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我們課題組持續在美國各檔案、圖書館等機構收集抗戰時期西方人士對中共敵後根據地觀察的歷史記載。這些史料從軍事、政治、經濟、宣傳、組織、戰略戰術等不同角度，如實記錄了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如何在敵後堅持開展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鑑於這些文獻的歷史價值，我們決定把這幾千份來自大洋彼岸有關這段難忘歷史的檔案，編成影印文獻集叢書，並相繼譯成中文，提供給國內外抗日戰爭研究者、對抗戰史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中，中國實際上有三股力量在作戰：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又分中央軍和地方軍閥）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戰場也分爲三類：國民黨軍隊抵抗日軍的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開闢的敵後戰場，以及國共兩軍的對峙。國共兩黨雖在抗戰中結成統一戰線，但雙方的矛盾根深蒂固，摩擦不斷且發生過嚴重衝突。此外，隨日軍爲虎作倀的還有大批僞軍，多數是原國民黨軍隊。

不同於正面戰場，中共在敵後進行的廣泛戰鬥並沒有衆多國內外新聞界的關注。除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以及五一大掃蕩等重要事件之外，其他無數次小型戰役鮮有詳細的文字記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當時看來這些分散的、小規模的游擊戰屬於戰爭側翼，並不那樣引人注意，很少有人能洞察其戰略意義；二是由於日軍和國民黨的雙重封鎖，外人很難進入中共根據地和游擊區瞭解到真實情況，而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報道和記載，對於中共游擊戰往往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三是敵後戰鬥的緊張和根據地的環境艱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記載有限，即便有所記載也難以保存下來。

實際上，百團大戰並不真正體現中共抗戰的關鍵作用。這次戰役雖然打擊了日軍，但隨即遭到日軍大規模報復，對敵後根據地造成了極大損失。隨後中共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次戰役成爲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抗戰戰略戰術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事實表明，在敵強我弱的狀況下，化整爲零，打游擊戰纔是最好的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方式。這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2]從“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必然遵循的原則來看，真正能體現中共戰略戰術精神的恰恰是那些基本上沒有多少史料記載的中小型突擊戰。由於武器裝備的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爲了儘可能地避免無謂犧牲，在日軍進攻時往往避其鋒芒，而在敵軍無準備時發動突然襲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爭取以最小的犧牲換來對敵人最大限度的打擊。

抗戰期間，幾乎每一個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傾、在去之前如何受國民黨有關共產黨遊而不擊的謠言所矇蔽，去過抗日根據地之後，都清楚地認識到，中共領導的游擊戰，在武器奇缺、環境極爲殘酷艱苦的情況下，已經在廣大敵佔區有力地牽制住了大批日僞軍。他們相信一旦中共獲得較好的裝備，就有可能給侵略者帶來致命打擊。因此不少來訪者通過各種渠道向西方宣傳中共的游擊戰，以取得盟國領導層中有識之士給予八路軍、新四軍強有力的支持，特別是武器裝備方面的支持。這些人的呼聲衝破了日軍與國民黨政府對敵後根據地的重重封鎖，把中共領導下人民武裝英勇善戰的業績傳到外界。

日軍在與中共長期武裝對峙的過程中，也充分認識到武器裝備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們應對中共領導下的游擊戰就更困難。因此對敵後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也倍加防範。例如，抗戰末期，日軍以重金懸賞追殺前往敵後考察的七個美軍觀察組成員，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犧牲；另一位布魯克·杜倫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最終幫助杜倫死裏逃生。

可以說我們收集的中共領導下敵後游擊戰的觀察文獻是他們當時冒着生命危險記錄下來的。由於這些觀察人員的專業能力（或是記者或是軍事情報人員）、超越國共兩黨意識形態衝突的視角，他們當年留下的歷史文獻是相對準確、客觀的。爲展現當年中共領導下的抗日人民戰爭，留下了有極高參考價值的歷史見證。

