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魁：「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來龍去脈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的弦又開始逐漸繃緊。1964年5月，《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新編崑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始了在報刊上一系列的公開點名批判的風潮。1964年11月，毛澤東對《戲劇報》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毛澤東的批評，表達了他對文化界的不滿。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把《文藝情況彙報》上登載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批給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劉仁，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 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一個批示。
彭真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意識到這個批示不同尋常。18日，彭真將毛澤東的批示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印發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成員以及經常列席會議的同志，並建議由劉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開文藝座談會，討論貫徹毛澤東的批示。
1964年1月4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有中央宣傳部和文藝界有關人士40餘人參加的座談會，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分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工作的狀況，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文藝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周揚認為文藝界的問題是堅持毛澤東的文藝方向不夠，「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認識問題」。
彭真在發言中首先做了檢討，他說：「主席這個信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主席為什麼寫這個信？他就是覺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彭真指出了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後，表示應該為文藝界分擔責任。又提出文藝界大多數人是認識問題，只要為社會主義、為工農兵服務就好。
鄧小平在發言中說：「當前文藝戰線要抓三件事：一、統一認識。要正確估計形勢，明確方向。二、擬定規劃。積極提倡演現代戲。三、加強寫作隊伍。」劉少奇肯定了周揚的發言後提出：「文藝界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有關文藝的著作，努力反映社會主義革命鬥爭，文藝界也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1964年2月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迎春晚會。會後，有兩位參加者向中央宣傳部領導寫信，指責這次晚會「著重的是喫喝玩樂，部分演齣節目庸俗低級，趣味惡劣」。收到信後，中央宣傳部領導召開會議對這件事進行討論，認為這件事「是當前階級鬥爭在文藝隊伍中的反映，是劇協領導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暴露」，因此決定在文聯及各協會全體幹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
整風學習告一段落時，5月8日，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報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說她個人要看，把報告草稿要走，搶先送給了毛澤東。
6月27日，毛澤東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二個批示。
1964年6月5日至7月4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按照計劃，彭真要在大會上講話。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比第一個批示的措辭更嚴厲，彭真在講話中既要體現毛澤東的意圖，又不願違背黨一貫的文藝政策，因此講話出現了既嚴厲又不失溫和的語氣：「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裡，怎麼能夠允許京劇這麼一種重要的劇種，藝術水準比較高的一種劇種，我們藝術上一項重要的遺產，老這樣帝王將相的演下去？繼續演那些不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東西？那不行。那樣，客觀上就是幫助封建勢力進行封建主義復闢活動，幫助資本主義勢力進行資本主義復闢活動。」
「不要以為我們這裡不會出修正主義。如果不好好抓階級鬥爭，抓社會主義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義。老實講，文藝界的問題是相當多的，絕不比其他方面少。所以，在文藝戰線方面，要進行整風，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大家要好好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自己檢查清理一下過去幾年自己寫了些什麼作品，演了些什麼戲，拍了些什麼電影，唱了些什麼歌子，奏了些什麼音樂，畫了些什麼畫，有哪些作品，哪些東西，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是帶有資產階級殘餘影響的，或者是封建主義的。發現錯誤、缺點，改掉就好了！文藝界都要這樣做，京劇界也不例外。」毛澤東認為彭真的講話「講得很好」。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後的工作
根據薄一波的回憶，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裡召開了一次會，有彭真、陸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參加。毛主席批評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評了中央宣傳部和周揚同志，提出要徹底整頓文化部，並指定由陸定一、彭真、周揚同志三人組成領導小組，由陸定一同志主持。陸定一同志當場以 見事遲 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議彭真同志掛帥。彭真同志沒有表示不同意見，毛主席也表示同意。
過了一會兒，康生也談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著要康生和吳冷西同志也參加小組工作。」這個小組一共五個人，稱為「五人小組」。當時陸定一的想法是：「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問題，大都可以通過 百家爭鳴 來解決。而當時的批判並不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這個 文化革命 要怎麼革法，心裡沒底，我沒有接受這個任務，推薦彭真同志擔任組長，我任副組長。」
