬到了蘇仲武父親所開的小糧棧裏。這兩個地方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進進出出的人員比較繁雜，不適合祕密工作用。儘管此後又找了幾個地方，但都不太適合工作需要。

1948年4月，黃勃在大西區天光電影院對面的廣升棧後衚衕23號（今瀋河區廣昌路74號）租了一所房子，“方濤小組”暫時有了一個安穩的處所。那裏離鬧市不遠，但一走進小巷，十分安靜。盡頭處是兩家小角門。一家是蘇仲武的六叔，另一家就是黃勃新兌的大小七間房子。小院前後兩排平房。前門房住着黃勃的母親和兩個妹妹，中間有個小院落，還可種些蔬菜。後面是一明兩暗的三間平房，一頭住着黃勃，一頭住着周立浩，中間還可作爲會客室。院子後邊，有一個小門，門外也是一條僻靜的衚衕。這是一個做祕密工作的理想地方。黃勃的母親，妹妹黃樵及表弟鄭裏，也成爲了該小組活動時的警戒哨。

今天的瀋陽瀋河區廣昌路74號

黃勃兄妹都寫得一手好字。幾乎每件情報都是經他或他妹妹黃樵手抄。爲了攜帶方便，一張小紙條上至少三行字，字字清楚。

1948年4月18日，發生了一件讓國民黨高層震驚的事件，國民黨瀋陽空軍司令部一批年輕軍官集體逃亡到中共解放區。

這幾位在國民黨空軍司令部任職的年輕軍官，他們都是僞滿時軍校的同學，並且都在飛行隊共過事。日本投降後，他們參加了國民黨空軍。厭戰和國民黨內部派系間的相互傾軋，讓他們十分失落。

這羣軍官中的一人王寶元，時任剿總空軍司令部二處情報參謀，是周立浩僞滿軍校時的同學，二人還是好友。

而他們中的另一個人，則有次在大街上偶遇從前在軍校時的同學冷義興，當得知其往來於沈哈間做生意時，便託冷義興爲他們到哈爾濱中共有關部門進行溝通與聯絡，在獲得肯定回覆後，便決定集體投奔解放區。

瀋陽老照片

空軍軍官們投誠的禮物是：把空軍兵力彈藥及作戰計劃等資料交給冷義興提前帶到了哈爾濱。

1948年4月17日，在照相情報科當參謀的于振光正輪值第二處的值星官，趁着其他軍官軍士下班回家之機，打開了絕密資料庫，取出鐵嶺、錦州的空中照相圖，因瀋陽市內地圖篇幅太大不易攜帶，只好放棄。晚上回到家後，于振光把鐵嶺、錦州的航空圖片分割成小塊，焊迸一隻事先準備好的雙層小油筒內，裝上豆油，冒充商人帶出。

1948年4月18日，星期天，即是他們預定爲出逃的日子。他們各自安排好了家屬，分頭化裝乘早班車前往鐵嶺，然後取道開原。當他們滿面春風地在開原情報站匯合時，國民黨瀋陽空軍司令部卻在上班時突然發現二處值星官不見了。幾個掌握機密的參謀不見了，文件櫃凌亂不堪，航空攝影地圖資料不全了。頓時驚動了各級長官。等報告到東北剿總和南京空軍司令部時，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下了一道連他們自己都懂得毫無作用的通緝令“緝拿嚴辦”。

行前，王寶元以極其興奮的心情把將要去解放區的消息告訴了知心好友，周立浩。

周立浩對王寶元他們去解放區有些惋惜，王寶元是空軍司令部二處的參謀，專管情報工作。由於他的離去，這條情報線索恐怕也就此中斷。

瀋陽老照片

周立浩與王寶元二人雖是好朋友，在瀋陽重逢後，也常常相互借閱進步書刊。但王寶元並不知道周立浩的真實身份，周立浩原本想在時機成熟時，發展王寶元進入‘方濤小組’。事已至此，周立浩也就沒有必要再隱瞞身份了，他與王寶元商量，看看是否有補救措施。

李英澤，王寶元平時推心置腹的密友，也是僞滿軍校的同學，時任東北剿總第四處當參謀。這次王寶元出走，家屬就是託李英澤給照顧的。如果不是條件不允許，他也同王寶元他們一起去解放區了。鑑於此，周立浩同意王寶元先與李英澤通個口信。李英澤一聽，喜出望外，第二天，就按周立浩和王寶元事先約好的時間、地點和暗號去接頭時，見他所要加入的情報小組負責人是周立浩時，立刻表示了同意。

東北剿總四處二科。主要負責查報全東北國民黨軍事機關、野戰部隊、地方部隊、後勤機關部隊及兵役機關，無論是人員調出調入、駐地移防、部隊代號的變化，一律得向該科申報，經該科校覈批准後，後勤部門（第六補給區）才按覈準的數字供應薪餉、糧秣、被服等。未經覈準，後勤部門一律拒絕供應。這是瞭解東北國民黨軍全貌的絕妙單位。

瀋陽老照片

李英澤加入‘方濤小組’後，便在科內主動請纓，承擔每月向南京國防部和東北行轅主任呈報總表任務。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統計報表是項煩瑣而細緻的工作，在動盪年代，人員變化、軍隊調動都很頻繁，因而統計報表無形中也成了一份苦差事，李澤英接手了報表工作後，二科的其他人員樂得省力。而正是發展了李澤英作爲情報關係，有了他這份辛苦，中共對每月報向南京國防部和東北行轅的報表一覽無遺，幾乎可以和南京同時，甚至更早獲得。東野和中共中央可以像南京國防部和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一樣，及時瞭解東北蔣軍的全貌和動態。

瀋陽老照片

高振海，李英澤同學，由於共同的政治傾向，繼而也發展成了‘方濤小組’成員。

高振海時任剿總二處情報參謀，剿總二處是專門偵察我軍情況的機構，他們的工作是：把國民黨特工從各種渠道收集來的我軍情況，彙編集總，並從戰略戰術着眼，估計我軍的主攻、次攻方向和兵力部署情況，繪出戰鬥部署圖表。中共軍隊從高振海提供的副本中，就可瞭解到國民黨對我軍下一步所要採取的措施，推測出哪些是國民黨軍隊的僞裝行動，哪些是他們的真實意圖。

不久，高振海又將東北軍統情報科科長鬍亞南吸納到“方濤組”，這爲‘方濤小組’的活動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護傘。（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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