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ity and Holocaust

By Zygmunt Bauman

中譯本《現代性與大屠殺》鮑曼 著

很遺憾沒有早點閱讀這本書。很早就知道這本書，知道它的主題，也知道關於它的讚譽之詞，電子版在Kindle中存放了很長時間。遲遲沒有打開這本書的緣故，正如鮑曼書中所說，我與許多人一樣，以為納粹針對猶太人大屠殺這場曠世邪惡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曲折，已經遙遠而去，與我的研究和思考關係甚遠，無暇顧及。旅途中打開這本書不久就意識到，鮑曼所討論的問題就在我們身邊，而且與自己多年研究過程中不時襲來的思緒息息相關。

簡要概括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如下：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那場納粹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不是人類文明史的暫時挫折，不單單是邪惡力量所為，而是近現代發展起來的嚴密理性組織的產物，是隨人類文明演變而來的現代性所孕育的副產品。鮑曼直言道，沒有人類文明的現代性，沒有理性組織，就沒有大屠殺。這個認識令人震驚，也細思極恐，讓我們重新審視近現代史上各種人為大災難的淵源。

* 註：除了特別註明外，下面的引文及頁碼均來自中譯本（楊渝東譯）。我依據英文版對個別詞語、表達有所修正。

現代性、大屠殺與社會科學的失責

鮑曼的討論始於針對社會學關於大屠殺的研究工作的批評。關於大屠殺的解釋中兩種觀點盛行：一種認為這是針對猶太人和猶太人歷史所發生的特定歷史事件，是一個民族的悲劇；另一種觀點認為，可以按照社會學司空見慣的研究範式來羅列各種因素，然後在實證基礎上一一檢驗其合理性，剝離出有顯著影響力的因素，以為解釋。

這些解釋的基本思路是，人類文明的進程是一個逐漸走出野蠻行為、走出弱肉強食的霍布斯世界的過程。而「大屠殺是歷史正常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文明社會體內生長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瘋狂」（p. 294）。換言之，這是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挫折，是文明要素的暫時失靈所致。如此，人們常常將大屠殺歸咎於納粹暴徒的人性失落、病態以及某些特定的社會和種族衝突，特別是一些與現代文明相悖的社會因素。

在鮑曼看來，這兩種觀點及其相關的研究工作，陷入當代社會現代性塑造的理性神話中不能自拔，成為這一制度的伴唱，無力超脫而反省之。而且，日益分工精細的學科研究把這些重大現象切割的支離破碎，從而將其局部化、邊緣化。因此，鮑曼批評社會學研究在直面重大社會現象的失責。

鮑曼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在文中主要列舉和批評了社會學在這個領域中的有關研究工作，但從行文涉及內容來說，這是針對整個社會科學研究傾向的起訴書。鮑曼以這個大視野開始了他深邃犀利的社會學解剖。

現代性、組織機器與道德人性的失落

書中提及這樣一個情節：在1978年當代社會問題研究所的一次座談會上，對大屠殺有著深刻分析的學者魯本斯坦提出，也許我們可以從大屠殺這一悲劇中重新解讀「韋伯對現代社會趨勢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診斷」。（p.14）魯本斯坦力圖強調的是，在韋伯專註的現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則、科學思維等理論中，沒有防範納粹暴行可能性的機制。進而言之，組織理性化的過程有促就這一災難的趨向。當時在座的韋伯專家羅斯（GuentherRoth）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指出韋伯持有自由主義主張，維護憲法，支持工人階級投票權，而納粹暴行與之背道而馳。

然而，這正是鮑曼的基本命題。韋伯指出，人類文明的近現代演進帶來了現代性，表現在制度安排和行為的理性化過程中和嚴密有序、高度組織起來的科層組織。隨著這一組織形式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的擴散，導致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和理性化。韋伯對現代行政管理制度有如下的冷靜描述：

「準確、快速、明晰、文檔知識、持續、謹慎、一致、嚴格服從、減少摩擦、降低物質和人的消耗—這些特徵在當代最為典型的官僚制度中被提升到了最優狀態…事務的『客觀』完成主要意味著依據可計算的規則並且『無視人的因素』地完成事務。」（Gerth &Mills From Max Weber, p. 214, 215）。

