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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黃昉苨

採訪 | 黃昉苨 馬宇平

視頻 | 中青在線

編輯 | 張國

最初，那看起來只是一個平常的週日。上午十點多，後來被稱爲“學生領袖”的北京大學學生羅家倫，纔剛剛從城外回到學校的“新潮社”。一個同學推門進來，說，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的學生推舉北大起草，我們推舉你執筆。

羅家倫覺得“不容推辭”，便站着靠在一張長桌旁，寫了篇100多字的小文，用了當時剛興起的白話文，寫後隻字未改。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併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

其時是1919年5月4日，大清王朝滅亡了7年多，北京的大學生對抗議的流程已經熟門熟路：他們提前開了動員的學生大會，向同學們籌到了款項；送了英文的備忘錄給駐北京的各國公使館；還連夜做了條幅、標語——標語分中西不同文字，爲了讓外國人也能看懂。

李大釗

此刻，只差一份向大家說明學生心願、喚起大衆支持的行動宣言了。

“……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對參與者而言，也許最想不到的事情，便是在他們吼出自己的聲音之後，“全國工商各界”真的都憤而起來，翻開了現代中國的一頁。

“我們……對於現狀極力攻擊，無非想打破‘非人主義’而極力喚醒‘人’的生活”

很多年後，這些學生在回憶五四運動時說，他們之所以奮起做那樣一件事，與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轉移學風有關。

北京大學曾以它守舊的傳統而聞名於世——羅家倫每每說起“五四”，總會強調這一點。

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誕生之初，“進士館”裏讀書的“學生老爺”們，往往隨身帶個聽差。上課鈴一打，聽差就喊“大人上課了”。當1917年羅家倫入學的時候，北大的學生依舊官氣甚濃，許多人在政府各部“掛名兼差”，對學術毫無興趣。

但1917年，因爲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種風氣迅速地改變了。

羅家倫遇到的，是一個正萌發出新氣象的北京大學：大學由教授們管理，兼容幷包。幾個不學無術的“英國下等流氓”被辭退了，改由辜鴻銘來教授英文詩歌——辜鴻銘脾氣古怪、政見驚人，但學問很好，把英國詩歌分爲“外國大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幾類，羅家倫既覺得欣賞，又“想笑又不敢笑”。前清舉人陳漢章也是教師，以博學著稱。羅家倫記得，有一回他問陳漢章“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對方說“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兩個小時後，羅家倫拿到了一封信，上面列了27條關於彈詞起源的線索，沒有給出結論。

1918年6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二屆畢業學生與老師們合影。前排左五蔡元培、左六陳獨秀、左七梁漱溟，二排左四爲馮友蘭。

他們的同事則包括精通文言文卻提倡白話文而被這幫人當作“神經病”的錢玄同，剛從美國歸來的胡適，沒有博士文憑、主張激進的陳獨秀，乃至“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劉半農……除了生於1879年的陳獨秀已經40歲“高齡”，這幾位都在30歲上下。

而陳獨秀，還帶來了他主辦的刊物《新青年》。

在《新青年》上，陳獨秀寫過他理解的青年人該有的模樣：“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新青年》與《新潮》

1917年考入北大的學生楊興棟記得，一進大學，就發現北大課外的藝術活動特別多：畫法研究會、音樂講習所、新聞研究會……而且請來的指導老師都是一流的。比如《京報》主筆邵飄萍，就是新聞研究會常見的嘉賓，五四運動發生前那陣，他每週日都會爲同學們演講他的新聞採訪經驗。

羅家倫最喜歡的，是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李大釗是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的一位先驅。那間辦公室是師生聚會的場所，屋裏“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新興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這裏最常見的話題。

羅家倫與傅斯年是僅有的兩個天天要去圖書館主任室報到的學生，他們也是後來五四運動在北大的主要組織者。

“因爲我們‘入世未深’，所以還有幾分沒有與社會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艱險，所以還敢放大膽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說幾句‘局外話’。”1918年冬天，這兩位學生與朋友們着手創辦了1919年1月問世的《新潮》雜誌。

