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警示並不是來自西方唱空中國的論調，而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提出的。他認為，這是因中國太快進入老齡化社會引起的。

習近平曾在14年APEC會議上說，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那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否難以避免？他國跨越的經驗？中國應進行哪些改革來應對？

中等收入陷阱是啥？

世界銀行按人均國民總收入把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即低收入國家(低於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國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國家(高於11906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4277美元，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某種優勢）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由於工資上漲，製造商常常發現自己無法和別國的低成本生產商相競爭，但他們仍覺得自己處於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內，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幾十年來一直苦苦掙扎於世界銀行稱之為中等收入的行列（2010年人均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0,000至12,000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並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最終停滯。這個問題通常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製成品的廉價生產上相競爭。

其特徵主要是：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哪些國家曾陷入？

當時世界銀行列舉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國家，也包括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在內的一些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當人均GDP達到4000-5000美元左右的時候，經濟往往停滯不前，出現了過度城市化，人均GDP增速顯著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典型國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國家。如果以0.4基尼係數作為安全警戒線的話，這些國家都大大高於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經濟不再增長的情況下無法做到收入均等化。

在此之前，二戰以後的很多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迅速，人均GDP到了5000多美元就停滯不前了。而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也曾發展迅速，在1998年亞洲金融[0.47%]危機之後，一直未走出中等收入經濟陷阱。

不過，同樣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已經從中等收入陷阱走了出來。

中國是否會掉進「陷阱」？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趙振華說，「中等收入陷阱，是現象而不是規律。是現象就可以改變，而如果是規律的話，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都無法邁向高收入國家。而事實上，世界上已有60多個國家已經邁進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均超過1萬美元。」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表示，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世界銀行提出該理論的資料庫時，晚於當時的經濟增長近十年，同時，事實上處於低收入階段的國家，經濟未必比中等收入階段國家更快的增長，而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也未表現經濟出比高收入階段國家更慢的增長。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設並不能成立。

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

他山之玉：韓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產業升級助推經濟持續增長。韓國上世紀70年代的「漢江奇蹟」主要依靠出口導向型經濟，但此後韓國就開始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政府意識到由於對技術開發重視不夠，面臨產業競爭力下滑的問題。因此韓國政府將產業發展方向從制訂扶持戰略產業優惠政策，如免稅、減免關稅、外匯支持以及其它保護措施等，轉向了創新活動，並廢除了所有的個別產業法，將全部產業置於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以激發它們內在的創新能力。

2、新社區運動讓農村煥然一新。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韓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1971年政府啟動了「新社區運動」(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約一半的政府投資通過「新社區運動」分配到農村地區，集中於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環境保護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這些政策顯著增加了農戶收入，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3、大力發展教育，提升人力資本。韓國於1945年光復之前既沒有工業化基礎，也沒有教育文化發展基礎，12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尚不足20％。韓國政府深信，國家競爭力取決於人力資源和個人的競爭力。為此，將以往的教育部長提升為副總理，統籌管理有關人力資源的所有部門。經過50多年的努力，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使小學入學人數佔同齡人口的比例超過100％；高中階段教育入學率從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學入學率從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

中國如何跨越？

樓繼偉在清華大學的論壇上講話時列出「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五項措施：1、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4.34% 資金 研報]進口，轉移農村的勞動力，以彌補製造業、服務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戶籍改革，打破遷戶口的障礙，為外來人員提供教育、醫療等資源，讓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融入到城市裡面去。3、在勞動關係上，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4、土地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分為宅基地、工業用地、集體的經濟用地) 要能像城鎮土地那樣流轉。政府不能徵地拆遷，而由農民自主決定。5、在社會保險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降低社保費率，調整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給付、收繳、投資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說如果處理好以下三大挑戰，中國就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繼續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並在其中繼續保持競爭力；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係。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如何解決收入差距？藥方仍然在強化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推進市場化改革。收入差距的三大根源在於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行業差距。前兩者的差距主要是勞動力難以充分自由流動造成的，農民和落後地區的勞動力是低收入的根源。而行業差距主要是市場化改革不力，國企和財產性收入為主體的職工享受了制度與稅收上的優惠，造成不公。為此，需要在未來勢必要做出戶籍、人口等社會政策的調整。

財經評論員葉檀：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市場，這恰恰是中國目前最缺乏的。無論是日本、新加坡、臺灣地區，二戰後都有打散原有經濟結構、再塑社會經濟秩序的過程。打破身份限制，允許一定範圍內戶籍開放，徹底打破身份血緣用工制，是建立法治市場的當務之急，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步驟。所有人身份相同，而後才能踐行法律面前權利義務平等，推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纔是可行的。打破身份制約，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門。

（綜合字新京報、新華網、人民網[-0.77% 資金 研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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