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經驗現象表明中國教育體制的官僚化或者說行政化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變革，體制內部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會浮上檯面。近年來，各類衝突已經相當顯然。有大學教授因體制問題而辭職，有教授因體制問題而拒絕招收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門的壓力而不得不少說話，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職，各種現象，不一而足。大學內部行政和學者之間的衝突並非中國所特有，在西方各國也會偶爾發生。 例如前些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因為不適當的言論，而和教員發生衝突，校長因此被迫辭職。但中國教育體制內部的衝突具有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現存體制的內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教員與行政的錯位

　　在諸多特殊性中，有兩個互為相關的特點尤為顯著。首先就是教育以權力為本，以經濟利益為本。以權力來追求經濟利益，以經濟利益來追求權力。權力和經濟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門針對教員使用得最得心應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為權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門的主觀目標如何，教育的目標實際上已經不是培養人才，而是為了權力和利益。這一點，筆者曾經論述過。其次，在行政和教員之間的衝突中，教員必定是失敗的一方。像哈佛大學校長辭職的事件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這種現象不僅說明瞭中國的教育體制是行政主導型的，從更深一層看，這也說明瞭教育界專業和職業空間的日漸縮小。而這後一方面對教育事業的影響是致命的。

　　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教育部門是一種組織。但應當認識到，教育部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行政組織，也非一般意義上的工業經濟組織。行政組織的目標是政策實施的效率。工業組織的目標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為了達到效率這個目標，組織往往呈現等級化，上下級之間的服從和協調等特徵。權力和利益在這些組織中也因此扮演關鍵的角色。權力（和與之相關的物質利益）是行政部門的主要動力機制，而利益（和與之相關的權力職位）是工業部門的主要動力機制。

　　但教育組織顯然不是這樣。很簡單，教育部門的唯一目標就是培養人才，教育組織內部所涉及到的權力和利益是次要的，僅僅是為了維持教育組織的運作的可持續性。培養人才與生產服裝、鞋帽和電子產品之間的不同不言自明。簡單地說，任何工業產品都是可以通過簡單到複雜的各種機械裝置可以生產出來的，而人纔則不能。如果說教育部門的目標是培養人才，那麼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門工作人員和工廠工人的方法來管理培養人才的人（即教員）。

　　不過，很顯然，中國教育主管部門已經很「科學」地把管理行政部門和工廠管理的方法應用到了教育組織。這些年來，教育部門盛行所謂的「投入－產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對「量」已經到了崇拜的地步。這不僅表現在對學生的大量擴招上，表現在對經濟利益（賺多少錢）的追求上，也表現在對教員的業績評介上。由經濟利益而驅動的學生擴招已經成為中國一大社會病。從幼兒園到大學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機構儼然已經成了一個現代工廠的大規模生產線。重量不重質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工業生產的特徵。不幸的是，這也發生在教育界。不錯，教育部門經常自豪地宣稱培養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連就業的機會都甚微。教育部門或許是培養了人才，但可能是培養了錯誤的或者不適用的人才。

　　對「量」的崇拜也導致了教育目標的短期化。就大學來說，不僅有年度教學評審，學術成果評審，而且也有經費申請評審。一個研究員或者教授一生當中，如果有數篇有影響的研究論文已經不錯了。可是中國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員每年都生產出「有影響的」、「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有人算過，如果把現在世界上具有影響的雜誌都讓給中國學者來發表文章都不足以達到中國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標。對教員來說呢？每年生產這樣的論文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生產是必須的，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的職位、職業和生存問題。結果就是粗製濫造，抄襲成風。對研究經費的申請上也是這樣。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結果。只要你能夠申請到錢，你就是人才。申請不到錢，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難被領導看重。到處找錢，到處乞討成了多數教員的一大負擔。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沒有人來關心這些錢所產生的研究結果。無論是找錢的過程還是成果評審過程，其中所包含的腐敗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門無動於衷，因為這已經變成教育界的一大「潛規則」了。