羅家倫說，大家的動機是不滿於《新青年》的部分文章，想辦一份雜誌與《新青年》抗衡。陳獨秀與李大釗爲他們爭取到了每月3000元來自學校的資金，胡適則擔任《新潮》顧問。

“我們……對於現狀極力攻擊，無非想打破‘非人主義’而極力喚醒‘人’的生活。”在《新潮》中，羅家倫留下了這樣的話。

《新潮》初生，不到一個月便印刷了三版，並且一次比一次的印數多。

儘管發展迅速，但這些年輕人觀點的傳播並沒有現在看上去的那麼順利、那麼理所當然。江蘇省曾爲了保存“國粹”，下令地方政府和學校不得購買或閱讀這類報刊；北大學生顧頡剛爲《新潮》寫了一篇文章，主張女子當有獨立的人格，被人拿去給大總統徐世昌看了，政客們施壓給蔡元培，要他開除陳獨秀、胡適、羅家倫和傅斯年。

顧維鈞

新舊交替，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難以迴避的挑戰。躲在舊傳統中假裝歲月靜好已經無濟於事了。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巴黎和會上突然受到全世界矚目的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所經歷的。這一年他31歲，他入過舊式私塾，也接受過全英文的中學、大學教育。他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講有理有節，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是突然間變成了一個英雄”，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顧維鈞繼女楊雪蘭回憶。少年時，顧維鈞就是家中第一個穿起西式服裝、早早剪掉辮子的人；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不光學習法律，還主編雜誌、參與辯論社，與團隊一起獲得過許多獎項。

用楊雪蘭的話說，“語言要過關，思想也在學習。”

1919年5月，這些飽受新文化影響的人物，被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大失敗”聯繫到了一起。

“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裏去！”

5月4日下午一點，恰如事先預備好的那樣，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前的空地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提早吃了午飯，最先抵達廣場。他們鼓掌一一歡迎後來者。北京大學學生由於是遊行的領導者，在校園裏跟前來勸阻的教育部代表辯論了許久，最後纔來到廣場上。

教育部代表也跟着北大的隊伍來到了聚會處，勸學生們各回原校，稍後再派代表向使館和政府交涉。

但學生不爲所動。

在之前一天的集會上，他們早已就這個問題有過決議：“我們起初討論國家的危機，大家都同意，造成山東問題的原因是腐敗和不公平。所以我們作學生的應該奮鬥，讓全世界看到‘強權絕對不是公理’。”

“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瞢然如夢……獨一般學生敢冒不韙，起而抗之。雖於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清華學校的學生聞一多，後來這樣寫信給父母解釋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城外的清華學校沒有參與當天的遊行，但聞一多很激動，那天夜裏他手書了一幅岳飛的《滿江紅》，偷偷貼到了學校食堂門前。

五四遊行的13所學校三千餘名學生概覽圖

“青年人是幼稚的，”1944年，聞一多在一場五四歷史座談會上說，“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啓蒙的時期……”

天安門前的集會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現場嘈雜也沒有擴音設備，後面的學生都聽不太清演講者在說什麼。幾次短暫的講話過後，學生們整隊離開廣場。

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此刻已經被印刷成了2萬張傳單。

根據北洋政府陸部駐署京師憲兵排長白崎昌的報告，下午兩點半，遊行隊伍走出中華門，向使館區所在的東交民巷前進。頭一排的學生扛着兩面五色旗，後面則緊跟着一幅北京學界贈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輓聯”。隊伍裏，學生們手持着上千幅白旗子和形形色色的標語，也向看熱鬧的市民散發傳單，整個隊伍“步伐整齊，儀容嚴肅”。

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週評論》雜誌1919年5月11日一篇文章這樣描繪當時的情形：“許多人民看見掉淚，許多西洋人看見脫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淚。”

老北京東交民巷

但當隊伍到達東交民巷西口的時候，卻被捕房阻攔了。事實上，學生們已經通過了最外頭的美國軍營，羅家倫與其他幾位學生代表進入美國使館，留下了一份說帖。正值週日，美國公使芮恩施出城遊玩，使館參贊對學生“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自告奮勇要去跟使館的警察打招呼，放學生進去遊行。