這些珍貴文獻中大部分在國內尚未被使用過，而在國外也主要用於對這批西方見證人個體與羣體的命運描述上。關於去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在國外特別是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後，出版過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爲這些人在麥卡錫時代遭受的迫害而鳴不平，把他們概括地稱爲中國通。如康恩的《中國通：美國外交官以及他們的遭遇》強調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3]彼得·蘭特卻是圍繞着中國通父親的經歷，採訪了不少與他父親同時代的當事人，寫下了這段歷史。[4]保羅·戈頓·勞倫編的《中國通：倫理與外交》一書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論文，也包括了當時部分親歷者，如戴維斯，幾十年後對這段經歷的總結。[5]麥金農在1985年邀請了幾乎所有當時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國通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開會，《中國報道》一書就是以口述歷史形式發表的會議記錄。[6]雖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過一些60年代開始解密的這批歷史文獻，但是由於這些文獻主要用來補充對中國通個人經歷的描述，這種運用還是缺乏對文獻本身的系統研究與分析。

另一部分著作描述了抗戰時期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如舒美科的《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令人信服的交往》一直追溯從1927年到抗戰時期美國人與中共的接觸；[7]而沙勒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卻只侷限於抗戰時期美國人與中共的來往。[8]里爾登－安德森在《延安與超級大國》一書中描述了中共在抗戰過程中如何在美蘇兩國之間逐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9]比較而言，這些著述學術性較強，運用較多歷史文獻。但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所用史料還是主要限於引用當時有關外交策略的文獻，用以說明當年中美關係的走向。而對中共軍事潛力的記載，由於冷戰帶來的意識形態對立，幾乎沒人引用。

還有一部分是這些西方中共抗戰目擊者的傳記與自傳。這些傳記多半是有關觀察組成員，或曾對派觀察組起過關鍵作用的人物。[10]值得指出的是最有影響的傳記，也可以說這類書裏最著名的作品，要數芭芭拉·塔克曼有關史迪威的傳記——《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11]歷史學家卡蘿爾·卡特則準備了數十年，以大量檔案文獻和對觀察組成員的採訪記錄爲依據，寫了唯一綜合描述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考察團：1944－1947》的著作。遺憾的是該書儘管對觀察組在延安的活動描述不少，但幾乎沒對這段歷史做什麼系統分析和梳理。[12]總而言之，西方，特別是美國，對這批人的研究雖然不少，而且也參考了一定數量的歷史文獻，由於視角還是主要集中在個體與羣體經歷上，對這些歷史文獻的利用還是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分析與梳理。

在國內，由於以前不易得到這批史料，對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英文二手著作爲參照的。“文革”之後，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陸續出版了一批有關這些西方根據地見證人書籍與他們生平傳記的譯本；遺憾的是譯文往往不完整，而且多數不夠準確。因此，國內學者往往只在國外有關研究的基礎上，寫過一些以敵後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爲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如牛軍1992年《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13]以中共外交的起源來分析抗戰期間延安與西方人士的接觸，爲研究中共外交史開闢了新領域。張威研究了史沫特萊的生平與她在中共抗戰時期起的作用。[14]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課題組對埃德加·斯諾對中共走向世界的貢獻進行了分析。[15]陶文釗對觀察組到延安在中美關係史的作用做了較高評價。[16]胡月英對觀察組的成因和目的作了分析，即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以及美軍需要中共配合在山東沿海登陸的計劃。[17]於化民對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始末做了整體描述。[18]

國內這些研究雖然使讀者們對這些曾經去過根據地的西方人士較爲熟悉，但由於資料來源有限，很少使用國外第一手原始檔案，只有吳景平在80年代根據觀察組文獻寫過一篇題爲《美國軍事觀察組發自延安的報告概要》的短文，[19]其他論文基本上只用公開發表的文獻集，尤其是美國外交文獻集資料。同時，多數論文往往強調觀察組成員對中共的態度，而忽略他們來延安和敵後根據地的根本原因：考察中共抗日的軍事潛力。

爲了充分利用這批歷史文獻，我們去年赴美國國家檔案館收集了大批有關資料。基於這些不斷在豐富、充實過程中的文獻資料基礎上，我們課題組成員根據不同主題編輯、整理了英文原文影印文獻集，供國內外各界讀者使用。這些文集多數是以歷史人物爲主線，根據大致時間前後順序排列的，其中也有個別文獻集是以特定主題爲線索。編者在文獻集的引言中都做了畫龍點睛的分析梳理。同時我們也翻譯並陸續出版這些文獻集的中文譯本。

1936年埃德加·斯諾去保安打破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新聞封鎖，從此中共的抗日作用開始引起了西方媒體注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根據地嚴加封鎖，只有1937－1938年與1944－1945年兩個時期，部分西方記者得以進入敵後根據地。但是他們仍然留下了不少有關中共抗日的書籍與報道，這部文獻集收錄了美國各檔案館所藏有關這批記者和其他民間來訪者的文獻史料。

