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熊柴 周哲

“適度人口學說”起源於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在民國時期傳入中國後首先被一些社會學家接受，主張節制生育。適度人口學說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但形成明確系統理論的則是英國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馬爾薩斯1798年《人口原理》認爲，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呈算數級數增長，爲了避免饑荒、戰爭、瘟疫等成爲解決人口和糧食矛盾的方式，必須節制人口。“適度人口論”傳到中國後，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陳長蘅、陳達、吳景超、費孝通等紛紛主張節制人口。社會學家、南京大學教授孫本文（1943）認爲，人口數量問題治理的要點在於使人口數量適應生活資料。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億，中央對生育態度從禁止節育轉向提倡節育。1949年8月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限制生育會滅亡中國》；同年12月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批准衛生部5月的報告《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私自節育和人工流產者，以非法墮胎論罪”。1953年衛生部通知海關，禁止查避孕藥和用具的進口。不過，由於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從1949年的5.4億大幅增至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約6億，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1954年開始中央態度轉向節育，當年12月劉少奇在國家機關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大《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重申“提倡節制生育”方針。

1950年代後期中國發生第一次人口論戰，核心爭議是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論戰一方是馬寅初等“新人口論”派學者，主要的觀點是人口增長太快，影響了資本積累和工業發展。另一方是《光明日報》、《經濟研究》、《新建設》等報刊，認爲人多是好事，人多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是迅速發展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本錢；“新人口論”只把人看作消費者，沒有看作生產者，見口不見手。

1957年，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等文章，認爲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26億，人口過多導致積累小、拖累工業發展，主張通過普遍避孕、晚婚晚育、兩胎政策等控制人口。馬寅初闡述其新人口論與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不同在於：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出發，《新人口論》則是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出發，兩者立場截然不同。1957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主張“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能爲計劃經濟。”1957年4月27日，馬寅初在北大發表演講稱，中國人口實際增長率已達到30‰，若不控制，15年後將達9.8億，50後將達到26億。近幾年糧食增長率是40-50‰，可見糧食增加地很快。中國耕地有限，雖然1953-1956年每年開墾了1400多萬畝荒地，但由於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從1953年的2.8畝降至1955年的2.7畝，所以將來糧食增速不能長期保持這樣的速度。1957年5月9日，馬寅初在《大公報》上發表《我國人口問題與發展生產力的關係》，主張“兩個有獎，三個有稅，以稅作獎，不會加重國家負擔。”1957年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爲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後全文發表於7月5日《人民日報》，認爲人口多導致消費大、積累小，積累又要分攤在各個生產部門中。1956年中國國民收入將近900億元，其中消費部分約爲79%，積累部分約爲21%。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點。

1958年4月起，《光明日報》等報刊開啓對馬寅初的批判，共計兩個回合。第一回合發生於1958年4月到11月，由《光明日報》轉發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開啓。隨着反右派鬥爭等運動，人多力量大觀點盛行，馬寅初等開始被批判。1958年4月19日，當時爲民主人士負責的《光明日報》刊登了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兩張大字報；馬寅初隨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反駁文章。之後，反駁馬寅初的文章接踵而來，批判馬寅初的資本主義學術思想，作者包括北京大學師生和使用匿名或者筆名投稿的社會各界人士，不集中於某一個或幾個人，《光明日報》雖是媒體平臺，但通過集中刊登批判文章，成爲批判馬寅初的主要陣地。據樑中堂的《馬寅初考》統計，截至1958年11月，《光明日報》至少刊登了37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另有維護馬寅初觀點的2篇、馬寅初的反批判文章2篇。除《光明日報》外，《計劃經濟》、《經濟研究》、《教學研究》等報刊也發佈了30篇相關文章。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稱馬寅初的主要論點“已經比較深入地爲人們所知”，暗含批判活動告一段落的意思。

第二回合發生於1959年11月到1960年6月，由馬寅初主動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開始。1959年11月30日，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還附帶一則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稱“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指戰死爲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向一年前《光明日報》的批判文章應戰，掀起第二回合的爭論。隨後，《光明日報》發表3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新建設》也發表2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之後，馬寅初把《新建設》和《光明日報》當作一體來挑戰，“戰火”進一步蔓延至更多報刊。截至1960年6月，《新建設》發表了10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報》發表了22篇，《經濟研究》等其他報刊發表了35篇，共計67篇。

1960年馬寅初因身體原因被迫退出爭論，第一輪人口論戰結束，此後人口研究一度成爲學術禁區。1960年北京大學黨委接到《新建設》的公函後，鼓動學校師生揭發批判馬寅初，其中一個重點是批判馬寅初至今還持有鉅額股票和股份，還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馬寅初因血壓陡升住進醫院，隨後國務院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第一輪人口論戰結束。

之後隨着大躍進運動失敗及自然災害影響，中國於1959-1961年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節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計劃生育問題的批示》。但隨後文化大革命開始，計劃生育工作受衝擊。

1.2 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樑中堂“二孩加間隔”

1970年代，中央開始執行“晚稀少”計劃生育政策，1978年開始定調一胎化方向。由於“文革”中經濟發展緩慢、吸納就業能力弱、以及知青回城等現實問題導致糧食生產和就業壓力大，1973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並執行“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晚”指男25週歲、女23週歲以後結婚，女24週歲以後生育；“稀”指生育間隔爲3年以上；“少”指一對夫婦生育不超過兩個孩子。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亟待理論解釋，部分高校成立人口所專門研究，時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劉錚認爲人口有計劃的增長是社會主義人口再生產的客觀規律。1978年3月，“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首次被寫入憲法；同年6月，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核心主題是“討論如何爭取實現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定調一胎化方向。1978年10月，中央批轉《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1979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髮表《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提出“爭取本世紀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長率爲零”。1979年9月馬寅初被平反。

1980年代初中國發生第二輪人口論戰，核心爭議是控制人口的力度，一方是宋健、田雪原、李廣元、於景元等學者，論證必須實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樑中堂，主張實行“二孩加間隔”，即生育一孩後間隔8-10年可生二孩。