“我逃掉了一次嚴峻的考驗。”錯過此事的芮恩施後來回憶。

他這樣理解當時的局勢：“在北京沮喪的中國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當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時，學生第一個衝動是要去見美國公使，去問他這個消息是否真實，並且要看他有什麼話可說……”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約有兩個小時——遊行隊伍被軍警阻攔在東交民巷的入口。

因爲英、法、意公使也都不在，學生代表也僅被允許在使館留下了說帖。學生們在午後的日頭下暴曬，只能看着“手持木棒的巡捕”在身邊走來走去，自己卻不能通過東交民巷的路口。

羅家倫跑了幾個使館之後，又回到美使館，詢問參贊溝通的結果。得到的答覆是：使館區警察不介意放行，但剛剛北京政府的警察總監來電話了，說是不可讓學生通過。

這下，大家更生氣了。

“停了許久，後來說是可以通過了，可是一進東交民巷就往北拐，從利通飯店的後面，悄悄地穿行過去，到了東長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氣憤，也十分泄氣，說：難道就這樣回學校嗎？警察憲兵來回跟着我們跑，但不敢動手。”北大學生楊興棟也在遊行隊伍裏，據說，他是後來最早幾個跳入曹汝霖住宅的學生之一。在回憶文章中，他形容在使館區外的自己感受到了“恥辱”，“氣炸了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人羣中傳出一個聲音：“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裏去！”

一個英國記者在報道中形容，學生們“隊伍整齊”地來到曹宅前，那架勢“很配稱作文明國家的學生”。

根據一些回憶，到達曹宅後，學生提出讓曹汝霖出來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原因（日本在巴黎和會提出兩國此前簽訂了密約——編者注）。曹宅門口的警察不理會學生的要求，只是試圖迫使他們退後。憤怒的學生開始向曹宅投擲手中的白旗，隨後，瓦片、石塊也被扔進了院子裏。不知什麼時候，幾個學生翻進了院子，從內打開大門。

人羣涌入了院子。正在曹宅議事的章宗祥被誤認爲是曹汝霖，捱了學生一頓打。學生在屋裏來來回回地尋找曹汝霖，卻並沒發現他臨時藏在兩個臥室隔間裏。曹宅的許多陳設、傢俱都被破壞了，香水瓶被砸了許多，女眷的屋裏香氣四溢。曹汝霖的妻子在家，她告訴學生，曹汝霖在總統府吃飯，沒回家。

這時候，在一片雜亂中，羅家倫看到北京高師的兩個學生，從身上掏出來“許多自來火（火柴）”。

下午五點多，曹宅燒起來了。

傅斯年把記載着學生代表名字的日記本扔進了火堆。在1931年寫下的回憶文章裏，羅家倫似乎還是沒特別想明白髮生了什麼：原本只是要去使館區抗議而已，這些人“爲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的自來火呢”？

“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現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志氣”

很多人都說，帶火柴到現場的人是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匡互生自己也是這麼承認的。

“因爲他們到處搜不出那確實被大家證明在內開會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他後來寫道，“只得燒了他們藉以從容商量作惡的巢穴，以泄一時的忿怒。”

1919年，大四學生匡互生已經29歲了。他16歲起習武。辛亥年，湖南民衆響應武昌起義，還在讀中學的匡互生跟着老師參加了攻打巡撫衙門的行動；後來，又因爲撰文批判湖南督軍，他不得不連夜逃亡，另一位老師爲了掩護他，被軍閥槍殺。

雖然憤怒，學生仍保持了剋制。“我們事先約定，不要打死人，……不準侵犯婦女，不準趁機搶掠財物，這些羣衆都自覺做到了。”北大學生羅章龍回憶說，“章宗祥被打時……有一個時髦年輕的女子嚇得了不得，大家叫她離開，護送她到另外一個地方暫避。”

幾十年後，曹汝霖寫文回憶火燒趙家樓，還不忘提一句：“對我雙親，承他們沒有驚動。”