埃文斯·卡爾遜是第一位考察抗日根據地的美國軍人。這部書信集中收集了1937年到1945年卡爾遜與羅斯福總統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通信。卡爾遜1937年末1938年初考察了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從此與中國抗戰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上百封通信記錄了卡爾遜從一個軍人的角度分析中日戰爭的種種觀感。這些信件雖然有少部分已翻譯成中文，但卡爾遜1938年以後與羅斯福的通信卻不爲人知。

出身於英國書香門第的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邁可在1938年到1941年一直爲八路軍提供醫藥與通訊等急需物資。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的四年中，他在敵後根據地爲提高中共的通訊技術作出了傑出貢獻。同時，爲了能使中共敵後抗戰得到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認可與支持，林邁可在八年中還寫了大量的報告與文章，記載、分析了當年抗日根據地軍事、經濟、組織機構的狀況。

美國政府之所以開始關注中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擔心國共兩黨衝突會削弱中國抵抗日本的軍事實力。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共衝突一直是美國的一個關注點。有關國共關係文獻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搖擺不定的走向。

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敵後根據地消息封鎖，除卻有限的西方來訪者外，美國有關中共的消息來源很大程度來自中共自己的宣傳。這部文獻集集中收集了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當年政府機構保存的中共宣傳文獻，據此可以瞭解、分析抗戰時期美國政府是從哪些方面來關注中共敵後抗戰的。

同時，另一部文獻集中編錄了中共領導人與西方官方與民間人士的交流，包括記者採訪、談話記錄、電報與信件往來，從中也可以看出當初中共領導人對西方人士宣傳工作的重視。

在1939年到1944年五年間，國民黨政府對中共敵後根據地的消息嚴加封鎖，爲什麼在這之後，羅斯福政權一定堅持要派出美軍觀察組，直接與中共建立官方聯繫？以美軍觀察組緣起爲主題的歷史文獻集，爲找出這個錯綜複雜問題的答案以不同層次提供了線索。

約翰·戴維斯是當年美國中國通中的思想家，並被公認爲美軍觀察組的設計師。戴維斯與謝偉思等主張與中共接觸，很大程度上是從從美國國家利益考慮，希望戰後對蘇聯擴張的遏制。儘管50年代初美國右翼攻擊他們親共，而冷戰理論的奠基人喬治·坎南則稱讚謝偉思在延安對中共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分析爲“絕對出類拔萃。”[20]

如果戴維斯與謝偉思文獻集爲我們勾畫出外交方面有關美軍觀察組的總體構想，美軍觀察組成員考察報告則從另一方面對觀察組所起的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總結：從收集情報、戰地考察、技術合作、軍事合作等方面，梳理、分析他們在將近三年時間裏在延安以及敵後根據地與中共多方面的合作。

美國戰爭信息局與戰略情報局十分關注所謂中共對日本戰俘的心理戰，即中共對敵軍的政治宣傳。在近三年時間裏，美國政府派遣了數位日本通常駐延安，先後撰寫了71份報告，專門記載中共對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於冷戰，這段中美之間的合作幾乎已經被遺忘。心理戰文獻集，爲我們提供了深入認識、研究、分析這個潛在意識形態對立雙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層面的合作，以及後來對冷戰的影響。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消耗戰，因此經濟戰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談到抗日戰爭中的經濟戰，工合運動就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工合運動始於國統區，卻對敵後根據地有着更爲重要的意義。有關中國工合運動興衰的文字記載爲這段鮮爲人知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

不瞭解中國國情的赫爾利，像羅斯福總統那樣，相信國共兩黨之間和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不難達到求大同存小異的和解。羅斯福晚年選擇赫爾利提出的表面上看起來是解決國共衝突最簡單的辦法，把赫爾利派往中國，代表美國進行調節。這種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的結合，使赫爾利在中共與美國關係轉向冷戰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選了幾部文集，翻譯成中文後，與英文文獻集同時陸續發表。爲了從敵軍視角觀察中共抗日，我們也編選、翻譯了日本外務省有關中共活動的諜報文獻集。這些資料總彙起來，爲研究國際視野下的中共抗戰提供了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視野。