1980年2月宋健等用控制論方法預測人口規模，主張總和生育率降至1才能使中國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於11億，論證必須實行“一胎化”。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增長的極限》，稱人類本能地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人類活動對資源的索取以及產生的污染不斷侵蝕地球的物理極限，並預測在最悲觀的場景中全球經濟增長將於2015年後終結；在較樂觀的場景中經濟增長約在2040年左右終結。受羅馬俱樂部觀點影響，控制論專家、時任七機部二院副院長、後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和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田雪原等1980年2月在新華社刊登報告，分析未來一百年我國人口發展趨勢，認爲如果總和生育率爲3.0，2000年中國總人口爲14.2億；總和生育率爲2.0，總人口爲12.2億；總和生育率爲1.5，總人口爲11.3億；總和生育率爲1.0，總人口爲10.5億。因此，欲使今後我國人口總數不超過11億,必須實行一胎化方案。總和生育率爲1至少30年內不會引起社會負擔過重和人口老齡化問題,這是目前最適宜的控制方案。”

1980年3-5月中央連續召開五次人口座談會，探討“一胎化”的可行性，宋健、田雪原等主張針對一代人實行“一胎化”政策。田雪原回憶稱，當時關心的問題主要是：第一，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會不會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第二，提倡“一胎化”多長時間爲宜；第三，“四二一”結構問題是否會嚴重。田雪原、宋健等學者認爲，生育孩子次序同智商沒有必然的聯繫。同時，雖然“一胎化”可能導致老齡化，但中國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等特點，與西歐、北歐人口小國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紀餘下的二十年時間裏，不存在老齡化和勞動力、兵源不足等問題。宋健等人建議針對一代人，即在二十五至三十年的時間內實行“一胎化”的政策。到時可以適當調整政策，既使人口的數量增長受到有效控制，又使勞動力不足和人口老齡化問題不至於過於嚴重。

1980年代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不約而同地測算出中國的適度人口規模在7億左右。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信息與控制工程系主任胡保生（1981）通過構建可能和滿意度指標，考察森林、土地糧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糧食、魚、GNP、用地對人口的約束，得出結論是百年後人口規模7億爲好。宋健（1981）認爲人口快速增長將使得最低營養水平難以保障，從中國水稻、玉米、牛羊肉、水產品等產量和營養水平來估算適度人口規模，百年內適度人口規模應在6.8億以下。田雪原（1981）認爲人口規模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減少人口有利於控制就業，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應穩定在6.5-7億間。

樑中堂反駁稱“一胎化”會導致勞動力不足、老齡化問題，即便2000年就調整政策，也無法解決相關後果，主張實行“二孩加間隔”政策。1980年上半年，時任山西省委黨校教師的樑中堂撰寫多篇文章反駁宋健、田雪原等，認爲人口過程是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不論是用人口統計學的年齡移算法等方法、還是用控制論方法，都很難說十分科學。同是預測2000年世界總人口，預測期僅20年，西方學者就有54億和75億之差，宋健、於景元等人把西方某些人口預測方法或模型神化了。而且，宋健等人認爲20世紀內不會出現老齡化，是因爲20世紀的勞動力已經既定，即使二十年中不生一個孩子，也不存在任何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如果等到勞動力緊張時再鼓勵生育，即便2000年後就調整生育政策，也只能部分改善二三十年後的勞動力緊張和老齡化問題，無法解決20世紀最後二十年對21世紀前三十年造成的既定後果。一是人口再生產週期較長，要再等20年才能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二是勞動力越緊張，婦女參加工作比例越大，生育率越低；三是人口老化程度越大，被贍養老年人口越重，人們越不願多生孩子，鼓勵生育越不易奏效。因此樑中堂建議採取“二孩加間隔”的方式，即城市男27歲、女25歲結婚者，第二胎間隔8年；農村男25歲、女23歲結婚者，二胎間隔爲10年。

中央最後確定以獨生子女爲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爲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到三十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198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將計劃生育定爲基本國策，並設定了到二十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這個硬目標。由於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彙報》，適當給部分農村地區開小口堵大口，全國19個省農村生育政策逐漸調整爲“一孩半政策”，即頭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個孩子。2002年開始，雙獨二孩政策逐漸在各地實行。據統計，2010年之前，獨生子女政策覆蓋全國35.9%的總人口，一孩半政策覆蓋52.9%的人口，二孩政策覆蓋9.6%的人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蓋1.6%的人口，主要是少數民族。

樑中堂爭取到山西翼城“二孩加間隔”試點，但試點後出生率更低、僅出生人口性別比較優。1985年7月起，經中央特批，翼城縣農村開展“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試點，即已婚女性不早於24週歲生育第一胎，30週歲後可生育第二胎，嚴禁三胎。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等人2009年的著作《八百萬人的實踐——來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區的調研報告》，翼城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低於全國和山西省平均水平，出生人口性別比方面較優。在出生率方面，1989年翼城出生率爲20.1，低於全國的21.0和山西省的20.2；2001年翼城出生率降爲9.1，遠低於全國的13.4和山西省的13.1；2006年進一步降爲8.8，遠低於全國的12.1和山西省的11.5。在出生人口性別比方面，1990年翼城出生人口性別比爲106.4，低於全國的111.8和山西省的109.2；2000年爲105.0，低於全國的117.8。此外，1987年甘肅酒泉、遼寧長海、山東長島、廣東南海等全國11個縣市和地區也進入二胎政策的試點，到1990年中期因種種原因僅保留了部分。

2   第三輪人口大論戰：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開”

第三輪論戰開始於2004年並持續至今，共計三個回合：1）第一回合：2004-2013年，爭議集中於要不要放鬆計劃生育政策；2）第二回合：2014-2015年，爭議集中於要不要實行“全面二孩”；3）第三回合：2016年至今，爭議集中於要不要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2.1 2004-2013年：要不要放鬆計劃生育政策？

1990年代中國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2002年起中國逐漸開始實行“雙獨二孩”政策。1990年總和生育率爲2.04,1991年爲1.66，首次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引起了學者關於真實總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政策調整的討論，2002-2004年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樑中堂、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王金營、北京大學教授郭志剛等學者集中對1990-2000年生育率水平進行估算。2001年底通過、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特殊條件包括：雙方均爲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等等。各地根據該法制定“雙獨二孩”政策並陸續推開，河南2011年實行、全國最晚。