起火約半個小時後，警察開始捕人。被捕的共有32人，北大學生許德珩在內。根據他的回憶，等到開始捕人，大批學生早已撤離，“剩下我們少數想維持秩序整隊而行的同學，被他們逮捕了”。

這並不是唯一的一次逮捕。一個月後，也就是6月3日，因爲五四運動的餘波，政府又大規模逮捕北京上街演講的學生，監獄人滿爲患，導致北大法科校舍正門臨時貼上了“第一學生拘留所”的字條。這一輪逮捕激起了更大的憤怒，6月5日，5000多名學生走上北京的街頭，發表演講。

據陳獨秀記錄，這天上街的學生都帶好了牙刷、牙粉、麪包、行李，準備好了陪同學去坐牢。五四運動的消息也早已傳到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激起了各地同學的義憤。此時的大逮捕，更引發了全中國的憤慨。6月5日這天，上海的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那時候，許德珩就作爲北京學生代表身在上海，促進了“三罷”的實現。

陳獨秀

五四運動終於蔓延到各地，並且影響到了不同階層。

用美籍華裔史學家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的話說，“學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議的廣度傳遍了全國各大都市”。

商女猶知亡國恨，甚至是青樓女子都發起了“青樓救國團”。

“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現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志氣。”這是1919年6月，上海西福致裏的青樓女子妙蓮所寫的《敬告花界同胞書》：“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幾條辦法，勸告我全國花界同胞，各本良心，盡我國民應盡之天職。”

罷工7天，上海一點沒有出現騷亂。其他衆多城市隨後也出現了罷工。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基於政治和愛國的大罷工”，周策縱評價道。

20年後，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一次紀念五四運動的講演。他總結：“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羣衆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

在1919年的中國，那場事件的結果之一是，各地罷工之後，學生們在鞭炮和歡呼聲中走出了牢獄。6月10日，北京政府下達訓令，解除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

在羅家倫看來，官員罷免等只是“皮相”上的勝利，五四運動真正的影響，在於打破了青年人對國家問題的麻木，使社會組織大量出現，民衆勢力大增。

有學者認爲軍警當日的行動已經算是剋制、當局的反應也堪稱遲緩。但也有學生直到晚年都記得被捕後的遭遇：他被捆住了雙手拴在板車後拖着走，突然想到童年時，在鄉下，鄉民們趕集時，就是這樣對待家畜的。

就算是被捆在拉豬的手推板車上，學生代表易克嶷還在說：“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這些雜誌裏面所討論到的當前種種問題與所發表的各種輿論，比在美國報攤上所蒐集到的任何47種雜誌所討論到的問題更時興、意見更復雜”

許多人是在回到學校後，才發現有同學不見了的。

晚上七點，趙家樓的火仍在燃燒，各校學生終於確定有同學被捕了。此時，曹汝霖的家眷被護送到使館區的六國飯店安置，章宗祥進了醫院。東交民巷一帶宣佈戒嚴。羅家倫極其疲倦地跑回宿舍，才睡了一個小時，便重振精神，開始商量如何營救同學。

在羅家倫的記憶中，衆人很快就營救達成了一致。而匡互生則記得，高師代表的意見是：“大家應該跟着被捕的同學一同去犧牲，不應該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學早點出獄來跟着我們快活。”

5月4日晚，爲了營救被逮捕的同學，北大學生幹事會成立。裏面的學生，有許多新潮社的成員，也有許多人之後會加入李大釗參與創辦的“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在北京合影

這些人，以後會進入各行各業，塑造未來數十年的中國。他們會看見國家自春秋戰國以來罕見的智性勃發，也會分道揚鑣。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五四”這一天，改變了這代青年的成長環境。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很快的就過去了。可是年輕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登時表現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當年在清華學校讀書的梁實秋，同樣經歷過“五四”：“當時以我個人所感到的而言，這一股力量在兩點上有明顯的表現：一是學生的組織，一是廣泛的求知慾。”

史學家周策縱曾以清華學校爲例，統計了1919年前後大學生的改變——“五四”前，學生們會組織佛教俱樂部或是拳擊、科學等主題的社團，而“五四”後，大量以藝術、戲劇、音樂、詩歌、農業、演講甚至世界語爲主題的社團出現了，在1920年後，研討社會主義成了學界的新時髦。