西方人士在抗戰期間能否接觸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共關係。因此這些人對中共抗戰的文字記載往往是階段性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因爲害怕中共抗日真相傳播出去，對自己產生不利影響，對紅色根據地嚴加封鎖。不過一旦大敵當前，國民黨政府就會出于軍事的需要，往往會在一段時間內放鬆對敵後根據地的新聞封鎖，允許外國人到邊區去。而一旦日本放鬆了對國統區的進攻，國共合作就面臨破裂的危險，國民黨政府又不遺餘力地禁止外界人士進入邊區。

實際上，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期對邊區放鬆封鎖的只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7－1938年，淞滬戰役之後，中國開展了全面抗戰，1937年9月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這一時期裏一批記者步埃德加·斯諾的後塵，前往延安和華北根據地。加入他們的行列還有傳教士、工合僱員、醫生、技術人員、包括一位軍人卡爾遜。來訪者們寫了大量的報道和書籍，把中共敵後抗戰的現實傳到外界去。第二個時期是1944－1945年，日本對國統區實行一號作戰計劃。1944年春，陝北中外記者團前往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而在1939－1944年五年中，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起之後，中共也曾經通過城裏的地下黨和根據地的游擊隊幫助過一些外國人，嘗試着對英美實行國際統一戰線政策。[21]

這些來訪者有一個普遍特點：大部分延安的西方來訪者在沒去根據地之前，對中共抗戰的認識，往往受國民黨反共宣傳影響，成見較深。但在他們有過根據地生活的真實體驗後，幾乎都徹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部分由於國民黨宣傳與邊區抗戰實情相差太遠，部分因爲國統區司空見慣的腐敗，這種強烈反差反而使他們對敵後根據地抱有更強烈的好感。

在這裏可以舉三個例子：一位是花旗銀行分行經理霍爾，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黨幫助下，由北平逃往晉察冀，在敵後根據地滯留了6個月，進行考察，後經重慶回國。霍爾在給美國使館報告中強調說明，自己在去根據地之前，對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見。在報告結尾指出，“任何沒有來過敵後根據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認識到日本侵略者對這裏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難。”日軍足跡幾乎踏遍了每個村莊；所到之處，燒殺掠奪，無惡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強暴並沒有讓根據地人民屈服，反之，“華北地區人民所做出的真誠愛國主義的努力與延安以南地區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鮮明對比。”[22]

第二位是《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顧問。1944年3月，國民黨中央政府同意組織陝北中外記者團。武道被選爲成員之一。由於他在國民黨政府內的官方身份，據說又與宋美齡與宋靄齡關係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團成員，其他同行記者紛紛抗議，稱他爲國民黨政府派來的“走狗”，有礙記者團對延安新聞報道的客觀性。[23]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敵後根據地，親眼看到中共與日軍作戰的現場，五個月後專門寫了一份駁斥國民黨散佈的有關中共遊而不擊謠言的報道，題爲《我從陝北迴來》，發表在《重慶大美晚報》上。[24]

第三位是觀察組第三任組長，威爾伯·彼得金。他政治上屬於右翼，在根據地期間，也從不掩飾自己的反共立場。通過四個月的敵後根據地考察，彼得金對中共抗日的決心與能力有了清楚的瞭解（據中共晉察冀的報告說，彼得金主要負責考察中共軍事實力）。[25]彼得金對程子華等人表示：“我雖不同意你們的主義。而你們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且讚美”。[26]幾十年之後，他還是不忘當初在敵後根據地的經驗。1992出版了一部題爲《在中國：1943－1945》的書，用日記形式如實記載了他在觀察組工作經歷，包括他去撫平視察敵後根據地實地考察記錄。[27]彼得金抱着一個信念，“殺我敵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儘管意識形態衝突，他回美國後還在不同場合講演，通過自己看到的地道、地雷等鬥爭方式在敵後抗戰所起的作用，向美國人介紹不爲人知的中共游擊戰戰果。

我們收集的大量有關中共抗日的文獻往往聚集於中共抗日的軍事能力，而且通常對此作了相當高的評價。中共與西方在抗日時期外交起源主要來源於抗擊法西斯軍事上的需要。否則，大多數當時到敵後根據地的西方人士，並不會重視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因爲這些來訪者中間很少有人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在觀察組去延安之前，雖然去延安的其他西方人士對中共抗日力量十分關注，但是除羅斯福前衛隊長卡爾遜是海軍陸戰隊軍官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對軍事是門外漢。大部分是記者，還有醫務人員、工合僱員、與傳教士。