2004年顧寶昌等學者第一次“上書”，建議逐步過渡到全面二孩政策，開啓第三輪人口論戰。在原國家計生委贊助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豐於2001年牽頭組成“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2004年4月形成《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報送原國家計生委領導及中央，認爲中國即將面臨人口老化等問題，建議由現行的生育政策逐步過渡到每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提出“分類實施、逐步放開、兩步到位、平穩過渡”的漸進式調整方案，即在少數有條件的地方先行試點，試點成功後再推廣。計生委領導當時批覆：贊同現在着手，否則會陷入被動。2004年6月，中國人口學會就建議書召開專門研討會。

由於部分學者、官員擔憂放開二孩將導致生育大幅反彈、人口失控問題，顧寶昌課題組於2005-2006年赴四個在農村試點二孩政策的地區調研，證明生育反彈和多孩生育不會出現。根據王豐回憶，調研報告的出臺引起質疑，部分學者和官員認爲低生育水平源自嚴格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寬，勢必造成生育反彈、人口失控，而且計生部門就沒工作可幹了，還有人認爲“放開二孩以後大家就會生三孩”。爲了應對質疑，2005-2006年顧寶昌課題組赴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四個允許農村居民生育二孩的試點地區走訪調研，並結集爲《800萬人的實踐——來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區的調研報告》出版。調研結果顯示，這些地區多年來人口保持低增長，總和生育率低於2，並沒有因政策較寬鬆而發生生育反彈，也沒有多孩生育增多問題。

與此同時，蔡昉等2004年開始發現，2003年出現的“民工荒”標誌着“劉易斯轉折點”出現，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也即將消失。2003年出現的“民工荒”標誌着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蔡昉，2008）。在“民工荒”在東部沿海地區蔓延之後，以及其他地區勞動力市場也出現農民工的供不應求的現象，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逐年上漲，這些證據都表明中國經濟到達了“劉易斯轉折點”（蔡昉、都陽，2011）。並預測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即將見頂，人口撫養比即將見底回升，中國經濟發展長期享受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建議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宋健等人認爲199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建議“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穩定，後中央出臺文件要求“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率水平”。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國務委員宋健等人擔任組長、300多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經歷兩年的研究，於2007年1月推出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課題組由計生委旗下兩個機構負責，一個是負責政策規劃的規劃和信息司，另一個是官方智庫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該報告認爲1990年代以來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8左右，並穩定至今，且未來三十年總和生育率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建議“十一五”時期保持生育政策穩定。根據南方週末報道，中央對這份報告很看重，在調研寫作過程中課題組向中央有關領導彙報了近十次。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要求清醒認識全面加強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

此後學者密集發聲，葉廷芳在2007年全國兩會首次提出“取消執行獨生子女條例”的議案；易富賢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國空巢》，呼籲停止計劃生育；顧寶昌等學者2007年第二次“上書”，建議儘快過渡到普遍二孩政策。時任全國政協委員葉廷芳2007年提出現行計生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包括“四二一”家庭結構倒掛、獨生子女人格缺失、親情人倫缺失、政府信譽超支等問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國空巢》，反駁傳統的“適度人口論”觀點，認爲世界耕地、淡水、礦產、能源等分佈極不均勻，中國人均資源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並不意味着不足。人口資源纔是第一資源，可以變“非資源”爲“資源”。建議調整人口政策，包括停止計劃生育、重建生育文化等。2009年顧寶昌和國內25位人口學者第二次“上書”，向中央和有關部門提交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認爲生育政策調整已經事不宜遲、、異常緊迫，應及早着手，等到中國人口開始負增長再採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則爲時已晚。顧寶昌建議選擇生育水平長期偏低的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先行試點，先易後難、先點後面，逐步推開，儘快將目前的生育政策平穩過渡到城鄉普遍允許生育二孩的政策。

2009年胡鞍鋼轉變立場，田雪原重申針對一代人實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接連發聲呼籲調整人口政策，被解讀爲“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2009年11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呼籲“實行‘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並表示“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晚主動，不調整則被動”。胡鞍鋼多年來一直是計劃生育的支持者，曾在1999撰寫論文稱“中國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立場轉變源於胡鞍鋼認爲中國從原來的低收入水平發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且隨着科技和生產的發展，現在的資源也已經能夠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調整。2009年12月，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被稱作“獨生子女政策副總設計師”的田雪原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回顧了30多年前五次座談會和公開信的初衷，即針對一代人實行“一胎化”政策，認爲絕對勞動力數量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峯值，當前已經到了政策調整的關口。田雪原建議全國推行“雙獨二孩”；農村現在可先行推行“單獨二孩”，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推行“單獨二孩”；制止三胎及多胎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推行“普遍二孩”。兩位學者的發言被媒體解讀爲“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但程恩富、侯東民等學者仍堅持嚴格“一胎化”政策，程恩富認爲任何形式的放開“二胎”都不可取，應該實現總人口“先控後減”至5億左右，以緩解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的緊張關係；侯東民認爲21世紀下半葉纔可大幅調整生育政策。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2009年表示，全面放開二胎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於解決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就業問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長期緊張，中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礦產資源是1/2，人均資源量綜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放開二胎還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即使按照1998年的物價水平，一個家庭撫養一個孩子平均須支付5.8-6.7萬元，國家支付的撫養費也隨經濟社會發展和教育投資的提高而大幅上升。因此，程恩富認爲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獨生子女結婚可生二胎的政策，嚴格“一胎化”和“雙獨二孩”的峯值人口分別爲13.93億人、15.50億，相差1.57億人；人口實現零增長的時間分別是2024年、2045年，相差21年；2100年人口總量分別爲6.7億人、15.33億人，相差8.63億人，因此，任何形式的放開“二胎”都是不可取的。應使總人口較快“先控後減”，先控制在15億左右,後逐漸減至5億左右。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室主任侯東民2010年撰寫論文認爲，民工荒不意味着勞動力短缺，而是用工方式有問題。21世紀是低代價減低人口的歷史機遇期，政府應避免以往的犧牲大打折扣，21世紀下半葉纔是中國較大幅度調整生育政策的適當時機。

