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沉迷局：「八種死法」孰是孰非
王國維自沉迷局：「八種死法」孰是孰非[導讀]更多的人認為，王國維的死因研究牽涉到中國近代政治、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說，王國維是一種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遺著一樣，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玄奧，令人思之不盡。
王國維（資料圖）
1927年，王國維沉湖事件牽動了當時及後世眾多學者的諸多情思，人們紛紛撰文闡述己見，至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一個人的死因受到學術界如此重視，也是歷來少有的奇事。
對王國維的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以下幾種：
一為「殉清」說。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不僅自稱「亡國之民」，而且其著作及書信對清室始終以「我朝」、「本朝」、「國朝」、「大清」相稱，無一例外。可見，他始終以清朝遺老自居，其忠於亡清的態度極為堅定。
1917年，王國維曾經熱切期盼張勳等復辟成功，並為清朝的復辟做過詳細的謀劃。此後，他又在其《庫書樓記》里明確表達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國維在其《籌建皇室博物館奏摺》和《敬陳管見折》里，又分別要溥儀「益崇聖德，務廣聖學……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對溥儀「得國」，成為「中國將來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時，王國維曾感嘆「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其中的「文謝」指文天祥、謝枋得。後者於抗元失敗後拒不出仕，絕食而死。張勳復辟事件失敗時，王國維曾認為參與張勳復辟事件的康有為、沈曾植等「北行諸老」恐「只有以一死謝國」，「如再覥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既然如此，王國維自己身為人臣，便必然守忠貞之節，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謝國」。而在王國維自殺以前，也曾經不止一次地流露過「殉清」的念頭，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變」時曾「援君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說到「事到艱危誓致身」。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時間，正是馮玉祥軍隊逼溥儀搬出故宮，避居「日使館」，又轉天津「張園」之後。而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此前還曾「奉召入宮」，做了溥儀的「五品銜南書房行者」，實即溥儀的「老師」兼「圖書館館長」，如此種種，完全可以說明王與溥儀的關係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條辮子的舉動，更表達了對溥儀的國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論，王國維死於「殉清」，也並非捕風捉影。其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導致最後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進一步考證，認為王國維遺書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於《宋史·范質傳》。范質為後周世宗所重，曾於世宗臨終時「受顧命」，輔佐年僅七歲的恭帝，但他卻在趙匡胤奪取後周皇權、建立宋朝時未作反抗，「降階受命」，有負重託。故宋太宗趙匡義對他有如下評語：「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王國維在遺書中用了這一典故，足以說明其死是為了忠於前朝，即為了殉清。另外，顧炎武於明亡後拒絕仕清，也曾經說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顧炎武號「亭林」，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對王國維曾「以亭林相期」，王國維自己也以「可幾於亭林先生」自許，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對他無疑具有啟示作用。他選擇象徵清王朝的頤和園昆明湖自沉，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更是出於對清王朝的眷戀，對亡清盡其忠貞之節。
所以王國維自殺後，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國維「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觀點論者。
前期的陳寅恪也同意這種觀點。其《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國維自沉之1927年。「家國」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權。「剩水殘山」指頤和園。「纍臣」則借稱王國維。顯然，輓聯認為王國維以纍臣自居，眼見復辟無望，故而選擇象徵清王朝的頤和園昆明湖自沉。這就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的「殉清」說。
然而，也有人反對此種說法。反對此說者認為，若作深層次的剖析，溥儀之重於王國維，在於彼時之「用」也；而王國維之依於溥儀，在於宮中有藏書、讀書的環境，當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發的「師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國維與忠於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有別，鄭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選擇了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一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僅僅是這樣一種關係，就能促成為溥儀而赴死，似尚不足為信。至於對清朝的看法，王國維曾經在史詩式長詩《頤和園詞》中，對明、清兩朝興亡何其類也，感慨不已，對慈禧太后專政給以無情的嘲諷，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對清室的感情濃度幾何，倒像是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語，囊括王國維死因的話，過於牽強。
二為「逼債致死」說。
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國維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振玉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國維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說，王國維曾與羅振玉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振玉巨債。羅振玉在女婿——王國維長子潛明死後，和王國維關係破裂，羅振玉令女兒回娘家為夫守節，逼王國維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宣揚，幾成定論。