這種情況在1944年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軍觀察組有上百個成員曾經先後駐紮延安。這些成員除少數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陸空三軍的情報人員。不過，那些早在觀察組去延安之前就來延安非軍事西方人士，如斯諾等記者，也往往把他們的關注點放在抗戰上。甚至醫生也不例外，如軍醫梅爾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個到敵後戰場去考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28]

在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日對峙不僅僅限於軍事戰場上，而且由於這場戰爭是持久戰、消耗戰，有些其他因素，如經濟較量等，甚至比純軍事更重要。因此所謂軍事是廣義而言的，包括經濟政策、組織結構、政治工作、宣傳鼓動，甚至也包括傷員救護… 總而言之，鑑於抗日戰爭的持續性與特殊性，軍事一詞應該包括一切影響軍事力量對比的多種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國民黨軍隊從北平一路潰敗到上海，而日軍只顧乘勝追擊，造成了華北大片土地權利真空。“無數敗兵們以及無數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僞軍到處禍害老百姓”，以至於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馬上進入敵佔區，抓住廣大民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傳羣衆、動員羣衆、組織羣衆，“給他們帶來了相對的社會穩定與對農民的尊重，因此八路軍受到了老百姓歡迎與支持。”[29]

實際上國民黨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敵後戰場游擊戰在戰略戰術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國軍就曾開始準備到敵後打游擊，並邀請中共將領如葉劍英等人，爲他們講述有關游擊戰的課程。用白崇禧的話來說“要用共產黨當初打我們的辦法打日本。”陳誠在1940年對埃德加·斯諾聲稱有一百多萬國軍在敵佔區活動；[30]但正如林邁可1944年總結的那樣：“只有共產黨武裝能堅持敵後武裝鬥爭，雖然他們沒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萬中央軍在敵後活動，其中不少從後方得到武器與裝備。但到現在爲止他們只剩下幾萬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軍消滅掉了，而令人羞恥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衛傀儡政權下的僞軍……”[31]

謝偉思分析中共的武裝力量時說：“八路軍是一支政治部隊；他們的思想工作、組織羣衆及經濟政策——以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同時改善窮人生活爲主導——所有的一切都主要爲戰爭服務”。[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敵後堅持打游擊戰，主要取決於強大的組織能力，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33]在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在鬥爭中逐漸完善自己的組織結構與政治思想工作系統，大力開展了宣傳羣衆、動員羣衆、組織羣衆的工作，得到了當地老百姓支持。根據地老百姓的支持爲游擊區的建立與鞏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1）提供給養，使中共武裝力量能在艱苦環境中生存下去。

（2）羣衆組織爲部隊建立了一個情報網，使他們儘可能避開日軍有準備的進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對無準備的日軍進行殲滅戰。

（3）青壯年加入民兵組織，一方面在不脫產情況下抗擊日軍，另一方面爲正規軍、地方武裝、提供了有一定戰鬥經驗的後備軍。

因此民衆對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觀察者衡量中共軍事力量的重要標準之一。如當初觀察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關於中共是否的確得到了廣大民衆的支持。但史迪威將軍覺得他們在延安的調查報告還是分量不夠。在接到美軍觀察組剛到延安讚揚中共抗日的報告後，馬上決定派出八個一組情報人員到敵後游擊區進行戰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充分證實老百姓對中共的支持力度。[34]

由於這是美國抗戰中與中共唯一的官方交往，我們從美國各檔案館收集的大量文獻是有關美軍觀察組的。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引起了中共的極大重視。1944年8月15日毛澤東親自改寫了《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不僅在題目“歡迎美軍觀察組”加上戰友們三個字，[35]而且根據我們在中央檔案館看到的文件，他對社論中許多句子都做了細緻的改動。[36]

中方熱情不是單方面的。當時中共中央看到國民黨政府不遺餘力地管美國要援助，明文下指示不要向美國人主動提出要武器。而多位觀察組成員，如包瑞德、謝偉思、畢德金等則先後提出要爲中共提供武器的設想。[37]美軍觀察組最初打算在延安駐紮三個月，但由於種種軍事與政治上的考慮，逗留了將近三年之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觀察組成員名單上有上百人。