2010年1月中央突破性地提出開展“單獨二孩”試點；2010年11月，原國家計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開“單獨二胎”的方案並上報國務院，但因決策層無法就人口形勢達成共識而被擱置。2010年1月的全國人口計生工作會議提出“十二五”期間穩妥開展“單獨二孩”政策試點工作，成爲一個標誌性的突破。據《財經》報道，當時曾有多版“二胎”方案進入討論，如按女方年齡分步放開；按省份逐步放開；還有北京大學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軟着陸”方案，即在適當晚育間隔前提下，所有夫婦均可生育第二個孩子。最終，按省份逐步放開的“單獨二胎”方案入選。該方案分三步走：2011年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試點；其後，北京、上海、天津等六個左右的省份開放試點；其他省份爲第三批；最終在“十二五”內實現全國全部放開“單獨二胎”政策。2010年11月初，方案經微調後由原國家人口計生委提交至國務院。但中央高層對整體人口形勢走向仍未有定論，對待人口老齡化也態度不一，方案被“無時間表”地擱置。

2010年六普顯示原始總和生育率爲1.18，但計生部門稱總和生育率爲1.8，多名學者對2000-2010年生育率水平進行估算，結果低至1.3、高至1.7，分歧較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原始總和生育率爲1.18，大部分學者認爲低齡人口漏登情況嚴重，低估了總和生育率水平。計劃生育主管部門則稱總和生育率爲1.8，如2006年原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中國政府網在線訪談中稱現在的總和生育率是1.8，2011年《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也稱“十一五”時期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以下，這引起了不少學者對高估總和生育率水平的質疑。學者們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估算可大致分爲三類：一是北京大學教授郭志剛（2011）、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勤（2012）等學者認爲總和生育率在1.3-1.5區間，相對更依賴和相信普查數據；二是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王金營（2013）、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普查處處長崔紅豔（2013）等學者在對普查數據進行調整基礎上，測算出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三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講師楊凡（2013）、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2015）、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2016）等學者認爲總和生育率在1.6-1.7區間，比較接近計生部門口徑。人口學者們估算的結果差距較大，在最爲基礎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

2011年6月原國家計生委形成新的“單獨二孩”方案並上報國務院，但仍被擱置。兩次方案均被擱置，可能源於生育水平未達成共識，部分經濟部委和人口大省擔心人口反彈拖累經濟。2011年5月，原國家計生委下屬事業單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提交《關於〈完善單獨政策初步測算報告〉的報告》，假設目前中國生育率是1.5，未來峯值人口是14.2億人；假設生育率達到1.8，峯值人口在15億人左右，此兩種峯值出現的時間均爲2030年前後，且均在糧食供應和公共服務承受的範圍之內。在此測算基礎上，2011年6月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工作會議通過新的“單獨二胎”方案上報國務院。新方案未形成選擇試點省份的傾向性意見，而是能否“開始單獨二胎試點”的請示，但最終仍被擱置。兩次“單獨二孩”均被擱置，原因一則可能在於是生育水平未形成共識，二則據有關媒體披露部分經濟部委和人口大省擔心人口反彈拖累經濟。

2012年15名學者聯名建議取消對公民生育權的限制；鄭真真等學者建議直接全面放開“二胎”，而非考慮“單獨二胎”的漸進方案；樑建章、黃文政等學者駁斥“適度人口論”假設荒唐、推斷草率，建議全面放開並及時鼓勵生育。2012年7月，15位法學、人口學學者聯名簽署修法建議書，請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取消對公民生育權的限制，廢止生育審批制度，廢止社會撫養費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2013年認爲，2004年時調整生育政策還可考慮“單獨二胎”等漸進方案，現在九年過去了，“單獨二胎”政策內覆蓋的人羣變窄、影響變小，應直接放開“二胎”。攜程網創始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樑建章，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黃文政2013年發表文章稱以往的適度人口研究假設荒唐、推斷草率、結論毫無價值。比如田雪原從就業角度論證中國適度人口在7億以下，假設固定資產年增長率在2010年前後分別是5.5%和4%，這個假設只要加1%，2080年的適度人口就會從7億變成19億。實際上1992年至今中國的第二產業固定資產平均增速爲20.9%，遠超田雪原的設定。建議儘快全面放開生育，並實施鼓勵生育的措施。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2012年認爲立即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會導致總和生育率峯值達到4.4，建議按地區分步放開全面二孩；翟振武測算2012年立即放開“全面二孩”將導致總和生育率峯值達到4.5，出生人口峯值達4995萬人，建議推遲“全面二孩”政策。2012年10月26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報告《中國發展報告2011/2012：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認爲當前社會存在四種生育政策調整方案，一是“政策不變”，二是“全面二孩”，三是“單獨二孩”，四是“分步單獨二孩”。報告認爲“政策不變”不符合中國人口發展的實際和要求；“全面二孩”會導致總和生育率峯值達到4.4，造成短時期內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的急劇增加；“單獨二孩”和“分步單獨二孩”需要花費較長時間，貽誤時機。因此報告提出第五種方案，即“分步全面二孩”，首先在城市地區和“一孩”政策的農村地區即刻放開“二胎”，2015年再在“一孩半”政策地區放開“二胎”，最終在全國全面放開“二胎”。翟振武（2014）也預測，如果2012年立即放開“全面二孩”，目標人羣爲1.52億，婦女生育二胎的意願爲70%，潛在生育人羣將達9700萬，2013-2016年每年出生人口將達3540、4995、4025、3540萬，總和生育率達到3.2、4.5、3.6、3.2。翟振武認爲2012年立即全面放開二孩會帶來嚴重的出生堆積，建議推遲一些時間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3年原國家衛計委委託王廣州、翟振武兩個課題組“背對背”做“單獨二孩”實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廣州預測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萬，達到或超過200萬的可能性很小；翟振武預測每年新增130-160萬。2013年3月衛生部和人口計生委整合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並且，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還將計生委的研究擬訂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職責劃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3年5月，原國家衛計委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廣州研究員課題組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翟振武教授課題組“背對背”做“單獨二孩”實施方案專項決策支持研究。王廣州課題組圍繞着原國家衛計委初步提出的分三步實施“單獨二孩”方案做了效果的測算，並於2013年7月19日提交了測算結果，新增出生人口在50-110萬之間，達到或超過200萬的可能性非常小。分三步走的“單獨二孩”方案爲2014年第一批開放內蒙古等10個超低生育率省（自治區、直轄市），2015年第二批開放北京等12個省，2016年第三批開放河北等9個省。即便各省實際在半年內陸續放開“單獨二孩”，王廣州也認爲每年新增出生人口達到或超過200萬的可能性非常小。翟振武（2014）測算，“單獨二孩”目標人羣爲1100萬左右，二孩生育意願爲60%左右，新增出生人口的總量約爲660萬人，4-5年每年約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萬人，年度出生人口峯值不會超過1900萬人，總和生育率的峯值不會突破1.9，總人口可以控制在14.2億人。“單獨二孩”政策效果在可控可承受範圍內，不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公共服務產生大的震盪和衝擊。此外，其他學者如穆光宗、喬曉春等也針對“單獨二孩”政策效果做了測算。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認爲“單獨二孩”將導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00-200萬，對出生規模影響有限，不會有太大的人口反彈。北京大學教授喬曉春（2014）則認爲“單獨二孩”導致新增出生人口在563-756萬之間，頭三年新增出生人口326-438萬、153-207萬、83-111萬。初步估計至少在最近這一兩年新增出生人口可能會超過200萬人。

