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中國進入百年最好時期政治制度過人

李銀河，1952年生於北京，籍貫湖南衡陽市衡山縣，社會學家，性學家。1999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原標題：久病成醫李銀河

記者_於麗麗發自威海攝影_劉浚

李銀河最近一次公眾亮相，是參與聯合國婦女署與某網站舉辦的女性傳媒大獎的頒獎儀式。在後臺化妝時，她接受了一個來自男同性戀小年青的擁抱—作為同性戀權益的「代言人」，她會享受這些突然襲來的善意和讚美，然後喜滋滋地去頒發「年度突破女性獎」。這是一個新獎項，得主是田樸珺。

對於這個新獎項，李銀河一頭霧水，她並不瞭解設置的初衷，甚至不確定田的身份，是王石的女友還是妻子—儘管是公眾人物，她常常置身江湖外，少有「八卦心」。頒獎結束，她銘記於心的，是田樸珺在答詞中提到的，王石愛她的緣由是因為她獨立。

活動結束，李銀河即刻返回威海。2012年退休前，她就一直念想過上梭羅式離羣索居的生活。當下，一切接近實現：今年冬天，她在威海買房置業，並打算長居下去。這是一個入冬後，幾十棟樓房裡，僅存十幾戶過冬的小區，人影寂寥。

和梭羅不同的是，李銀河有連接世界的入口：網路。她殷勤地發微博，內容大致為生命感受、時評和嘗試寫作的虐戀題材的小說。在這些零散文字中，似乎可以捕捉到她當下思想的一些輪廓、人至晚年的心境，並看出她與她著名夫君王小波的不同。

一直以來，在公眾印象中，李銀河和故去的王小波都被當做一對精神契合的典範站在一起。只是靜止的王小波在死亡中獲得永恆，而他的靈魂伴侶，仍在世間行走，接受世事的錘鍊，儘管她不認為王小波亡故之後的李銀河，和之前的自己有過什麼變化，但顯然，還是不同了。

邀請馮唐參加人生告別會

今年7月，李銀河出版了《我的生命哲學》。這是一些博文篇章的結集，與其說是生命哲學，更像是生命感受的記錄。她試圖總結了自己做事的三種動力：虛榮心、理想主義和為獲得過得去的社會地位。

人至晚年，李銀河覺得這些都已完成或淡泊，她陷入一種思考：為什麼還要去做事，還有什麼事值得做。最後，她只找到「為什麼」的一半：「不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做，不是自己不喜歡硬要做，不是為了應付別人而做」和「是什麼」的一半：「必須引起好奇心；必須帶來快樂，能夠對陷於不幸的人有所幫助。」

作為一個年輕時就交替陷入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兩種情緒的人，有一段時間，差不多每個月，李銀河都會出現一次「生存意義」的危機。最近，她看了一個關於宇宙起源的紀錄片，片子講述了宇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恆星時代怎麼開始，怎麼結束，人類怎麼生存、滅亡。看後，她會天真地發問：人在宇宙就是那麼小小的一瞬，那意義究竟何在？而那些天天研究這些的天文學家，得剋制多大的刺激，在知道結果後，繼續活下去。

後來，在加繆那裡，她找到了答案：正因為人生沒有意義，才值得一過，才值得探險、發現和享受。她說，「所以，我們才需要陷入一個戀愛，甚至為之淚流滿面」。她認為，寫作人生哲學的，分為醫生型和病人型，自己顯然是後者，是久病成醫。二十多歲的時候，她甚至不敢長時間看星星—看久了，會有崩潰感，覺得一切皆很虛化。

說這些話的時候，李銀河全身重心陷在沙發裏，並一直蹺著二郎腿。而窗外不遠處即海，開闊、澄凈。因為受訪，這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特意做了修飾，噴了摩斯，塗了口紅。「女人四十歲後，化妝是對對方的尊重」，她笑得無拘。可即便如此，她還是受不了在鏡子前「磨蹭」數小時，她都是幾分鐘完成的速成。

李銀河看上去並不像是容易犯憂愁的人—儘管她經常在「性」這個布滿敏感和幽祕的領域，發表挑戰習俗、成見的言論，但日常生活中的她，並無稜角，她出語乾脆、利落，並無謹慎和禁忌，甚至不多加深思。即便談到這個有些感傷的話題，她也適時地樂觀收尾：「相比羅素，我是晚熟型，他在五歲的時候，就感慨人生才過了十四分之一，該怎麼繼續？」

到盡興處，她會兀自哈哈大笑起來。中間，她起身去屋裡，翻出一包皺巴巴、她並不知曉種類的茶葉沏茶，當知道有人講究喝茶後，她直接的反應是，多掏了一大把放進去。

這很容易讓人串想起王小波哥哥王小平的追憶。有一次他妻子去小波家串門。小波想泡杯茶待客，伸手去拿廚房餐桌上的杯子，一拿沒拿起來，二拿還是沒拿起來，第三次運足力氣，吱啦一聲，總算拿起來了。原來那東西已經被積年的油垢黏在桌面上。