但反對者認為，王國維之所以為大學者，根緣於羅振玉。是羅識其才，全力資助王國維赴日本留學，並一再薦王國維選擇職業。後來羅振玉把女兒嫁給王國維的兒子，聯姻為親家，更表明二人關係密切。王國維乃重情知義之士，恩尚未報，焉能因為一時區區瑣事，自殺泄憤？而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他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因此有無「逼債」其事，尚系疑點。正像陳寅恪所言：「金錢關係」之議，乃「委瑣齷齪」之說。
三為「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京師震動。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年譜》中記述：「去秋以來，世變日亟，先生時時以津園為念。新正赴津園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為念者，先生睹狀至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更有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戴家祥《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記述：「今歲四五月間，黨軍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於河南，直魯危急，北京大恐。是時清華研究院評騭成績方畢。……涉及時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嗚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謂時局無關也。」
也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因為王國維腦後留有辮子，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法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
有人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有「效屈原投江」之說，因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時間相近（陰曆五月初五與五月初三），而王國維又寫過《屈原文學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殺來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東渡日本避難，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但是反對者認為王國維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殺完全無關，而僅僅因為二人選擇自殺的形式和時間相似就推定其自殺原因必然相同，也顯得過於簡單。
五為「殉學術」說。
堅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民國初期，戰亂四起，權力紛爭，持槍的人異常活躍，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學者王國維更是無法應付得了這種場面。當北伐軍步步逼近，清華園裡傳單雪飛，漫畫張貼攻擊研究院，各路學者各尋後路，也有逃往國外者，只會握筆杆子的王國維，面臨槍杆子，說無所畏懼，是不近情理的。據說，他曾經悄然問他的學生--山西籍的衛聚賢：「將何以為之？」衛聚賢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課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當時晉祠正籌辦「興賢大學」，而衛聚賢是籌辦者之一。這不能不說也是一條去路，但王國維只說了這麼一句「山西無書」，就於當晚寫好遺書，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裡，只有這裡才有一片凈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死前一日，兩次提到一個「書」字。其中一次是口說「山西無書」，一次是手寫「遺書」：「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生死關頭，猶只念一個「書」字，正如他早年說過：「餘生平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捨去者，亦唯此耳。」他視書如命，在有書中生存，於無書中去世，這便是王國維光輝而慘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會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許各獻其才的社會，王國維之奉獻，將絕不止此。可是他卻生不逢時。六為「文化殉節」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此即所謂「文化殉節」說，是對「殉清」說的明確否定。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
但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他強調王國維之死的「殉文化」意義，用以否定「殉清」說，是因為他與後期王國維在文化問題上有著強烈的共鳴——他們都有一個無限眷戀中國舊文化的情
七為「爭自由」說。
此說也為陳寅恪提出，見於其《紀念碑銘》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也見於其《〈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縱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劇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庄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此即為「爭自由」說，認為王國維是因為思想和學術不自由才選擇自殺的，是對「殉清」說的進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認為，陳寅恪提出的「爭自由」說，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即借王國維紀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對獨立人格的嚮往與頌揚，也是想要拔高王國維之死的意義，把為亡清、為舊文化、為綱常名教而死說成是為抽象理想而死，說成是獨立自由精神的體現。
八為「性格所致」說。
堅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王國維「體素羸弱，性復憂鬱」，思深而言寡，內心存滿矛盾，卻不形於言表，便是於死前數日，依然工作如故，從容自若。而其內在情緒的波擊，卻無人察覺。王國維選擇「自沉」卻不露聲色，這是他個性的集中顯現。
而反對者則認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國維死因的一個原因，但不會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時至今日，距離王國維自殺已經過去近80年了，關於他的死因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認為，王國維的死因研究牽涉到中國近代政治、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說，王國維是一種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遺著一樣，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玄奧，令人思之不盡。
也許，王國維之死，它的悲劇價值，正在於給後人以永久的思考。時，於是釀成了大師之死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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