2013年11月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3年11月15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2.2 2014-2015年：“全面二孩”，儘快實行還是謹慎推動？

“單獨二孩”政策實行第一年，106.9萬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原國家衛計委官員稱“符合預期”；2014、2015年出生人口僅比2013年增加47、15萬，“單獨二孩”政策遇冷。2014年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原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宣傳司司長毛羣安、翟振武等人均在2015年初稱“基本符合預期”，毛羣安預計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請的人數將比2014年的數字有所增加。但截至2015年底共有約200萬單獨夫妻提出了再生育申請，約佔全國1100萬單獨夫妻的18%左右。2015年生育二孩的單獨夫婦沒有像毛羣安預計的大幅增加，且新增二孩生育數量佔目標人羣的比例也遠低於翟振武等學者預測的70%。2014、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爲1687、1655萬，僅比2013年增加47、15萬，低於學者此前的預測。樑建章、黃文政、易富賢、陳友華、顧寶昌、李建新、穆光宗等多位人口學者公開表示，單獨二孩政策已經遇冷。樑建章直言，衛計委所謂的“符合預期”實在是匪夷所思。

2014年，顧寶昌等學者第三次“上書”，建議不再拖延、儘快在全國放開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張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議鼓勵生育。2014年12月，顧寶昌等39位學者提交了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議，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單獨二孩”政策效果量明顯低於預期，不僅再次證明以往誇大了出生反彈風險，也更進一步加深了對生育水平長期無法回升的擔憂。我國生育率持續走低，導致老齡化日益加重、勞動力不斷減少、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聚增。中國是世界上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後仍然實施生育限制的唯一國家。顧寶昌等人建議：儘快在全國放開二孩生育，不再爭議、不再拖延，並及時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全面取消對城鄉家庭生育數量的限制。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2014）主張自主生育，而且國家應鼓勵更多的年輕家庭生育2個孩子，家庭養育成本應部分外部化、社會化，由政府承擔一定的成本，如延長產假、增加生育津貼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建民（2014）建議增加育兒補貼、延長帶薪產假、對多子女家庭減免個稅等措施來鼓勵生育。

但翟振武2014年建議依然要從我國現實國情出發，謹慎、穩步地調整到“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4年3月發表論文，認爲“單獨二孩”生育政策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逐步調整的一個步驟，是一個過渡性政策。今後必然要向“全面二孩”和鼓勵生育方向發展，儘管“全面二孩”和不再限制生育行爲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目前依然要從我國國情出發，謹慎、穩步地進行調整，才能促使我國人口實現長期均衡發展。

喬曉春預測“全面二孩”將使年度出生人口在2200-2700萬之間，建議2015年下半年實施“普遍二孩”政策。喬曉春2014年發表論文認爲，如果2013年全面放開二孩，目標人羣爲9652萬人，潛在生育人羣在1700-3100萬之間，年度出生人口峯值在2200-2700萬之間，總和生育率峯值在2.2-2.7之間。喬曉春認爲，真正擔心的不是短期“反彈”，而是長期“不反彈”，並建議在“單獨二孩”生育高峯迴落時放開“普遍二孩”，以實現出生數量的平穩過渡，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開始實施“普遍二孩”政策。

2015年3月“兩會”後原國家衛計委再次委託王廣州、翟振武兩個課題組做“全面二孩”實施方案支持研究。王廣州預測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萬左右，每年出生人口1900萬左右；翟振武預測新增出生人口160-470萬，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萬左右、峯值爲2189萬。王廣州課題組（2016）的測算結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15-49歲目標人羣在9000萬以內，其中25-39歲目標人羣在5000萬以內，潛在生育人羣在1800萬以內，2016-2020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萬左右，不太可能達到或超過800萬，每年出生人口在1900萬左右，不太可能達到或超過2300萬，總人口峯值在14.3億左右，達到或超過14.5億的可能性不大。翟振武課題組（2016）的測算結果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標人羣爲9101萬，潛在生育人羣爲1720萬，年度新增出生人口爲160-470萬，2017-2021年出生人口分別爲2110、2189、2077、1936、1689萬人。