7月7日，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第480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怎樣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指示。彭真傳達說：「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藝、哲學、社會科學問題，認為文藝界 很混亂 ，最近又批評有些協會已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發展下去勢必要搞 裴多菲俱樂部 ；文化部不執行黨的政策，不為工農兵服務，可改為帝王將相部，鴛鴦蝴蝶部，為什麼不可以解散？甚至說，我想把地方搞起來，革中央的命。」「還有學術界，首先是哲學，楊獻珍提出 合二而一 論，李秀成的問題也要討論，還有高薪問題。有些大知識分子入了黨，宇宙觀如何？入黨太容易，共產黨成了全民黨。」
會議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提名，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五人小組」，彭真為組長，負責領導各有關方面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指示。
「五人小組」的成員都是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幹部，在毛澤東做出「兩個批示」的形勢下，他們也是批評的對象。毛澤東提議他們組成這個領導小組，或許有更深層次的考慮。9月11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組」會議，討論部署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整風問題。
9月24日，彭真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五人小組」召集的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座談會，討論研究怎樣領導整風的問題。彭真在講話中首先談了自己的認識並做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12月，毛主席對文藝工作批評，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半年內對意識形態的革命大喝幾聲。所以，我請少奇同志主持開了會，還攻了一下京劇演現代戲這一關。
關於整風問題，彭真提出：第一，先整黨內。整個文化戰線上的黨員同志，都要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有錯誤，趕快改。第二，黨內怎麼搞法：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毛主席指示說：還是要進行教育。多數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準許人家革命。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第三，從何入手？從作品搞起。在一篇作品裡，問題多得很，著重搞大是大非，就是兩條道路、兩個主義、兩條路線，為工農兵還是為資產階級。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區別敵我性質和人民內部問題，錯誤是比較系統的、一貫的，還是偶然的、個別的。人民內部問題還是採取整風的形式。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總體來說，要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兩種辦法：一是自覺地學習毛澤東著作，破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立無產階級思想；二是大家幫助。滅資產階級思想需要有個過程，要經過痛苦的過程，要和風細雨，小會批判，不搞大會鬥爭。會議從下午三點一直開到晚上九點。陸定一和周揚都講了話。江青也參加了會議。
1965年2月17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主持召開「五人小組」會議，研究文化部門當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彭真在講話中強調：要以中央《二十三條》的精神統一認識，明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實行羣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總結經驗。針對1964年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彭真說：北大工作隊也要總結經驗，研究今後怎麼做；不要盯在過去的一些事情上，緊張空氣要放鬆一下。會後，陸定一即向北大工作隊作了傳達。但是，北大工作隊並未積極貫徹執行「五人小組」的意見，致使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遲遲不能得出結論。4月2日，陸定一代表「五人小組」宣佈撤銷原工作隊主要領導人的職務，重新設立了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羣為組長的領導小組。
1965年4月4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召開第494次會議，聽取陸定一關於半年來文化界和思想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的情況彙報。彭真說：現在看，這一時期的文藝批判有很大成績，很見效，理論上也把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批判。但也有些問題，搞得人家不大敢寫文章、寫劇本了，連新華總社有一陣一天只來四五篇稿子，這個現象值得我們警惕。學術問題，錯了允許討論。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學問，靠攻別人找岔子出名。多數在學術爭論中有錯的人，要他們自己清理，不要隨便展開批判。小是小非在小組裡去處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學術界也是這樣，人家過去講得不對的允許改正，批評要同志式、友誼式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別人，使自己一舉成名。鄧小平說：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戲臺上只演兵，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麼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臺。他提出，要趕快剎車。
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複，免去齊燕銘的副部長、黨組書記，夏衍的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的職務，調蕭望東為文化部第一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石西民為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文化部的改組，是毛澤東幾年來對文化部工作不滿，文化界整風的結果，同時也是意識形態領域過火批判的結果。這次改組，從「實踐」上論證了「完成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困境
