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姿英發的年少周郎——說周瑜（一）

文 | 郭英德

閱讀周瑜，首先要做一個區分，就是歷史上的周瑜和《三國志演義》小說中的周瑜相比較，即使不說完全不一樣，至少也是不完全一樣的。

據《三國志》記載，歷史上的周瑜是一位相貌英俊、風流倜儻、才華橫溢的軍事統帥，有“王佐之資”。更重要的是，他性格上不僅“膽略兼人”，而且寬宏大度，“性度恢廓”，“雅量高致”，“折節容下”，“謙讓服人”。

東吳老將程普對周瑜有一段評價，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意思是，人們和周瑜交往，就像喝了很醇厚的老酒一樣，不知不覺地就醉了。老酒是大米釀的，喝起來很順口，很舒服，喝醉了也沒感覺，不像烈酒那麼衝。人們和周瑜交往，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正因爲如此，唐宋時期，周瑜成爲許多文人士子追求和歌頌的明星偶像，他們甚至把周瑜引爲自己的榜樣。比如李白《赤壁歌送別》寫道：“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郎於此破曹公。”胡曾《赤壁》詩寫道：“周郎開國虎爭時”，“已挫英雄百萬師”。戴復古《赤壁》詩也寫道：“千載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風揮羽扇，烈火破樓船。”尤其是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更是千古傳誦：“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但是，閱讀《三國志演義》小說，其中的周瑜形象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在小說中，周瑜既有雄心大志、雄才大略的英雄品格，又有心胸狹窄、衝動急躁的個性特徵。這兩種似乎不相協調的特點，在小說中竟然統一在周瑜身上，使周瑜形象成爲一個“雙面人”。

那麼，一個人物形象有沒有可能同時具有這樣兩不協調的性格因素？如果有，它們是如何協調起來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種性格不相協調的人物形象？這種人物形象又能給我們什麼樣的人生啓示？帶着這樣的問題，去閱讀和理解《三國志演義》小說中的周瑜形象，可能會有一些新的體會。

當然，前提是一定要把歷史上的周瑜和小說中的周瑜區分開來，要不然閱讀時會一直受到一個思維定勢侷限：歷史上的周瑜是那麼記載的，小說怎麼能這麼描寫呢？其實這是一個“僞問題”。我們應該這麼提問：《三國志演義》小說已經塑造了這麼一個周瑜形象，他已經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歷史上那個周瑜了，那麼應該怎麼看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有些讀者在閱讀小說中的周瑜形象時，會不自覺地把歷史上的周瑜和小說中的周瑜攪和在一起，總覺得小說要麼擡高了周瑜，要麼貶低了周瑜。實際上，小說文本流傳到現在，至少已經六百多年了，現在閱讀的周瑜，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周瑜，而是《三國志演義》小說爲讀者提供的周瑜，我們應該以小說文本爲依據去審視這個獨具風神的人物形象。

得人者昌

與歷史人物周瑜比較吻合的是，《三國志演義》小說中的周瑜形象有兩個基本的英雄品格：他既是一位具有雄心大志的輔臣，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統帥。正如小說敘事者所稱道的：“胸藏緯地經天之術，腹隱安邦定國之謀”（卷三《孫策大戰太史慈》）。

作爲一位年輕的政治家，周瑜高瞻遠矚，雄心大志，始終把輔助孫策、孫權建立帝業作爲自己明確的政治目標。

在這一點上，周瑜是可以和諸葛亮相媲美的，他們都有雄心大志，都想要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都是一種輔臣似的英雄，軍師似的英雄。他們不想當帝王，不像曹操、劉備那樣懷有帝王之才、帝王之志，而是輔臣之才、宰相之才，有輔佐帝王成就大業的遠大志向。

周瑜和孫策從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孫策喪父後，暫時依附袁術，但心中對袁術不滿，於是用朱治之策，借兵往江南自立。走到歷陽這個地方，恰好遇上週瑜，周瑜當即向孫策表態：“某願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卷三《孫策大戰太史慈》）

他們“共圖”的是什麼“大業”呢？就是在漢代末年諸侯爭霸、羣雄爭鹿的情況下，不僅僅分一杯羹，發展自身的勢力，而且要成爲一方諸侯，乃至實現統一天下的志向。

這一年孫策21歲，周瑜與孫策同年，也是21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周瑜初露政治抱負，就擇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道路，這就是輔佐孫氏建立“帝基”，開創帝業。

而要建立“帝基”、開創帝業，首要的條件是什麼呢？周瑜非常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才，他說：“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卷六《孫權領衆據江東》）

羣雄之爭，首先是人才之爭，這是周瑜非常明確的認識。所以他第一次見到孫策，取得孫策的信任以後，就向孫策推薦了江南名士張昭和張紘。

尤其是張昭，後來成爲東吳的文臣之首，東吳朝廷的武將之首或者說文臣武將之首，則是周瑜。建安五年，孫策臨終時對母親和弟弟孫權說：“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內事不決”，就是治理朝廷內部的人際關係、內在事務，張昭是最好的人才，而張昭正是周瑜推薦的。