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正式啓動。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決定從2016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2.3 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後，出生人口在2016-2017年有所反彈後迅速下滑，2018年出生人口較2017年大幅下降200萬。並且，2018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降至約9.9億，中國就業人員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年後，2017年3月時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記者會上稱2016年全國住院分娩的嬰兒活產數爲1846萬，是2000年以來我國出生規模最大的一年，“全面二孩”政策“完全符合預判”。但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2018年出生人口僅分別爲1786、1723、1523萬，遠低於學者們此前預測。原因一是部分學者低估了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爲之間的巨大差距。2016、2017年二孩出生人口比2015年共多出320萬。2018年二孩出生人口未公佈，估算2018年二孩出生人數比2015年多出140萬，三年共多出生460萬。與9000萬左右的目標人羣相比二孩生育比例僅5.1%；與5600左右的目標人羣相比二孩生育比例也僅8.2%，遠低於翟振武等人根據2013年全國性婦女生育意願調查得到的二孩生育意願70%等。穆光宗2017年認爲，因爲環境污染、年齡偏大、疾病等因素，人類的生育力急劇下降，很多70後婦女已經過了適齡生育的年齡，男性生殖健康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在符合全面二孩條件且有再生育意願的人羣中，還有大量無生育能力的人羣。此外，還有大量缺乏生育養育二孩條件的人羣，如經濟上無法承受第二個孩子的生養費用、住房不夠大、沒有人帶孩子、再生育影響女性職業發展等。二是忽略了一孩出生人數持續快速下降的作用。2013-2017年一孩出生人口分別爲1056、972、886、973、724萬人，呈快速下降趨勢，削弱了二孩生育堆積對總出生人口的提升作用。但部分學者僅在原有出生人口規模基礎上考慮二孩生育堆積效果，繼而估算出年度出生人口，忽略了一孩生育下降的影響。

2017年翟振武認爲老齡化是現代化必然結果，計劃生育不是根本原因。翟振武2017年8月稱，人口老齡化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結果，計劃生育政策不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齡化速度，但如果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步入老齡社會的時間雖有所推遲，卻會在更長時間裏面對更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面臨更沉重的養老壓力。我國目前的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正是因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時期積累的大規模人口相繼步入了老年。

2018-2019年任澤平團隊多次發文，認爲人口危機漸行漸近，人口總量危機和結構性危機並存，建議儘快全面放開生育並實行鼓勵生育政策。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取消“計劃生育”機構，“不再保留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同時刪除了2013年機構改革時的“爲更好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擬訂計劃生育政策”等內容。任澤平團隊2018年3月發佈《計生機構取消，或將全面放開生育，你生麼？》，呼籲儘快全面放開生育政策。2018年4月發佈《生還是不生？——來自12萬人的生育調查》，展開針對生育意願的調查，12.3萬人參與調查的結果顯示意願總和生育率約爲1.73，2019年1月又展開了第二次生育調查，意願總和生育率約爲1.75，大致等於1.4左右的實際生育水平。2019年1月1日、3日，任澤平團隊發佈《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中國生育報告2019(上)》、《拯救中國人口危機刻不容緩——中國生育報告2019(下)》，任澤平團隊認爲人口總量危機及少子化老齡化、勞動力規模萎縮的結構性危機漸行漸近。並且，與其它危機不同，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制。建議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在此前的2016年，任澤平還撰文《中國人口週期研究》，剖析在傳統人口紅利消失後，中國必須從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紅利，並系統闡述人口週期的規律、特徵、趨勢及其影響。

2019年1月社科院援引聯合國預測，估計中國人口或在2027年開始負增長；易富賢發文稱2018年中國人口開始負增長。人口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統計局迴應稱中國人口仍在正增長。社科院1月3日發佈《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援引聯合國中方案預測，認爲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負增長或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易富賢2019年1月5日發表文章認爲不能用教育、醫療數據來否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以漏報爲藉口人爲調高生育率，實際上重報比漏報更嚴重；2018年是中國人口的歷史性拐點，中國人口從此開始負增長。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迴應稱，2018年中國人口仍在正增長，1523萬的出生人口數量也是比較大的。人口增長率、出生率雖有所下降，但不能只看一年，要長期觀察，不必過分解讀。

2019年3月王培安稱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是必然趨勢，當前和未來中國勞動力都是充裕的；“全面二孩”已滿足大多數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來仍有釋放潛力。王培安2019年3月稱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是必然趨勢，但無需因此追求2.1的更替水平目標。當前中國人口規模仍偏大，追求2.1的生育率、使下一代人口不減少並不合理。雖然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持續減少，但總量仍很龐大，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還有9.9億，2030年還有9.5億，2050年還有8.2億。歐美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目前約爲7.3億，勞動參與率比我國低，但經濟總量是我國的4倍，勞動生產率是我國的6倍。隨着科技進步、人工智能發展，機器人對普通勞動者替代不斷提高，現在勞動力是充裕的，再過30、50年我國勞動力數量依然比較充裕，我國勞動力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並存。王培安認爲“全面兩孩”已經滿足了絕大多數家庭需求，廣大羣衆不願意生、不敢生主要是因爲生出來沒人帶、養不起。儘管2018年出生人口較前一年下降了200萬，但屬於正常波動，如果能將配套措施完善，“全面兩孩”政策效應仍有釋放潛力。

2019年4月，翟振武發文稱中國沒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樑建章、黃文政反駁稱“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鑿無疑”，翟振武“誤導輿論以繼續拖延政策改革”。2019年4月1日，翟振武稱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10年間，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總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過1.7以上，並沒有低過1.5的“低生育率陷阱”臨界值。4月15日，樑建章、黃文政撰文反駁，稱翟振武“誤導輿論以繼續拖延政策改革”，“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鑿無疑”。翟振武估算生育率時採用的在校生數遠高於其他數據，通過嚴重高估生育率極力淡化中國未來低生育率的嚴重性。

3   人口是財富而不是負擔，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3.1 資源對人口的承載力隨技術進步不斷提升

不同政策主張的背後，本質上是對“適度人口論”的態度不同。人口究竟是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人口與資源的關係究竟如何？人口衆多是否會拖累經濟發展？對於上述問題學者們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從而導致了或主張嚴格“一胎化”、或主張儘快放開二孩生育、或主張儘快全面放開生育的完全不同的立場。

我們認爲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靜態看資源對人口的約束確實存在，但技術進步等導致適度人口規模可變，並且人口增長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存在調整機制，通過各種強假設估計適度人口規模意義不大。具體來看，全球資源分佈高度不均，本就需要互通有無，所謂“適度人口論”以世界平均水平爲標準來判斷中國資源多寡具有誤導性；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可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或將“非資源”變爲“資源”。

