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心眼」的蘇東坡
「缺心眼」的蘇東坡
蘇東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座沒幾個人能翻越的高峯，有人說蘇東坡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有人說他是個正直的清官，有人說他很迂腐，也有人說他偏執的很可愛。但是，把他放在當時中國官場文化與文壇世俗的雙重透視內，也許會還原蘇東坡的最大特徵，那就是三個字：缺心眼。
嘉佑元年，也就是1056年，20歲的蘇東坡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參加了禮部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21歲就高中榜眼，真可謂是仕途不可限量。既然入圍官場了，就得按照官場這一套要求自己，舉手投足都得有這種味道。用現在的話說：當上幹部了，就得像個幹部樣子。可是蘇東坡畢竟太富於詩人氣質了，還是狂放不羈、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沒有擺正主業與副業之間的位置。
他一生寫過多少作品，可能誰也不能給個準數，現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詩、300多首詞、800多封散文式書信。現存的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他從政以後創作的。這意味著，他21歲開始為官，到65歲離開這個世界，在幾經沉浮的宦海中，他幾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的3天一篇{首}。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訂稿，照此算來，至少每天都得動手寫稿。蘇東坡還擅長書法，行、楷俱佳，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
作為純粹的文人，這倒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他忘記了自己是幹部，有時還是領導幹部的身份，忘記了自己處在險惡的官場環境。儘管，蘇東坡吟詩填詞並沒有影響政務，就是在被貶的許多地方也幹出了顯著的政績，深受百姓愛戴。
但是，他創作出如此豐碩的作品，弄得民間到處傳誦，怎能不令上級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王圭、沈括、李宜之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麼毛病，就拿他這個說事，不斷地到皇帝那裡奏上幾本，用現在的話說，什麼「不安心做好本職工作」、「愛出風頭，好表現自己」、「不注意搞好團結」等。這就夠讓他「喝兩壺」了。再加上蘇東坡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長個心眼，不分場合、激情噴湧、放浪不羈、無所顧忌，使其他文人特別是文人官員相形見絀，用四川話來說，這就是有點「不知趣」了。
這裡有個傳說，版本取於民間，是否真實，已經無法考證，但足見蘇東坡極好衝動的性格和才華過露的毛病。
一天，蘇東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進書齋，但看到桌上的一張宣紙上寫著：「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他心想：哪有黃狗臥花心的，不是瞎說嘛。於是，他心血來潮，才情抑制不住了，不假思索地動筆改成「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老回來一看，居然敢改他的詩？頓時就像被刺傷的熊一樣咆哮不已，感到這不是明擺著向他挑戰嗎！於是，這位心胸不是那麼寬廣的王老直接把蘇東坡貶到廣西合浦去了。蘇東坡到了民間才明白，原來那「明月」指的是一種鳥，叫「明月鳥」，那「黃狗」是蟲子，叫「黃狗蟲」。
蘇東坡本來就有「三高」（不是血壓高、血糖高和血脂高），而是才學高、天賦高、智慧高，這已經夠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剛直任性，不加約束地把才華暴露在對他本來就不利的環境中，完全沒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導致被污衊，被糟蹋，被惡貶。
這一切，似乎帶有點宿命的性質，正如他弟弟蘇轍所說的，「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身在官場，才高招風；離開官場，想必寬鬆。否也，只要你還保留了「幹部身份」，就還是由不得你任著性子「顯擺」。蘇東坡貶到黃州後，生活的艱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以豁達超脫的生命態度來感受這種生活。這一期間，他的詞章也頗具豪放性格。如《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懷古之情至於廣闊無垠的空間和時間中去，奠定了全詩的豪放基調；
可是，蘇東坡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京城裡有許多雙幽幽的眼還盯著他呢。一天，他全家團聚，偶逢其性，遍提筆寫了一首《縱筆》詩：「白髮蕭散滿霜飛，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不久，這首詩傳到了京城，知樞密院事章惇見了，嫉妒異常，他恨恨地說道：「你不是『春睡美』嗎？我偏偏要讓你睡不著覺。」於是，在宋哲宗紹聖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貶蘇軾為瓊州別駕，不得簽署公事。
蘇洵曾這樣評價過自己的兒子蘇東坡。他說：「這孩子性格豪放，鋒芒畢露，不通機變，日久不遭人口舌之誣。」真是知子莫如父。
蘇東坡曾經很個性地說過：「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餘。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說出來自己不痛快，最終還是說出來吧，自己痛快要緊。看看這個蘇東坡，講話、做事竟是逆向思維的，並且不留任何餘地，此正乃官場之大忌也。這樣一來，才華成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親和力，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
蘇東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轉唱反調的人」，你越說好，他越說不好。他評價好與不好的標準就是他腦子裡想當日的那「一根筋」。
當王安石推行新政時，他經常在他的詩歌中諷刺朝政，特別是對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對。一次，他對著當朝的皇帝神宗的面指責：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來之，然後應之」。——這個人，膽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沒過多久，他就捲入了「烏臺詩案」。
看來，行正道、發直言的文人不為民為官，是社會的悲哀；文人太會當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值元豐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政局發生變化，終於熬到王安石下臺，輪到了司馬光執政。舊黨執政後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誰知這個蘇東坡又堅決反對。他雖不贊成王安石那種疾風驟雨式的變革，但也反對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全盤否定」，主張「參用所長」。這還不算，他甚至質問司馬光：從前你任諫官時，因與韓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見不合，你也敢於同他爭辯到底，這是你還曾經親口向我講過呢！現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難道就不允許我把話說完嗎？
蘇東坡就是那種臭脾氣。他不是那種唯唯諾諾，兩頭都不得罪的人，有了話就憋不住，缺乏玩政治的心機和權術。如此聰明決定的人，竟是個政治白癡，這說到底還是書生氣作怪。元祐四年三月，他被惱怒的司馬光和那幫對他嫉恨不已的舊黨，又一次貶任杭州去了。
官場失意出詩人，這是一種悖論，也是一種事實。也許，蘇東坡要感謝那些排擠、誣陷、打擊、報復甚至逮捕他人入獄的官吏，沒有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會憤怒，不憤怒他就寫不出好詩，沒有好詩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畢竟付出最後被流放到南蠻孤島的代價。
蘇東坡用詩人天真單純的思維方式掂量著世間的人與事，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動情了，從不琢磨別人，也不考慮被人算計。
蘇東坡頻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黃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鬱悶的心靈最後還是安靜了下來。臨終前，他終於弄清楚了：「不入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並且他將這種體會留給了自己的兒子，在《洗兒》中這樣寫道：「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可惜啊，此時覺悟已經晚也，「缺心眼」的性格障礙，讓他的學費繳的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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