鮑曼指出，正是具有上述特點的理性組織執行、實施了大屠殺的工程。現代性、理性化，誘發了社會工程的抱負，而理性組織的高度動員能力為這一抱負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為人類造福與作惡的可行性。現代性特別是理性組織興起的一個重要結果是，道德與理性之間的隔離，對後者的追求導致了道德自抑（moral inhibition），即組織成員本身的道德判斷被組織理性所抑制、排擠以至泯滅。理性組織導致了家庭與組織、情感與理性的分離和對立。正如作者痛心地指出，大屠殺再次提醒我們，官僚制度在追求效率時是多麼地刻板冷酷且道德盲目。

對於理性組織的弊病和潛在危害，從韋伯到的默頓都有著思考和擔憂。韋伯闡述了西方社會走向理性化和理性組織興起的大趨勢；與此同時，他也表達了對這一理性組織成為抑制人們自主性的「鐵籠」的憂慮。默頓指出科層組織中以工具理性替代目的理性的危險傾向，並提出了以墨守成規、一味服從、技術取向為特點的「官僚人格」（bureaucratic personality）這一分析概念。

在這本書中，鮑曼沿著這個方向上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開掘。鮑曼借用凱爾曼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導致理性與道德分離的三個機制，並在隨後的討論中做了細緻深入的闡釋：第一，暴力被賦予權威，這一點經由正式組織的權威結構加以實現；第二，行為由組織常規所構建；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打入另冊。

首先，理性組織建立在嚴密的組織紀律原則之上，要求成員放棄自我，接受組織指令。組織權威結構剝奪了其成員獨立思考、道德判斷的能力，將組織行為圈入不受道德判斷的領地。「通過榮譽、紀律取代了道德責任。惟有組織內的規則被作為正當性的源泉和保證，現在這已經變成最高的美德，從而否定個人良知的權威性。」（p. 30）如此，組織紀律使得人們的行為與道德判斷相分離，並通過一系列獎懲機制，如褒獎、進退升遷的職業生涯階梯來強化這種分離。「在權威的官僚體系內，關於道德的語言有了新的辭彙。它充斥著像忠誠、義務、紀律這樣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級。」（p. 210） 正如一位納粹戰犯所說，「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個軍人的事實，因為我只是龐大國家機器中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齒輪。」（p.31）

其次，組織行為由組織常規（routines）所構建，這是正式組織的基本特徵，以確保成員行為的穩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測性。這些常規程序使得人們在操作性日常工作中扮演了一個「行為中介」（mediationof action）的角色，即他的行為只是官僚體制長長指令鏈條的一個環節，要通過其他環節才能及達被影響者。如此，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隔離減緩了道德自抑的壓力，提供了道德催眠葯。鮑曼進一步指出了兩個過程：其一，事務功能的精細劃分；其二，以技術的責任代替道德的責任，即理性組織中的非人性化。其結果是，一方面製造出指令制定者、各環節執行者與受影響者間的社會距離；另一方面導致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分離的向上負責制。理性化的進程為野蠻和殘酷行為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即使行為的初衷並非如此。

第三，剝奪受害者的人性，從而為實施暴力提供正當性，表現在以各種邊界構建的類別，將「無價值的生命」打入另冊。使用權力將人群分類，將某些範疇的人群標籤化進而污名化，直至將他們排擠出人性顧及的領域之外，使得對他們實施暴力而不受人性道德的約束。在納粹第三帝國的制度設計中，種族主義正是這樣一個分類基礎。「只有在一個有完美社會的設計並通過有計劃且持續不懈的努力來實施這個設計的環境當中，種族主義才能盛行起來。」（p. 89） 在近現代史上各種暴力導致的大災難中，我們看到類似過程一再重複再現。

鮑曼提出了一個關於「道德消失點」的形象比喻。當人們之間距離很近時，通常會有著相應的道德感。而社會分類將人們隔離，拉大社會距離。隨著社會距離的延長，人們對他人的道德責任開始萎縮，對方的道德意義顯得模糊不清，直到兩者完全分離，視而不見。組織的服從紀律、組織常規和人群分類，稀釋以致擺脫道德責任，直至其完全消失在視野和思想的地平線之外。那正是「道德消失點」。

不難看到現代性為此負責的原因。理性組織、組織基礎上的暴力、以及強烈的民族共同體是當代社會，特別是現代性的突出標誌。「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 在現代官僚體系中，理性化趨勢這種普遍的成就已經被順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使道德保持緘默是理性化趨勢的主要關懷；準確一點，是它作為行為的理性協作工具獲得成功的基本條件。」 （p.38, p. 39）