　　教員與學生的錯位

　　對「量」的追求也導致了可以稱之為「假人本教育」的現象。商業界說「顧客是上帝」，教育界說「學生是上帝」。既然學生是上帝，教員則成了服務員，傳統的「師道尊嚴」這個概念現在已經鮮為人知。實際上， 「討好學生」也是教育界的「潛規則」。能夠討好學生的教師的教學評審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討好學生的要好。表面上，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實質上則不然。傳統教育強調灌輸，強調教師的人格影響。這當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國學生貧於獨立思考，窮於研究方法。但現在中國學生質量又怎樣了呢？只是一味地遷就學生，學生到底從教員那裡學到了什麼？大概沒有人可以十分確定地說現在的教育較之教育產業化之前提高了許多。實際上，對很多學校行政領導來說，討好學生是為了學生的錢袋，為了經濟利益。人本教育在這裡是沒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領導要求教員對學生有「以人為本」的精神，盡最大的力為學生服務，但另一方面，學校行政領導本身並不是為教員服務的。在西方，學校行政系統是為教員服務的，但在中國，行政則是領導，是對教員發號施令的。教員夾在中間，受行政和學生的雙重壓力。誰都知道，教育的主體就是教員，但如今教員的教育和研究環境越來越差。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鑽到行政為他們所設計的各種「籠子」裡面，有的教員成了學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則是職位尋租，利用教職為自己謀取利益，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當然更多的教員感到的只是無能為力，逐流於教育產業化浪潮中間。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國的教育界錯學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為了趕上西方國家，教育學西方是必然的趨勢。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西方實際上沒少學。國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國考察，各大學也在這方面變本加厲。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國考察的是領導和行政人員。不能說，他們在西方沒有學到任何東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中的多數只學到了西方的一些外殼，沒有學到西方的教育精神。舉一個科研的例子就足夠說明這個問題了。在西方，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學生的科研精神，培養他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中國的教育官僚則沒有學到這種獨立的科學精神。相反，他們學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學「八股」。中國早就廢除了自己傳統學術「八股」，但現在又學來了一套西方「八股」。這種新「八股」已經開始毒害中國的教者和學生。對很多中國學者和學生來說，科學就是對洋「八股」進行填充，找些資料和數據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學研究了。做學問必須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誰都知道，這種「八股」只是表達思想和科學發現的一種形式罷了。但在中國，「八股」就成為了科學研究本身。所以，儘管中國學者的研究似乎和國際接了軌，很多學術文章也能見於國際學術期刊上，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學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發明。用時下流行的術語說就是沒有自主創新。可以說，在沒有學到真正的科學研究精神之前，各種進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養不出大師級學者來的，更不用說是建設中國本身的研究體繫了。

資料圖片

　　教育改革須有明確方向

　　中國要培養人才，尤其是大師級人才，教育必須要改革。但教改必須首先確定一個正確的方向。方向錯了，教育越改革，問題就會越多，對培養人才就越不利。從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經為教育界各級領導所接受，但實際上可能只是口號而已。如果不能在體制上對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麼人本教育永遠只會是一個口號，只能行人本之名，圖權力和利益之實。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達為體制？這個問題教育界沒有人能夠回答。

　　方向確定後就是如何推進改革的問題。這裡又涉及到一個似乎敏感的權力和學術的問題。很多人痛恨權力幹預學術，簡單地把中國教育所存在的問題歸結為權力問題。實際上，權力和學術的問題很複雜。把權力全都下放給研究者和教員手上，也並不見得能解決問題。在後發展中國家（包括早期的德國和日本），要趕上先進國家，權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權力都是負面的，權力既可以成事，也可敗事。要改革就需要權力。問題是誰來行使權力？在中國，問題並不在於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使用，而是權力的錯誤使用。權力沒有被用來改善培養人才的環境，而是被用來追求更多的權力或者經濟利益。很顯然，權力的錯誤使用一方面和現存教育體制有關，另一方面與使用權力的官員有關。很多教育界官員儘管有專業背景，但「屁股指揮腦袋」，一旦走上官場，就儼然成為官僚。而讓官僚來管理教育必然導致教育體制官僚化。

　　體制要有人來改革，但人經常被體制同化。這似乎變成了「雞」和「蛋」的關係，給人們一幅悲觀的圖景。但從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經驗來說，要跳出教育改革「雞」與「蛋」的惡性循環狀態，首先要有一羣能夠超越於權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國並不是缺乏這樣一個羣體。但這個羣體是否能主導教育改革則顯然超越了教改範疇，而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