“學生們已經長期組織起來，計劃去教育全國的民衆和窮人的孩子。”1919年8月，一位美國記者報道，“單單在上海，就開辦了16所免費學校，讓沒有能力交學費的孩子唸書。同樣的行動正在全國各地普遍進行。”

1917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兩年前，旅居海外多年的胡適回國。他想了解一下過去這些年國內出版界有什麼可看的書，但遍尋不得。在上海，他從哲學領域找起，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找出一本《中國哲學史》，卻發現文中的句子還是這樣的：“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

“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胡適寫道。

幾年後，旅居美國十年的燕京大學教授劉廷芳回國，卻在大街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力量和氛圍”。某一個晚上，他走訪報攤和書店，買下了47份不同的雜誌，發現“這些雜誌裏面所討論到的當前種種問題與所發表的各種輿論，比在美國報攤上所蒐集到的任何47種雜誌所討論到的問題更時興、意見更復雜。”

期刊被賦予這些名字：《新生》《新氣象》《新人》《平民》《光明》《救國》《新學報》《新文化》《新學生》《新婦女》《平民道德》《平民教育》《覺悟》《少年中國》《新生活》《曙光》……

“據說兩年前只有一兩種試驗性的、用白話文寫的期刊，今天卻有300多種，”1920年，在中國講學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杜威在北京記錄下了這樣的新知，“自從去年五月以後，學生已經開始出版許許多多期刊，都是白話文的，而且都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語言討論問題。”

杜威在1919年5月1日前後抵達中國，迎頭遇上了突然爆發的五四運動。他被眼前的這一切“迷住了”，一住就是兩年。在寄給女兒的家書裏，杜威說：“我發現上次我把這裏的示威遊行比作一般大學裏男生宿舍的打鬥，對這裏的學生來說有欠公平……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清除式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許多受五四運動影響的青年人都加入了這一組織，比如衝到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北大學生鄧中夏，還有曾被逮捕的許德珩；乃至湖南來的師範畢業生毛澤東、江蘇來的學生張聞天。這可能是“五四”時期受衆最廣、影響最大的青年組織。

李大釗曾說過：“我們‘少年中國’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創造；不是鑄定的偶像，是活動的生活。”

看起來，這是已經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青年人，他們心中掛念的不再是做官，反而更重視“學術上的進步”“精神上的快樂”，將努力的方向改做了“以勞動所得，自立互助，進而改革社會”。

北京的學生忙着救國時，外交官顧維鈞在巴黎也遇到了憤怒的人羣。根據他的回憶錄，當地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代表每日都到中國代表團駐地，要求他們拒絕在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簽約儀式前夜，衆人再次到來，一位年輕女士用大衣口袋裏的“手槍”對準了代表團祕書長。顧維鈞設法解了圍。

幾年後，顧維鈞在紐約遇到了那位名叫鄭毓秀、其實是中國第一位女博士的女士。她說，其實當時自己只不過用一根玫瑰枝藏在袋中，嚇唬代表團而已。

談起往事，鄭毓秀哈哈大笑，誇他是個勇敢的人。

“好吧，讓我們在戰場上相見”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閉幕之日，爲中國代表留着的兩把坐椅始終空着。

“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爲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裏說。

“他最後的決定，是看法律，不是（單單）爲了愛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顧維鈞的繼女楊雪蘭解釋，顧維鈞是學國際法的，因此他清楚，從法律方面，中國作爲一戰的戰勝國，應該拿回自己的權益，讓山東回到自己的國家。很多人在電影裏看到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的形象，覺得他“好像是英雄”，他是依據法律的，找出了對中國有利的條款。

但是面對強權，弱小的中國處於弱勢地位，這時的法律還能有多大作用？

當天凌晨，顧維鈞與和會祕書長會晤，試圖在簽約儀式上發表口頭聲明，被拒絕。

他描述自己的心情是“生氣又沮喪”：“我已清楚，中國無路可走，只有斷然拒籤。”