當孫策去世時，周瑜26歲，孫權問他治國方略，他明確表示：“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所以他又向孫權推薦了一位重要的人才，就是魯肅，說：“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

魯肅這個人物在《三國志演義》小說裏被寫得好像有點平庸，有點老實，有點厚道，有點不起眼，甚至有點傻氣。他主要像外交官一樣在劉備一方和孫吳一方之間穿梭來往，兩邊講和，像是一個大使級的人物。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無論是從歷史上來看，還是從小說中的具體表現來看，魯肅都是繼周瑜去世以後東吳的首要人物，宰相級的人物。

而且，在所有東吳諸臣之中、文臣武將之中，魯肅和周瑜最同心同德，具有共同的建立“帝基”的志向，也是最能夠懂得和體諒孫權的志向和野心。在東吳諸臣中，從整體的戰略上、在全局上能夠把握東吳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標的，是周瑜和魯肅。尤其是魯肅，把舵把得更穩健，更堅決。

周瑜親自去請魯肅時，力勸他不要聽劉子揚之言投鄭寶，而應該出仕孫權。他說：“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成帝基，以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駑（騖）之秋。”（此語又見《三國志·魯肅傳》）周瑜早就認定，跟着孫氏兄弟必能成就一番開天闢地、建立帝基的大事業。

而魯肅一出山，就向孫權提出這樣的政治大略：“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卷六《孫權領衆據江東》）憑藉長江，劃江而守，然後伺機北伐，取得天下，這真是一番絕好的議論，可與諸葛亮“隆中對策”相媲美。

魯肅提出的這個政治目標，實際上也是周瑜的目標。魯肅之所以受到周瑜的器重，周瑜臨死時推舉他接替自己擔任大都督，就是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政治志向和政治目標。實際上，正是周瑜和魯肅，在漢末大動亂時代爲整個孫氏政權提出了明智的政治抉擇。

周瑜分別向孫策、孫權兩次推薦重要的人才，這體現出周瑜以人爲本、以人才爭天下的政治謀略。

縱觀漢末諸侯之爭，其實就是人才之爭，所謂“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袁紹、袁術、劉表、劉璋等一批曾掌握實權、獨霸一方的諸侯，都因爲不會用人，終歸失敗，而曹操、劉備、孫權等都因爲手下各有一批能人賢才相輔佐，才得以脫穎而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

所以周瑜爲孫氏政權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得人才這個工作。正是因爲周瑜從根本上指出人才爲立國之大政，孫權一旦成爲一方之霸以後，首先做的就是招攬人才，“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人物，天下稱之”（卷八《孫權跨江破黃祖》），這就爲日後三分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應該歸功於周瑜最早定下的這個政治謀略，而且自己率先做出推薦人才的行爲。

建立帝基

周瑜一生始終堅持輔佐孫氏建立帝基、開創帝業的政治目標，所以他的所作所爲都是以這個政治目標作爲出發點的。

建安七年，曹操命孫權把自己的兒子送到朝廷做官，實際上是作爲人質藉以要挾孫權。張昭等人覺得曹操勢力太大，應該照他說的這麼做。

但是周瑜堅決不同意，他對孫權說，如果應從了，“便見制於人”，頂多您只能封侯，“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這怎麼跟“南面稱孤道寡”同日而語呢？你本來和曹操是平起平坐的一方諸侯，一旦稱臣於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卷八《孫權跨江破黃祖》，《三國志·周瑜傳》引《江表傳》略同）。

這件事顯示出周瑜之所以在“外事”上比張昭更有遠見卓識，不是因爲別的，就因爲他始終保持輔佐孫權稱霸天下的雄心大志。

建安十三年，曹操襲取襄陽、江陵之後，率83萬大軍，號稱百萬，水陸並進，約孫權“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卷九《諸葛亮舌戰羣儒》）。這時江東大臣如張昭等紛紛提出投降的建議，“以爲萬安之策”，好歹不失我江東之地。只有魯肅獨持異議，並請諸葛亮前來下說詞。但是孫權仍然猶豫不決，他既不願放棄南面爲王的地位，又對曹操大軍心有恐懼。

這時周瑜任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正在鄱陽湖訓練水軍。他立刻趕到柴桑郡，旗幟鮮明地反駁各位文臣的見解，說：“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

周瑜認識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臣服於曹操的問題，而是喪失自己的政治地位、放棄自己的政治目標的大問題。周瑜更看重的是建立“帝基”的政治目標，他認爲，只要你能堅持這種政治目標，你就有自己的地位；你失去這種政治目標，就沒有自己的地位。這是東吳的根本利益。

接着周瑜力勸孫權抗曹：“操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裏，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曹操自送死耳，豈可降之耶？”（這段話又見於《三國志》）