引人深思的是，這個過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理性設計，而是理性組織的運行過程的趨向所致。對此，鮑曼有細緻的論述。對於希特勒要在德國境內清除猶太人的這一目標，官僚機構全力以赴地貫徹執行。但具體操作方式卻一直變動。起初只是將猶太人遷移出德國，隨著德國在歐洲的擴張、疆界變化以及管理負荷不同而不斷變化。但「幾乎是不知不覺地、這個目標一步一步地」走向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行動。而這一切「都是官僚體系平淡無奇的例行行為。…這個選擇就是當連續不斷的問題湧現在變動的環境中時，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個例行解決方案的結果」（p. 23 ) — 這一描述與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官僚機構運作過程何其相似乃爾！

讓我們仔細閱讀一下鮑曼的這段話：「我以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殺主張得以構思，逐漸地但持續地推進，並最終實現的特定環境；它促使我們將社會視為管理的一個對象，視為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的一個集合，視為需要被『控制』，『駕馭』並加以『改進』或『重塑』的一種『自然狀態』，視為『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總的來說，就是將社會視為一個需要設計和用強力來符合其規劃目標的花園（即園藝將植物劃分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應當被『刈除』的雜草）。」（p. 25）

如此，鮑曼引出了本書的一個深刻、痛心的結論：大規模、有組織的暴力或人性摧殘，只能發生在現代性和理性組織的當代社會之中。在這裡，「典型的社會設計和社會工程的現代雄心，加上典型的現代權力、資源和管理技術集中趨勢，這兩者的結合製造了屠殺場。」（p. 104）

現代性、理性與人性：餘思

閱讀這本書時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因為書中討論的種種機制和情景在今天的世界中舉目可見，雖然性質不同、程度不一，但似曾相識的情形在身邊也時有見聞。各種社會工程可能有著良好的願望，但理性組織及其成員或按部就班或緊張匆忙地貫徹執行上級的部署指令和應對壓力時，道德與人性判斷被擱置一邊；抑或不是被擱置，而是在組織理性從未為人性和道德判斷留下生存的空間。那些司空見慣、耳聞能詳的口號— 「我不管過程，只要結果，」「這是政治任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好」—不正是為鮑曼談及的當代理性組織的弊病和潛在危害的極好腳註？！

更多的情形是，現代性、理性化大環境使得我們時常漫不經心地將人性價值丟置一旁。我回想起自己經歷過的一段往事。

一個夏天的深夜，在農村中學一間空曠大教室里，兩方正在進行緊張的討價還價談判。當天，一位學生擅自下水庫玩水，不幸溺亡。死者家屬與當地政府展開了激烈的賠償談判。家屬一方的主要發言人是來自北京的一位親戚，見過世面，能說會道，大聲吵嚷，威脅若不答應賠償要求，便抬屍體到政府門前發難，而政府一方則軟磨硬頂，力圖降低賠款數額。在那個爭吵不休的長長夜晚，我注意到，那位少年的姐姐，一個自己還是少年的女孩子，坐在家庭方席位的末端，默然無聲，只是悄悄地試淚不止。在這場理性的博弈過程中，惟有這個女孩身上顯露著人性的本色。現代性給了人們理性來據理力爭，討價還價，卻擠走了基本的人性關懷。

* * *

幾年前在德國訪學時，我參觀了慕尼黑郊區Dachau的納粹集中營展覽館。這是納粹於1933年建立的第一個猶太人集中營，從開始至納粹投降，從未間斷。入口處即是當年猶太人進入集中營的黝黑大鐵門，鐵門上用鋼筋焊制出的納粹口號：「Work brings freedom。」實際上，如展覽館所介紹的，凡是進來的人第一失去所有財產，第二失去所有權利，第三失去所有尊嚴。集中營犯人居住的狹小床鋪，囚犯監獄，外貌不揚的一排平房內面目猙獰的焚燒爐，以及展覽廳外正中矗立著因飢餓所致的瘦骨嶙嶙的肢體交錯疊加，掙扎而出的雕塑（見文前圖片），令人壓抑。從一開始走進去，就有儘快離開這裡的壓迫感！

?令人欣慰的是，在展覽館的寬敞演播廳里看到一隊隊德國少年學生魚貫而入。據說，這裡是德國學校進行歷史教育的場所。奧威爾這樣說過，「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今天就控制了過去。」鮑曼大聲疾呼道：「如果奧威爾的這句話是有道理的，那麼，為了我們的未來，必須制止那些控制了今天的人企圖操縱過去的做法，因為他們的行為將使人類在未來無法生存。」（2000年版後記）

正視過去以防止悲劇再度發生，不僅需要義憤填膺的振臂呼喊，同時也需要冷靜深刻的解剖。鮑曼這本書正是在從事這項極有意義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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