除了幾位外交官之外，觀察組報告主要是從經過專業訓練的海陸空三軍軍事情報人員的角度，來向美國政府與軍隊描述中共抗戰實況。在這近三年的日子裏，觀察組成員寫了大量報告，忠實地向美國政府提供了敵後根據地有關對日俘“心理戰”（即中共對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抗日武裝的組織結構與戰鬥力、根據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蒐集敵情的能力等詳細軍事情報。

美軍觀察組之所以要駐紮在延安，除卻地緣政治多邊關係方面的考慮，是有明確的軍事目的的，而中共之所以對美軍觀察組給予大力支持，不僅僅因爲美軍是同盟，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美方在武器裝備上支持。通過觀察組報告，我們可以說中共在最初時期（觀察組成員稱爲蜜月時期），中共多方面滿足了美軍要求：

（1）敵軍情報；中共不僅履行了諾言，而且超出了美軍情報機構的預期：“幾乎在日佔區的每個角落，延安隊伍都有常駐情報人員或武裝力量。因爲他們不斷與日軍發生戰鬥，他們擁有敵軍戰俘與情報的出色資源。”[38]包瑞德在給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報告中寫道：“這一點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產黨人的合作與協助，你們所做那種工作機會在華北一帶是沒有任何限制的。”[39]用觀察組成員克洛裏少校的話來說：中共根據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敵後軍事情報來源。”[40]

（2）救助美軍飛行員：美軍觀察組延安氣象臺是全國最準確的一個，爲美軍飛行員提供了更安全的飛行條件。同時中共對敵後被日軍擊落的飛行員也進行了大量救助。特別希望如果美軍在沿海登陸，中共游擊隊可以在敵後給予掩護與支持。

（3）對日宣傳：當時有一百多日本戰俘在延安工農學校學習，而其他有幾百日俘分散在各個敵後根據地裏爲中共做火線宣傳。這批日俘不僅真心誠意地爲中共工作，而且還教美軍戰爭信息局前往延安的工作人員如何起草日軍能接受的，符合日本士兵心理狀況的傳單。因此美軍觀察組中的日本通在駐延安期間先後給美國軍政界寫了71份報告，探討如何借鑑中共對日軍戰俘進行“心理戰”的方式。

總而言之，美軍觀察組認爲在敵後根據地逗留對太平洋戰爭順利進行是有很大幫助。一直到赫爾利作爲駐華大使於1944年末實行一邊倒倒向國民黨政府之後，美國戰略情報局還仍然在想如何與中共共同完成多項軍事計劃。其中一位負責人保羅·赫利韋爾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寫道：“如果迪克西使團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們需要同時至少有一百多個美國人員在華北開展活動，這些人一半應該是軍官，而另一半應是徵募來的。”[41]

可以說美軍觀察組的中國通們是最早一批認識到如果蔣介石在抗戰結束之後發起內戰，贏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國民黨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軍觀察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維斯在要求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聯繫的報告裏明確指出：抗戰勝利後，如果蔣介石要打內戰，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蘇聯的支持，就會打敗國民黨，成爲新中國的主人。[42]而觀察組成員們通過實地考察，普遍認識到如果內戰發生，中共抗日實力會使他們在內戰中戰勝對手國民黨。

而且這些中國通也知道，在抗戰八年中，蘇聯主要把武器給了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幾乎沒有給過中共。用戴維斯的話來說：“雖然中共領導口頭上不承認，”對蘇聯不提供武器援助這件事“他們不可能不對此氣憤，除非他們沒有七情六慾。”[43]換句話說，謝偉思、戴維斯認爲只要美國政府努力，美國有可能爭取中共相對中立，因爲中共是在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有能力獨立於蘇聯的。這種獨立性也來源於中共在抗戰中發展起來的獨立自主的政治軍事力量。因此，這些美國外交界中國通們一致認爲：爲當前抗日和戰後遏制蘇聯這兩方面的美國的實際利益着想，中共軍事力量應該成爲美國政府儘可能與中共保持良好關係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對這一點遠不如身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認識深刻。1945年7月，美國戰爭信息局編寫了一部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長篇報告，爲戰後中國政治形勢變化做準備；雖然報告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但是顯然還是不相信武器佔絕對劣勢的中共會在解放戰爭中勝利：“有些最敏銳的觀察者們居然認爲‘如果今天重慶反動政府繼續當權的話，’中共將奪取（中國的）領導權。”[44]換句話說，在1945年7月，雖然編寫分析中共報告的美國戰爭信息局工作人員，對亞洲戰況有一定了解，他們也認爲這個預言不可思議，更別說那些對亞洲狀況一無所知的美國政府高層領導人了。