從「五人小組」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工作來看，是與當時日益嚴重的文化批判不大協調的。雖然「五人小組」也直接參與領導了一些批判，比如彭真於1964年7月16日審閱同意發表《關於「合二而一」問題和楊獻珍同志商榷》一文，同時批送吳冷西：「要趕快組織人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研究，並準備一系列的文章，直到大體的結論（先設想個大綱，隨著爭論發展充實），因為學術理論問題的爭論文章靠臨時趕不行。請準備。」但是總的來看，還是試圖把這些批判控制在一定領域，把批判的溫度降下來，使批判限定在學術範圍。
蕭望東調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後，著手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彙報提綱》雖然也對文化界的情況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但仍然認為：「總的說來，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同其他戰線一樣，也是大好的。事實證明，關鍵在於領導，這支隊伍的絕大多數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1965年7月14日，蕭望東將這個《彙報提綱》向「五人小組」做了彙報，得到彭真、陸定一等人的肯定。9月6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周揚和蕭望東的彙報，肯定了這個《彙報提綱》。10月40日，這個《彙報提綱》正式上報中共中央。196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彙報提綱》。
1965年9月，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在北京召開，已經被批判的夏衍、陽翰笙還是被請上了主席臺就座。彭真在會上講話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領導責任主要是中央沒有及時地抓，沒有堅持地系統地加以解決，書記處要負責。從文藝、學術工作來說，很多人脫離實際，脫離工農兵，沒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上層建築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原則。彭真還傳達了毛澤東的話：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還有好多關於這方面的講話，「但是我講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負責的第一位是我」。
彭真強調說：「不要把文藝戰線看作漆黑一團，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聯各協會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個文藝戰線。」「學術、藝術問題中，有同歷史發展方向對立的政治問題的，應該聯繫政治問題對待；不是政治問題的，就不要輕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別是同敵我問題混淆起來，也不要輕率地下結論。」「現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這個方面少了，把錯誤的批判了，但是怎麼立、立什麼呢？看不出來。我們的批判，總的來講，不應該這樣。」「黨內也好，人民內部也好，不論你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還是文藝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地方只能服從真理。」周揚也在會上對那些遭到批判的人說：「不要老是想到我捱了批評，批評得多一點，少一點 批評得過重或是不夠，總是有的」。
彭真用傳達毛澤東談話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替當時被過火批判的文化界人士承擔了責任，對當時以政治上綱代替學術研究，以輕率否定代替深入分析的傾向做出了批評，試圖把政治批判引上說理討論的軌道。彭真關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論述，實際上是對當時只許批評不許反批評、幾乎一邊倒的批判的抗議，代表了被錯誤批判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聲。
儘管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五人小組」的工作有諸多肯定，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明確表態。實際上，毛澤東沒有表態也是一種表態，即對「五人小組」的工作並不滿意，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支持，至少是允許江青等人甩開「五人小組」另搞一套。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組織人寫批判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劇作《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因為主席允許，我纔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5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赴京開會時就帶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修改稿，送給了江青。毛澤東在會上問彭真：「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據陳丕顯回憶，「我和魏文伯（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祕書長 作者注）對視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經看過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了，並且是同意批《海瑞罷官》的。」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試圖使批判降溫；同樣是在這個時間，毛澤東卻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試圖使批判升溫。「五人小組」實際上已經被邊緣化，無法領會毛澤東的精神，自然也無法貫徹毛澤東的指示了。
1967年2月4日，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時提到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說：「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從這些話可以看出，至少從組織《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起，毛澤東就對「五人小組」已經持不信任態度。
「五人小組」成立時的任務是「負責領導各有關方面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指示」，但是當中共中央一線領導與毛澤東在對形勢的估計上產生分歧之後，「五人小組」從黨的一貫政策出發，貫徹中共中央一線領導的意圖相對更積極一些，招致毛澤東的不信任也就是必然的了。這也註定了「五人小組」的最終命運。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最終命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全國文化批判的形勢陡然緊張起來。《解放軍報》轉載時在按語中明確說「《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認為《海瑞罷官》的出現，「正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映」。