周瑜還決絕地表示：“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孫權也因此盡釋所疑，決心抗曹（卷九《周瑜定計破曹操》）。

當東吳處於危難之際，是周瑜堅持了正確的政治立場，爲東吳的前途指明瞭方向，也爲東吳君臣抗擊曹操大軍堅定了信心，激勵了士氣。

周瑜始終把東吳的利益擺在第一位，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爲了實現這種政治目標，他處心積慮、嘔心瀝血。對此，孫權看得很清楚，他曾推心置腹地對周瑜說：“子布（指張昭）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卷九《周瑜定計破曹操》）

知遇之感

那麼，周瑜爲什麼如此忠心耿耿地輔佐孫氏政權呢？

我覺得，首先是因爲鄉邦之誼。周瑜的故鄉是廬江舒城，也就是現在安徽廬江縣一帶。他生在江東，長在江東，當然有責任、有義務要輔助東吳政權。

其次，更重要的是對孫策、孫權的“知遇之感”。在這一點上，他與孫氏政權之間的關係，就像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關係一樣，都鮮明地體現出“士爲知己者死”的傳統觀念。

周瑜在羣英會上對蔣幹說：“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吾鐵石之心也！”（卷九《羣英會瑜智蔣幹》）這應該是他的真心話。

周瑜之所以這樣說，是有原因的。孫策的父親孫堅討伐董卓時，移家到周瑜的故鄉舒城，周瑜和孫策兩人同一年出生，從小交情密切，結爲兄弟。周瑜比孫策小兩個月，所以“以兄事之”。後來他們又分別娶喬國老的兩位女兒大喬和小喬爲妻，這就是周瑜所說的“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因此，孫策死後，吳夫人囑託周瑜：“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氏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

孫權也對周瑜說：“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訓誨。”周瑜再次頓首：“某以肝膽塗地，以報相知之恩。”（卷六《孫權領衆據江東》）

在中國古代，“知遇之恩”之所以對士人具有那麼大的吸引力，是因爲它爲士人的自我實現創造了最佳選擇。對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知遇之恩”促成了情志與才智的互動，自我才智的發揮產生了巨大的人生幸福感和成就感，它成爲人生追求的一個高層次的目標。

三分天下，羣雄爭鹿，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裏，每個人都面臨着多種選擇。各種選擇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也都有失敗的可能性。在這個時候，重要的問題不是能不能選擇成功，而是能不能選擇一個很好的君主，能夠充分地信賴你的君主，以便“言必行，計必從”，充分地施展你個人的才華，實現你個人的價值。作爲一個士人，他本身不是要奪得天下的，而是要在這種奪取天下的過程當中展現自己的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

對周瑜來說，東吳孫氏政權的確給他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提供了一種充分施展才華的極大的可能性。周瑜遠大的政治目標，始終不是盯在東吳一地，他始終把東吳看成一個國家，一個朝廷，他覺得以東吳的勢力一統天下是有着充分的可行性的。

在當時，漢朝還是完整的一個王朝，曹操的辦法是打着漢朝的旗號來推行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軍事措施，這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作爲東吳一方，雖然勢力相對其他的幾路諸侯要強大，但已不可能再“挾天子以令諸侯”了。以曹操的勢力，東吳孫氏政權也不可能直接跟他抗衡。東吳政權能夠做到的，就是第一步堅守東吳一地，建立獨立的、穩固的根本之地，所謂“帝基”；然後再進一步，纔是進取中原，取得天下，建立帝業。

對周瑜來說，這是很好的施展才華的一種前景，更不用說孫策、孫權先後都把周瑜看作心腹之人，非常重用他、信賴他，他的政治舞臺非常寬闊。爲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瑜進攻南郡時，受了箭傷，疼痛異常，飲食俱廢，衆將都不願出戰，想要退兵回江東。這時周瑜說：“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屍還，幸也！豈可爲吾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乎？”於是堅持披甲上馬，與曹軍對陣（卷十一《諸葛亮一氣周瑜》）。東吳此時並非“國家”，而周瑜卻把它看成是一個國家，願意爲之“死於戰場”，這是他一貫的想法，也是他一貫的信念。

在赤壁大戰中，周瑜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充分的實現，而周瑜在東吳的“輔臣”地位也在實踐中得到了鞏固。

赤壁大戰之後，爲了吳國的根本利益，周瑜協助孫權進一步明確和制定了建國方略：一是北拒曹操，始終把曹操定爲主要的抗擊對象；二是既聯合劉備集團，又設法限制劉備集團力量的發展壯大。

這一方略，在很長的時期裏決定着東吳的根本大政和發展方向。周瑜本人也正是在輔助孫權制定和實踐這一方略的過程中，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發揮卓越的輔臣作用。爲了報答“知遇之恩”，爲了共創帝國大業，周瑜最後勞累過度，英年早逝。

文章轉載自公衆號：京師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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