在耕地方面，1949-2018年中國糧食產量年均增長2.76%，快於人口增速的1.32%，保障穀物自給率長期處於超過95%的高水平。中國人均耕地面積爲0.09公頃，位於第128/205，雖然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0.19公頃，但比較接近世界人均耕地中位數0.12公頃。世界平均水平被少數國家拉高，如澳大利亞、哈薩克斯坦、加拿大人均耕地分別爲1.90、1.65、1.21公頃。205個國家和地區只有71個國家和地區在平均水平以上，其餘65%的國家皆在平均水平以下。並且，由於生產力提高等，1961-2016年中國穀物單產從1193公斤/公頃上升至6029公斤/公頃、，帶動人均糧食產量從162公斤迅速增至421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383公斤。並且，中國的單產還有一定提升空間，目前仍低於美國、英國、德國、韓國等。在現實中，由於農村勞動力減少、種糧收益低等原因，最近十多年大量耕地被撂荒。

在淡水方面，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節水等可緩解水資源不足問題，人均淡水量僅爲中國4%、極度缺水的以色列甚至成爲重要農產品出口國。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中國人均淡水量爲2062立方米，位於105/181,雖然低於美國的8844立方米、日本的3378立方米，但高於德國的1321立方米、印度的1118立方米。以色列人均淡水資源低至91立方米，僅爲中國的4.3%，但以色列通過海水淡化和提高節水技術，不僅保障日常供水，還成爲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目前以色列藉助創新性的海水淡化技術，只需短短的45分鐘就可以把海水變成可飲用水。2017年以色列海水淡化量近5.9億立方米，約佔全國飲用水總量的70%。

在能源方面，傳統化石能源可探明儲量增加、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潛力巨大、單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構成對人口增長的硬約束。其一，全球能源分佈異常不均，這使得多數經濟體的能源消費必須依賴國際市場。根據英國石油公司統計，在煤炭方面，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中國、印度五國煤炭儲量佔全球的76.5%,其中中國佔比13.4%。在原油方面，截止2017年，歐佩克成員國原油儲量佔全球的71.8%，其中委內瑞拉、沙特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五國儲量佔全球超過60%，而美國、中國、印度分別佔2.9%、1.5%、0.4%。在天然氣方面，截止2017年俄羅斯、伊朗、卡塔爾、土耳其四國天然氣儲量佔全球的58.3%，而美國、中國、印度分別佔4.5%、2.8%、0.6%。中國煤炭資源較爲豐富，但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嚴重不足，2018年中國原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達70.8%、43.2%。

其二，過去幾十年原油、天然氣等主要傳統能源儲採比並未下降。1980-2017年全球原油儲採比從約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氣儲採比從49.9年波動至52.6年，煤炭儲採比從2003年的194年降至134年。儲採比爲動態概念，由於已探明儲量上升和消費比例下降及消費增速放緩等原因，過去近40年原油儲採比不減反升，天然氣儲採比基本不變。1980-2017年，全球原油已探明儲量從6834億桶升至16966億桶，天然氣已探明儲量從71.57萬億立方米升至193.45萬億立方米。

其三，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上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潛力巨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全球能源消費格局看，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費比重從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從2.7%升至13.4%。根據英國石油公司統計，1965-2017年可再生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從6.2%上升到10.4%，1985-2017年可再生能源佔發電量比重從20.0%上升到24.3%；其中，除水電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等）佔一次能源的比重和佔發電量的比重分別從0%、0%上升至3.6%、8.4%。中國2018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全部發電量比重爲26.7%。

其四，中國人均GDP能耗明顯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單位GDP能耗已大幅下降、並還有較大下降空間。從人均能耗看，2014年中國爲2237噸標準油，高於世界平均的1921噸標準油，但明顯低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6956、3079、3471噸標準油。從單位GDP能耗看，1990-2014年中國單位GDP能耗從5.02噸標準油/萬美元大幅降至爲1.75噸標準油/萬美元（2011年不變價,PPP），目前仍然高於全球平均的1.26噸標準油/萬美元，距離歐盟、日本的0.88、0.93噸標準油/萬美元還有較大下降空間。

3.2 人口不是經濟發展拖累，也可以是財富

其一，人口衆多形成的統一大市場和充裕年輕勞動力形成的人口紅利，是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兩個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國人口衆多、市場規模巨大，對國際資本有着巨大吸引力。當前中國已成爲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也是世界上最具投資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40年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超過2萬億美元。作爲對比，歐洲國家之所以成立歐盟，也旨在打造統一大市場、抱團取暖提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高增長受益於人口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王美豔(2005)估算，以人口撫養比爲指標的人口紅利對1982-2000年間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達26.8%。有觀點認爲計劃生育帶來“人口紅利”。事實上，“人口紅利”是由1950-1970年代高出生人口帶來，即使沒有計劃生育、人口自然增長速度也會逐漸下降，計劃生育只是加速這一進程，但讓“人口紅利”期提前結束。

其二，人口衆多使得區域和城市人口密集、人口密度上升，有利於發揮規模經濟作用，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根據馬歇爾的規模經濟理論，規模經濟的形成有兩種途徑，即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對資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組織和經營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內部規模經濟”，和多個企業之間因合理的分工與聯合、合理的地區佈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一方面，人口衆多帶來的大市場促使企業擴大生產規模，能夠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形成“內部規模經濟”。另一方面，人口密集帶來的大市場促進企業間的分工和專業化。如在東莞，各類製鞋工廠、設計、研發、皮革等上下游企業遍佈在東莞西部、南部的厚街、虎門、南城等地，這種專業化、細分市場的形成正是“外部規模經濟”的體現。

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衆多人才纔有可能更多，創新能力纔可能更強。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爲中國應該控制人口數量，提升人口質量。但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基數越大，人才規模纔可能越大，二者就像金字塔的塔基和塔尖，塔尖有多高取決於塔基的大小。創新、技術進步既依賴於教育和技能提升，也與人口基數、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人口規模大有利於促進創新，在大市場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場，細小的技術創新都得以生存。人口結構年輕也有利於創新，因爲老年人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弱於年輕人；而限制生育加劇老齡化，會對創新創業活動產生負面作用。