對《海瑞罷官》的問題，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的看法與毛澤東的看法有著明顯的距離。雖然在彭真的主持下，北京市委也組織了一些批判吳晗的文章，但調子明顯比姚文元的文章溫和得多，角度也選擇在學術範圍。這顯然與毛澤東認為的《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 罷官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等人談話，其中說道：《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 罷官 。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 海瑞 」）相去甚遠，以致後來被認為是「假批判」。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批判勢頭，把「五人小組」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他們必須儘快做出決斷。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委和部隊的有關負責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聽取了胡繩對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談話的傳達（沒有傳達「要害是罷官」這句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話），圍繞批判《海瑞罷官》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彭真說：現在思想界正在開展一場大爭論，現在的問題是要展開，把各種不同觀點放出來，政治結論可以放後一些。《解放軍報》的按語講《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是對的，但是這麼一講，就使人家不敢講話了。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為二，我在上海講，你《解放日報》《文匯報》自己也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也應該清理清理。
這時周揚插話說：《解放日報》推薦《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語的。彭真接著說：對他們的錯誤，中央報紙也可以批評。陸定一在會上說：當前的討論實際上是一次大爭論，爭論的重點歸納在思想範疇內比較好。在方法上，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康生髮言說：吳晗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是「自我批准」、「自我開脫」，現在他自己扯出來了，它的要害是罷官。從這些發言可以看出，「五人小組」裡面，只有康生明白毛澤東的想法。
2月4日，彭真主持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五人小組」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揚因病缺席），還有許立羣、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等共11人。會議討論了當時學術批判的形勢、性質、方針和隊伍等問題。彭真在會上指出：已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與彭德懷也沒有聯繫，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
彭真的講話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的「要害是罷官 」的說法。會後由許立羣、姚溱執筆寫成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提綱》指出：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所展開的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鬥爭是長期、複雜和艱巨的，不是靠「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被批判者做出政治結論」，就可以完成任務的。
《提綱》還提出：領導運動要堅持毛澤東1957年4月在全國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所提倡的「放」的方針；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理服人；要準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不要不準革命；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
2月5日，彭真代表「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彙報當前學術討論的情況和問題。劉少奇主持會議，周恩來、鄧小平等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揚因病缺席），以及許立羣、胡繩等11人。會上，彭真對《提綱》作簡要說明後，由主要起草人許立羣彙報情況。會議同意《二月提綱》，決定由彭真等赴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會議同意「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由許立羣、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範若愚等組成，以許立羣為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可見，當時的中央一線領導和「五人小組」是希望學術批判有統一的領導，規範起來，但這顯然不符合毛澤東的意願。
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及許立羣、胡繩等乘專機去武漢，向毛澤東彙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的《二月提綱》。毛澤東對《二月提綱》沒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見，但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呀？彭真回答：吳晗當然有政治錯誤，但和彭德懷沒有牽連。毛澤東說：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毛澤東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絕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彭真就以為毛澤東同意了《二月提綱》，於是，許立羣按照彭真的意見代中共中央起草了通知，彭真做了最後改定，陸定一和康生都在文件上畫了圈。2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圈閱文件後，中央辦公廳將中共中央的通知和《二月提綱》下發。
毛澤東實際上是不同意《二月提綱》的，4月28日至4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五人小組 要解散。」此後，形勢急轉直下。
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原載《百年潮》2014年第4期
記憶丨王永魁：「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來龍去脈
2017-09-26 王永魁 新三屆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