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爲什麼還要讀梁啓超？

因爲古往今來，人事相通。

就像今天的我們談論AI、算法、引力波，結伴逛街、看展，梁啓超也會與同好討論自然科學、物理化學、佛學思想，一起在北京南城軋馬路，從湖廣會館散步到法源寺。青年人朝氣蓬勃、充滿創造力和好奇心，但面對恆變之世事，總是容易迷惘、焦慮、自我懷疑。

青年梁啓超同樣如此。19世紀末的中國，正在面臨着新世界的大潮來襲。梁啓超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面對鐵路、郵政、財政預算、國族概念、社會契約等等新事物新思維，梁啓超同樣困惑、搖擺、不確信。但也正是因爲這種不確信，他如飢似渴地學習，筆耕不輟，打破陳規，成爲更加開放的人。

梁啓超

正如許知遠在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898）》中寫到，“梁啓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

今人讀梁啓超，不單可以經由他深入歷史細脈，亦能更好地理解當下，感受到個人與時代命運共振出的思想力量。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廣州府新會熊子鄉茶坑村，梁啓超呱呱墜地。

同治中興的短暫平順、帝國邊陲的水澤孤島、半農半儒的家族傳統，梁啓超就在這樣的時空座標中出生。以干支論，這一年是癸酉，他屬雞；以公曆紀年論，這一天是1873年2月23日，他是雙魚座。

新會位置圖

在晚清日異月更的變局中，1873年略顯平凡。

華夏之內，載淳親政、回變大平；寰宇之下，大清第一次亮相世界博覽會，帶隊的是掌管清朝海關十餘年的英國人赫德。世博會，最初名叫“萬國工業博覽會”，1851年首次在倫敦舉辦。“萬國”“工業”二詞，充分說明了全球化和工業化的時代浪潮。

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啓超日後寫道，“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這段文字來自《三十自述》，寫於1902年。與慣常中國文人“三十而立”的人生要求不同，梁啓超的時間譜系和視野無比開闊而敏銳，將中國的興衰與世界的變化熔於一爐。

他在太平天國中看到了“國民心理”對重要性，在曾國藩身上看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新民價值；也在普法戰爭中看到了“民權”於“現代國家”之意義，在意大利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梁啓超注意了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稱自己置身“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並帶着極強的責任感，把個人命運編織進一幅更加開闊的時代畫卷。

光緒十六年（1890年），梁啓超18歲。

現在的18歲，意味着成爲完全民事行爲能力人，關鍵詞也許是高考、初戀或獨自生活。梁啓超的18歲關鍵詞，是新婚、趕考、拜師。

此前，梁啓超完全是一幅傳統讀書人的模樣。他在家鄉以“神童”之資聞名，10歲即中童子試秀才；舞勺之年進入廣州精英文化的中心學海堂讀書，熟稔四書五經，頗善訓詁詞章，“專科生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然而，梁啓超首次來到北京參加“高考”卻遺憾落地。儘管他堅持“復讀”，但之後連續兩次皆未能考中。

北京順天府貢院

1890年對樑影響重大，與會試成績無關。他在返鄉途中經過上海，購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讀後方知世界竟有五洲多國，大清不過其中之一。因爲財力有限，梁啓超無法購置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若干西書。不過他對新世界的渴求很快在一個人身上得到滿足。

回鄉不久，梁啓超結識了康有爲，並拜其爲師。這位狂生的出現無疑讓梁啓超大開眼界。康用新視角解釋中國歷史，把支離破碎的知識置於一個脈絡中，提供聞所未聞的新圖景。知識的快感讓人沉醉，家國憂患又爲年輕人帶來使命感。

此時，梁啓超獨立學者和近代知識分子的氣質日益明顯。他曾於1983年到東莞開館教學，把學問分爲五類——經、史、子、理、西，併爲因新知識和未來而感到彷徨的青年學子列了一份速成書單《讀書分月課程》。或許是由於個人天賦，梁啓超對重構知識地圖信心十足，認爲傳統知識需學上一年半載，西學也“不出三年”，然後便可以成爲一代通儒。