通過閱讀這批史料，我們可以瞭解到美國初次與中共交往的複雜性。他們的交往有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1945年1月9日毛澤東還曾經通過克洛裏上校捎信給魏德邁將軍，要求以私人形式到華盛頓去拜訪羅斯福；部分是因爲中共不僅希望在抗戰時期得到美國軍事援助，也希望戰後經濟建設方面得到支持。[45]儘管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共與美國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觸卻沒有防止二戰後雙方關係從同盟的“戰友們”走向冷戰中的對手。

除卻美國國內兩黨對總統席位的競爭，美國戰略反攻路線的改變，政治考慮從戰時轉向戰後，美國在西半球反蘇反共不可能在東半球實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國軍政界駐華人士的變化等，還有一個屬於文化範疇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別是美國政界，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根本誤解。無論是羅斯福也好，還是先後介入國共兩黨關係的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着一個先入爲主的信念，以爲國共兩黨之間就像美國國內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可以作爲執政黨與反對黨而和平共處。

從意識形態上，中共是處於美國政治的對立面。因此，即使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從邏輯上講，美國也應該站在國民政府一邊。所以無論是扶蔣聯共也好，還是扶蔣反共也好，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政界人士眼中還是中心。既然被選擇爲中心，美國就希望國民黨能在反軸心國的戰場上起作用。但是事與願違，美國大使高斯一到中國就建議選擇蔣介石作爲美國在中國戰場的主要支持對象，然而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僅僅一年中，就對國民黨政府極其失望。高斯把共產黨得民心的緣故歸功於國民黨國策的失敗：“如果國民黨有遠見，採取一些簡單而卓有成效的辦法：搞農業改革，搞合理稅收，按工合方式發展本土工業，就可以徹底拆掉像共產黨這樣的反對派的臺。”[46]由於國民黨政府不能在農業、財經、與工業發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國政府爲了在中國戰場上找到一個能有足夠軍事潛力得以與日軍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視自己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中國共產黨。

其實這種態度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在重慶使館工作後來被打成紅色分子的中國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戰時期大多數前往延安探險的西方人士。不管他們政治立場如何，這些人無疑都是反軸心國的，同時對戰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有着切身體會。去延安目的就是希望證實還有一支生氣勃勃的抗日武裝力量活躍在敵後戰場上。

然而當中國敵後根據地與國民黨控制區產生了鮮明對比，確實證實了這些人的希望時，大部分人又很難克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成見。一方面這些到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或者把中共稱爲帶引號的“共產黨”或“所謂的共產黨”。部分由於當時中共爲了能在敵後根據地堅持下去，不得不隨機應變採取能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溫和政策，因此似乎也從表面上證實了這幫西方自由主義者們的“良好願望”。另一方面這些人又用西方兩黨制，或者議會制來做自我安慰，似乎這樣就可以避免看到中國在戰後成爲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實際上這些西方反軸心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是必然會失望的，正如鄧野指出的那樣：“根據民國政治的邏輯，聯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礎與依據必須出自武力，然而聯合政府本身，卻又是一個超武力的民主與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據中國邏輯自身的歷史侷限，以武力爲基礎提出的問題，很難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獲得解決。”[47]共產黨絕不會把軍隊像赫爾利所希望的那樣，完全交給國民黨政府，這相當於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權利。國民黨也絕不會像馬歇爾所希望的那樣，允許中共保持相對比例的軍隊，這等於給中共時間與空間進一步發展壯大，其結果是必然即將從根本上威脅中央政府的存在。因此國共衝突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最終在解放戰爭中訴諸武力獲得解決。

這些曾經目睹過中共在艱苦卓絕環境中在敵後抗日的西方見證人，就成了錯綜複雜歷史變遷漩渦中的犧牲品。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風行一時，這些中國通們被右翼指控爲“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其中一些年輕有爲的外交官們，如戴維斯、謝偉思等，爲了這段經歷還斷送了在美國政界的錦繡前程。這些經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情報人員，當年以高度的責任感撰寫出的精彩報告，內容不僅沒有被美國政府採納，而且至今還塵封在國家檔案館裏，很少有人問津。鑑於中共游擊戰史料的匱乏，這些西方人士的觀察從軍事策略、政治宣傳、組織結構、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了解敵後根據地抗戰的珍貴文字和影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