在王小平聽到的轉述裏，李銀河和王小波一樣，是個生活馬虎的人：有一天，她買了幾個松花蛋回來，跟小波說，「達令，我們今天有好東西喫了。」打開挎包一看，松花蛋早已擠得稀爛，連皮帶殼和包裏的種種雜物均勻地混在一起。新書《我的生命哲學》編輯王水是她的關門弟子，也是《王小波全集》的責編。冬天裡，她從北京飛到威海探望她。而此行目的之一是「給她做幾頓可口的飯菜，並拆洗下衣被」。

在許多人眼裡，李銀河和王小波都是「喫精神」的人。她說「如果老紮在人堆裏，就很少能過精神生活。」而借靠書、電影、音樂這些介質，她把自己和孤獨調試到了非常恰當的距離。她一直離羣索居，在北京居住時，她的住處在瀕臨河北的地界，小區隔壁有個村子，裡邊的人一說進城，都是「上北京」。她甚至不知道退休大媽中流行的廣場舞，即便周邊出現這樣的活動，她想自己大概也不會參加，「主要沒有時間，我的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至少也是小時。」

也會談到死亡和死法。甚至在想到70歲後可能會因為不能自理，懼怕孤獨。「要不就不活了吧」，她說。依然是歡快的語調。「《非誠勿擾2》中李香山的死法挺好的，」她感嘆，「跳海而死，而且死前還有一個人生告別會，沒準我將來也那樣，我是說有一個告別會」。

然後就跳躍地構想參加告別會的名單。「會邀請誰呢？」「親友唄。」「那公眾人物呢？」她遲疑了數秒，「李零和馮唐吧。」

讀李零的文章，她曾笑倒在榻榻米上；而讀馮唐，也曾大笑多次，並差點誘發哮喘。因為馮唐為她新書做的序完全跑題，公開的倆人互傳的簡訊也呈現出某種不均衡，被網友調侃為「女粉絲與男神式對話」，對此，她有一種後知後覺式的寬厚和鈍感：「嗨，他就是個不愛說話的人。」

假想的告別會上，她猜想大家都會很平靜。「大家也都早看透了嘛。像馮唐，也修行，研究佛學。修行就是把人生看透嘛」。

「王小波不會和我分手」

退休後李銀河主編了一套知識分子叢書，收錄了錢理羣、許紀霖、謝泳、鄧曉芒等多人的自選集。在諸多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中，她偏愛法國知識分子德佈雷的定義：知識分子需要投入、表態、傳播，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滿足於寫小說或者詩歌；與藝術家也不同，藝術家需要創造藝術作品；和學者也不同，學者尋求的是真理。而知識分子就是一種幹預性的態度，走出自己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叢書中收納的都是一些這樣的文章，這些人憑藉自己的專業對公共事務發言。

她列舉了知識分子叢書的系列作者，除以上這些，她還試圖向鄢烈山、李慎之、秦暉、徐友漁、崔衛平、黃紀蘇、劉小楓等人約稿，但出於各種原因，最終未成功。她想表明這套叢書在策劃、編輯時，並沒有知識界存在的左右之爭的考慮。

一直以來，在很多人的慣常認識裏，李銀河是一個在自己專業領域，呼喊性自由、性解放，並竭力維護性少數羣體權益的社會學學者，而且，往往和已故的愛人王小波一起，被貼上經典意義的自由主義者、啟蒙主義者的標籤。但這些標誌在近些年，當她走出專業領域，發表關於時政、公共問題的判斷和意見時，和公眾期待構成了衝突。甚至有網友痛心疾首地質問：如果王小波還活著，你們是否會分手？

如果對這些衝突做簡單概括，它大約起源自這樣幾篇博文：2010年9月份，她發表博文表達對重慶成功打黑後持續推進反腐的讚賞。之後，她又發文把重慶模式和薄熙來個人分開來，解釋了自己對於重慶模式認可的落腳點，其實是讚賞一種經濟意義上的「宣揚共同富裕、救濟窮人、增加福利制度、縮小貧富分化」。

今年7月，她發表博文，表達了對現行制度的信心，認為中國進入了百年來最好的時期，「經濟制度運行良好」，「政治制度顯然有過人之處」。8月她又補追一文，分析她看待現行制度成功運行的原因……

