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期《中國書畫報》書法版集中討論了「書法考據」問題，筆者讀後感到，書法考據既要堅持實事求是，又要秉持學術良心，做不到這兩點，有些考據文章甚至可能貽誤國家。 　　問題有這麼嚴重么？有。 　　對歷史上的書法名人、書法現象進行深入、系統地研究，習慣上被稱為「書法考據」。這樣的考據做得好，意義之大不言自明。比如對唐代僧人書家懷素，就需要好好「考據」一番，不做考據，對他的認識就可能一直有錯誤。 　　自從北宋《宣和書譜》等書說懷素「俗姓錢」，似乎也就一言九鼎了。說懷素姓「錢」，是因為懷素在草書《自敘帖》中，非常自豪地誇耀說，與他同時代的大才子、朝廷高官戴叔倫、張謂、錢起等人，都對他的草書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提到錢起時，懷素說他是「從父、司勛員外郎、吳興錢起」。既然錢起是懷素的「從父」，當然懷素也姓「錢」。 　　然而筆者發現，錢起送別懷素時寫過詩，詩題卻說是送別「外甥懷素」，錢起這首詩的詩句與《自敘帖》中引用的一模一樣。這樣，你還能說錢起的「外甥」懷素也姓「錢」么？ 　　《宣和書譜》是有權威的書，它怎麼說別人就怎麼信，似乎無須「考據」了。殊不知「盡信書不如無書」，有時對那些「有權威」的東西，恰恰需要多問幾個為什麼。比如筆者還發現，同時的《宣和畫譜》把《李德裕見客圖》說成是韓滉畫的，也是天大的笑話，因為李德裕出生之年，正是韓滉去世之年，人怎麼可能畫後世的人？韓滉與李德裕一樣，也曾官至宰相。 　　在書畫界，正有極多極多的課題，需要既有雅興、又多閑空的專家教授，去做仔細的「考據」。撇開這些古人，咱再看看現在的日本，是不是很需要中國的學者、教授仔細地「考據」呢。 　　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13年年初，短短几十年里，竟然連續「發現」了兩件「王羲之書作」！這兩件東西，一件叫做「妹至帖」，一件叫做「大報帖」。 　　日本藏有中國國寶極多，比如王羲之的《喪亂帖》等，日本向來是秘不示人的。而對所謂的「妹至帖」，他們卻毫不珍惜，在2007年拿到中國香港來拍賣，想要賣給已經「不差錢」的中國人，起價2300萬元港幣。 　　2013年初，日本又發現了「王羲之」——所謂的「大報帖」。這件東西在日本各大媒體被廣泛宣揚，被說成是王羲之書作的「唐朝精摹本」，和《蘭亭集序》一樣寶貴。現存王羲之書《蘭亭集序》即為唐代精摹本。 　　幾乎與此同時，就有中國的書法教授也展開了「考據」。該教授連「大報帖」是啥模樣都沒看見，就在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權威媒體比如《中國文化報·美術文化周刊》上發表長篇文章，說這「大報帖」非同小可，它和在香港流拍的「妹至帖」「原是一件」，這件「唐代精摹本」是唐時日本「遣唐使」帶回日本去的，日本人不知在何年何月把它剪成了兩件，現在「大報帖」重又面世，兩件神物得以「珠聯璧合」，這是書法界的一大盛事，是王羲之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如此等等。 　　還沒看到具體的原件，就說這東西是唐朝寶物，是「王羲之」！這位中國教授的「考據」雖然支吾其詞言不及義沒有半點說服力，然而在眼下的學術環境，專家、教授一旦發言，人們往往信以為真，誰都懶得「懷疑教授」，反倒輕點滑鼠立即將此文加以轉載，讓書法教授的「學術影響」在網路上立即放大，讓「大報帖是王書唐摹本」這一荒唐說法在這個人雲亦云的世界上，給無數的觀眾徹底洗腦。 　　想必日本那邊，會很感激這位中國教授吧？ 　　筆者上網一查，發現這位書法教授曾在日本修學、工作多年，那時《大報帖》尚未問世。筆者又上網一查，發現2007年《妹至帖》在香港拍賣之際，這位教授也曾寫了長文，宣傳《妹至帖》是「王羲之」寶物。 　　其實，名不見經傳的《妹至帖》《大報帖》不可能是王羲之作品。它們筆法粗劣，結字醜陋，語無倫次，錯字連篇，就連「羸」字這樣敏感的草書字都寫錯了(最後的部件「凡」居然寫成了「反文」)。富於想像力的中國教授說那兩件東西曾是「一件」，那麼可以斷言，現在的「兩件」均與王羲之無關，都不是什麼「王羲之書作唐摹本」。 　　日本人隨便把什麼東西說成是「王羲之」，中國人理應冷靜，理應認真發現其「假」，斷不可閉著眼睛「考據」其「真」，更不宜在權威媒體上不負責任地急著「頂」它。設若人家拿這東西來中國拍賣，中國花幾千萬甚至幾億元買到手，居然是假貨，那麼這樣的「考據」，是幫了國家呢，還是誤了國家呢？ 　　書法界有時需要「考據」，但是做書法考據有個必要的前提：一要有知識深度，二要有學術良心。筆者覺得，有人拿「王羲之」忽悠中國之日，正是考驗國人「知識深度」與「學術良心」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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