中國高鐵里程達2.9萬公里、居世界之首，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歐洲之後第三個自行研製民用大飛機的地區，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等引領全球，均得益於中國巨大的人口體量。根據中國鐵路總公司，2018年底中國高鐵營業里程達到2.9萬公里，超過世界高鐵總里程的三分之二，成爲世界上高鐵里程最長的國家，位列第二、第三名的日本、西班牙分別僅佔世界高鐵總里程約8.1%、7.7%。2017年5月，中國自行研製了10年的大型噴氣式民用飛機C919完成首飛，標誌着中國有了完全按照世界先進標準研製的大型客機。當前世界上只有美國、歐洲、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滿足大飛機產業所需要的規模。此外，近年來中國還成爲全球矚目的互聯網產業“高地”，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等子行業發展迅速，消費者越來越習慣通過互聯網來滿足日常的購物、飲食、出行、旅遊、娛樂、教育等方面需求。上世紀和本世紀初，全球頂尖科技公司中難以找到中國企業的身影，而我國用近20年時間裏逐漸孕育出了一批世界一線的互聯網企業，如BATJ和小米等。

其四，從人類發展歷史看，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節約傳統產業中的勞動力使用，但又會催生在新經濟新產業更多的就業需求，因此不用擔心人工智能進步造成人口無用。硅谷企業家馬丁·福特2015年發表《機器人時代》，認爲無人駕駛汽車、3D打印等技術將最終取代很多人類的工作。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埃裏克•布萊恩約弗森及同事安德魯•麥卡菲2016年發表《第二個機器時代》，認爲智能設備的普及將消除許多工作機會，將導致“輕勞力”經濟。但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表明或存在不一樣的結果，以美國爲例，1939-2018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從908萬增至1989年的1806萬，後降至2018年的1281萬，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從1883萬上升至12931萬人。普華永道2018年發佈《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對中國就業的淨影響》認爲，未來20年人工智能將取代26%的崗位，尤其是在工業和農業領域，但創造38%的崗位，尤其是在服務業和建築業領域，總體而言人工智能將爲中國淨增12%的崗位，相當於增加約9000萬個就業崗位。

3.3 人口危機漸行漸近，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

當前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不是人口總量快速增長，而是人口總量即將見頂、遠期將急劇萎縮的總量危機，和人口少子化、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結構性危機。與其它危機不同，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制。

一是人口峯值臨近，遠期中國人口總量將急劇萎縮，按照當前生育形勢，2015-2100年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從19%降至7%，2100年、2200年或分別降至8億、2億左右。相較於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2.1，按照當前1.5左右的總和生育率（低方案），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總人口每隔一代人將萎縮約30%，每隔兩代人將萎縮約50%。按照當前生育趨勢，中國人口峯值將在2024年前後到來（實際上2018年仍存在部分生育堆積效應，加上晚婚晚育等因素影響，未來總和生育率仍有可能繼續下滑）。如未來大力鼓勵生育，使總和生育率分別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則中國人口峯值分別延遲在2027年、2031年前後到來，峯值規模最大也不到14.4億。人口規模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人口萎縮速度較慢，但隨着高生育率時期的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後，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根據我們低方案預測，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4年減少僅8%，2075年中國人口將較2050年減少21%，2100年中國人口將較2075年減少23%，即降至約8億。1950年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爲22%，2015年小幅降至約19%，2100年將大幅降至約7%。如果進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僅約2億，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繼續下降。隨着人口總量萎縮，中國的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受到影響。

二是勞動力規模持續萎縮，2050年將比2018年大幅減少24%。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而日本、美國、英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分別在1991、2009、2013年見頂，當時的人均收入遠高於中國。從邊際上看，中國人口紅利已經結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從絕對值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於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小於50%）。2018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降至約9.9億，中國就業人員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8年的基礎上再減少2.4億至7.5億，即減少約24%。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爲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隨着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萎縮、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

三是人口老齡化加快，養老負擔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國老人比重將從12%快速升至30%。隨着生育率下行和壽命延長，老齡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中國由於計劃生育長期實行，人口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9.3歲快速升至37.0歲，預計2050年將達50歲。從國際看，2015年美國、歐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爲37.6、41.6、46.3、26.7歲，到2050年將分別爲42.0、46.6、53.2、37.5歲。從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的老齡化過渡到超14%的深度老齡化，法國用了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德國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國200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佔比達11.9%，預計中國將用約22年、即於2023年前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再10年後即2033年前後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2050年達30.0%，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近1.7億，預計到2050將達3.9億，屆時平均每3.3箇中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

我們呼籲，一方面，立即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堅決摒棄人口是負擔觀念，更加以人爲本，加快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其一，立即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迴歸家庭。“立即”是因爲人口形勢緊迫，當前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1981-1991年）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錯過，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結構，則將事倍功半。其二，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通過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等機制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

另一方面，進一步挖掘人才紅利、市民化的人口紅利，開發老年人口紅利。在人才紅利方面，中國潛力很大，這將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支撐。2018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數首次超過800萬，並且未來幾年仍將持續超過800萬。當前中國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接近2億，但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比僅約13%，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聯合國統計，2017年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7.8年，而美國、德國、日本分別爲13.4、14.1、12.8年。在市民化紅利方面，推進約2.9億農民工落戶城鎮，有利於減少農民工因年齡變老而返鄉的現象，將增加勞動力供給、並通過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提升效率。並且，市民化也將激發巨大的消費需求，並推動人力資本提升。在老年人口紅利方面，在壽命延長趨勢下老齡化趨勢不可避免，即使鼓勵生育也不可能逆轉，中國必須逐漸積極主動適應這一局面，並通過延遲退休等政策調整支持、鼓勵部分老年人口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提升整體的勞動參與率。不過，當前中國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隨着年齡增大而逐漸降低，多數老年人口的學歷爲小學水平、技能較弱，比較難以適應產業升級，這需要加強技能培訓提高其勞動力市場競爭能力。

恆大研究院“人口和生育”系列研究：

10、《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人口危機漸行漸近》，2019年1月24日

9、《五大信號預示全面放開生育臨近，你生嗎？》，2019年1月6日

8、《拯救中國人口危機刻不容緩》，2019年1月3日。

7、《漸行漸近的人口危機》，2019年1月1日。

6、《中國人口大流動：3000個縣全景呈現》，2018年9月17日。

5、《中國人口大遷移》，2018年7月10日。 

4、《城市“搶人大戰”：高質量發展、大都市圈戰略和土地財政》，2018年6月7日。

3、《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與中國展望：從齊增到分化》，2016年10月24日。

2、《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2016年10月13日。

1、《中國人口週期研究》，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