在自由主義傾向之外，李銀河在政治、經濟層面，又呈現出非常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有網友因此說，王小波娶了一個糊塗媳婦，她則顯得無辜，發文辯解：「長期起來，國人並不習慣論爭。每當我講到自由、民主、人權、憲政，馬上會被劃為右派；講到救濟窮人、共同富裕，又被劃到左派」，她斬釘截鐵地表示：「王小波從來不是個情緒極端的人，所以大概不會小肚雞腸，也不會和我分手。」

談及此，爭論起來，只好停歇。她起身去洗手間，唸叨：「小波就一定和我不一樣嗎？我想他也不會吧……」

事實上，李銀河也困惑於自己思想譜系中的矛盾：喜歡羅素的邏輯實證論，也喜歡福柯的「後現代」。羅素偏重理性、現代，而福柯對此有所反思。兩種路子，她卻都喜歡。

她試圖辨析自己和王小波的差異：王小波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他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其他思想資源，也就並無多想。而她，在人生前半段，偏重啟蒙、理性；後半段相比，則傾向「後現代主義」理論。對現代、啟蒙理念有所反思。如果論政治傾向，她認為王小波是偏右的，而自己是「中間派」。

隨後她補充：「我對左右派的理解是，他們有共同的底線就是民主，左派是社會主義成分多一些，右派是資本主義成分多一些。」

迷戀「烏託邦」

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書的林春，是李銀河的「發小」。1978年，她們作為國務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合寫了《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一文，在被《人民日報》轉載之後，她們倆成為全國關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來的讀者來信都要用麻袋裝。那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許談論民主的禁區。

那時候，李銀河才26歲。之後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被看做是後來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肇始，她們倆作為會務人員列席了會議。後來，80年代文化熱、思想啟蒙興起的時候，她們一個去了美國，一個去了英國。

從1982年到1988年，李銀河在美國匹茨堡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回國一年後，80年代結束了。進入90年代後，知識分子開始產生分化，包括林春。

留學海外的林春成為一個新左派。去年，她們在倫敦見面，徹夜長談。林春說，「我要爭取把你變成左派」，李銀河說，「我本來就有左派的傾向」。在李銀河看來，對待民主的問題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該注重效率還是公平上，可以有不同意見。而留學生初到國外，都是容易變成左派的，因為在融入對方環境過程中，更容易和自己的國家利益產生連接。她認為林春轉變成一個新左派，和她的研究、導師固然有關係，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的個人氣質。

李銀河很樂意強調自己的理想主義氣質。林春曾向她表達，自己一直有一種獻身的衝動，卻不知投諸何處。李銀河說，這是沒有過那個時代經驗的人所難以理解的。在她們年輕時，所有思考都是和國家相系的，因為個體的命運和國家的方向緊緊相扣。

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的時候，李銀河入黨成為黨員。一來當時的工作要求每個人必須都是黨員；二來，她的確是有這個理想的，她出身共產黨員之家，父母都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之後是《人民日報》的創刊元老。

在李銀河的認識中，父母是原教旨意義上的共產黨人，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她的黨員身份被王小波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知道後，無比驚訝：原來王小波的老婆是個女共產黨員！在他們看來，王小波的思想和做派完全無法與黨產生聯想。但李銀河認為，她之所以和王小波趣味相投，在於她是共產黨人中的理想主義者，而王小波也肯定是理想主義者。

現在往回看，除卻「文革」中痛苦的上山下鄉經歷，她和這個體制的互動也大致是良性的、順遂的，這也許是她樂觀的來源。從山西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到光明日報的編輯，再到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人員、社科院馬列所研究人員，美國匹茨堡大學碩博攻讀、北京大學文科博士後、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人員，她平步青雲。她這樣總結自己在工作氛圍中的表現：「老好人」、「缺乏鬥爭性」。

有趣的是，李銀河出生的時候，正當「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如火如荼，於是父母為她取小名「三反」，7歲以前，她一直叫這個名字。王小波和她同年出生，因為他父親在「三反運動」中出了事，遭遇風波，而取名「小波」，家人認為王小波體質先天羸弱是因為母親在父親出事後，飽受煎熬，拖累身體，他早早在孃胎裏就遭了難。

李銀河坦承自己一直對理想國、烏託邦式的生活有著特殊情結。她這樣設想理想社會：每個人出生時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從學校畢業後，每天通過生存勞務換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剩下的時間可以從事藝術類的工作，寫小說、弄音樂、演電影等，而這些都是沒有報酬的，因興趣和意願而從事；這個世界沒有戰爭，沒有國家界限，沒有軍隊，沒有貧富差別，沒有謀殺，甚至連監獄都可以沒有；這個社會也沒有婚姻制度，所有的人自由地去愛。

後來，她把這種對於「烏託邦」的迷戀，放到退休後潛心寫作的小說裏，把小說的背景設置成了共產主義制度，取名《新桃花源記》，「只是，那是一個虐戀社區。」她最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