直到巴黎和會閉幕的時間，顧維鈞才收到一封北京政府發來的拒籤令。北京的解釋是，他們早些時候發出過一封電諭，奇怪的是巴黎不曾收到。

北京政府真的按時發出過那封拒籤令嗎？他不知道。

他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實際上，直到6月28日下午，中國代表已拒絕出席和會全體會議之時，代表團從未收到北京關於拒籤的任何指示。”

巴黎和會的拒籤，看上去爲五四運動畫上了一個句號。但許多人漸漸都發現，1919年5月4日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時間意義上的一天。對“五四”的思考與紀念，在一切還沒有結果的時候就開始了。

“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的意義。”1921年，紀念五四運動兩週年時，李大釗說。

1925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最後一次召開大會，入會者就國家未來的前途命運吵得“拳不停揮，口沫四濺，各以殺頭相威脅”。

告別的時候，鄧中夏握着湖南老鄉左舜生的手，說：“好吧，讓我們在戰場上相見。”

左舜生並未與鄧中夏在戰場上相見。

他一度官至國民政府農林部長。1949年以後，他避開國共兩黨，遠離臺灣與大陸，在香港成爲一名歷史學教授。對他而言，在高校裏教近代史，也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爲現代香港青年學生對政治患上冷感病，對近代史一無所知”。

成了歷史學家的左舜生在一篇懷念蔡元培的文稿中留下過這樣的文字：“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外表，自然也側重在趨新，但戊戌的手段爲‘託古’，辛亥的號召爲‘光復’，其本質卻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然後纔是一個現代中國的奠基，纔是把中國推進現代文化氛圍中的第一步。”

1933年，無政府主義者匡互生在積勞成疾後逝世。去世前，他正竭力籌款，重建被侵華日軍炸燬的學校——這個火爆性子的湖南人，在人生的最後時光把全部精力投入於建設一個“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改造社會，促進文化”的校園。

幾個月後，鄧中夏在南京雨花臺被國民政府槍決。

鄧中夏

鄧中夏大學畢業時，拒絕了胡適、蔡元培推薦的留學獎學金，也拒絕了家裏爲他在政府謀的差事。他告訴父親，自己想做的事情是“聯合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飯吃，個個過富裕生活。”

五四運動後次年，鄧中夏跟着李大釗組織起了北大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來又成爲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五四運動之後，許多城市都出現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之類的社團。李大釗和鄧中夏誓死追求的社會主義，與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諸多“主義”反覆較量，逐漸被大多數人認同，最終成爲中國人實現現代化的自覺選擇。

2019年4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衆的鬥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

1919年5月4日，晚上8點，趙家樓的大火纔剛剛被撲滅。青年羅家倫已經走上了營救同學的道路。他先是聯絡了北京各校，約定第二天共同罷課聲援同學；然後又跑了十餘家報館，一家接一家地對媒體解釋這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等一切告一段落，已經是凌晨三點。

那一晚，他徹夜未眠。

日後，他會成爲名牌大學校長，會帶着師生躲過侵華日軍的戰火。但在1919年的大街上，這只是一個跟文科的陳獨秀老師、圖書館的李大釗老師關係很好的學生，在爲他們自己的新世界而呼號。

與顧維鈞一樣，後來，他從未在家談起過五四運動。女兒羅久芳是在長大以後，親自去研究近代史，整理書信、文稿，纔看到了父親當年的豪言壯語。

羅家倫

在《新潮》雜誌一篇名爲《今日世界的新潮》的文章中，大學生羅家倫談到了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此後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要以雷厲風行的手段，來摧殘一切的個性；乃是以社會的力量，來扶助那班稚弱無能的人發展個性。”

這讓羅久芳感慨不已：這分明是一個年輕人尚不成熟的政治理念；但這句話中模模糊糊點出的那個方向，後來竟讓她的父親爲之奮鬥了終身。

而對那一切的起點——1919年5月4日那個週日發生的事情，羅家倫在22天之後第一次嘗試爲它命名。

他概括的名字最早出現在他的老師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週評論》雜誌上，迄今正好流傳了100年——“五四運動”。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出品

微信編輯|實習生 李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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