“四庫之書，浩如煙海，從何處讀起耶？”

先讀《萬國史記》，“以知其沿革”，其次讀《瀛寰志略》，“以審其形勢”，隨後讀《列國歲計政要》，“以知其富強之原”，讀《西國近事彙編》“以知其近日之局”。除此之外，還有一本天文學著作《談天》，一本地質學的《地學淺識》。

任何時代似乎都有應時“書單”，可以讓焦慮、迷惘藥到病除。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梁啓超24歲。

經歷了公車上書、強學會，參與了《萬國公報》《中外紀要》，此時的他總算是找到了立身之事——寫文章。筆桿上的功夫自萬木草堂時就已初顯，據樑的同學回憶，每次應課，別人都埋頭伏案寫作，樑卻總是悠然自得，直到夜深才動筆，從不打草稿，答畢直接交卷。

這項才華在梁啓超24歲時大放異彩。他主筆《時務報》，成爲一代輿論鉅子，因影響巨大，連光緒皇帝也成了他的讀者。

讓梁啓超聲名鵲起的，是《變法通議》系列文章和《西學書目表》。

前者以浩浩湯湯的筆力和知識征服了讀者，在《變法通議自序》的開篇，樑即以一連串天文、地理、生物學的例證表明，“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後者則是三年前速成書單的升級版，他打算將涌入中國的西學書籍進行一次分類，創造一張新的知識地圖，教導他人如何閱讀西書。

伴隨成功而來的是“社畜”般的過勞，他要面對身體的疲敝、他人的期待和環境的壓力。

《時務報》創辦於上海，十日一刊。梁啓超在報館身兼數職，除去寫作論說，還要潤色譯稿，整體編排，甚至充任校對。他曾回憶到，“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梁啓超南下省親時曾受到黃遵憲的來信問候，“卓如昨昔病勢如何？頭痛腰痛減否？小便通否？腳手發冷否？”可見其備受病痛折磨。

這種壓力還來源於同道的期待，譬如浸淫西學多年的嚴復。嚴復身在天津，常在《直報》上發文，是樑的忠實讀者，更是監督者。迫於截稿壓力，梁啓超的很多思考潦草輕率，嚴復曾寄來二十一頁的長信，對他提出批評。

最大的壓力來自上海這座城市。這裏不僅是知識、自由與希望的象徵，也是焦慮的來源。西方的影響無處不在，對商業、金錢的過分推崇讓他不適，繁重的編務工作和各色的交際會面也使他無暇安心讀書。上海拓展了梁啓超的眼界，也給他帶來了道德困擾和對中國文化流散的不安。

報館林立的上海四馬路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梁啓超26歲。這一年的故事，國人已耳熟能詳。

二月，樑病癒後入京，正遇沙俄強佔旅順大連，衆學子聯合上書，請求拒俄變法；後保國會成立，衆人再次上書，請廢八股取士。

四月（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授梁啓超六品卿銜，令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然維新不過百日即告失敗，八月（9月21日），慈禧太后訓政，皇帝被幽。康有爲先行避難，梁啓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被殺。

縱觀《青年變革者》所描繪的1873至1898，梁啓超既有如當代人一般壓力、疲憊、焦慮交織的日常，又有身在過渡時代緊迫而倉促的學習、思考和行動。

朝氣蓬勃的志向、敏銳的社會嗅覺，加上超強的學習能力，梁啓超的個體生命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呼應，不只在青年時代。蕭公權曾評價道，“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己。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

在未來，他將更加開放、勇敢，從歷史和他者中汲取能量，正如我們今天讀他一樣。

《青年變革者：梁啓超（1873—1989）》

許知遠 著

活字文化策劃出品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20日 全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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