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數沒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觸過佛教的人來說，佛教似乎離我們的生活非常遙遠。事實上，佛教和國人的關係不僅非常密切，且源遠流長。2000年，佛教界舉辦了“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的紀念活動。作爲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中國經過兩千年的傳播，已成爲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佛教和傳統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關於佛教傳入的時間，早期多認爲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後，學術界經過進一步考證，提出傳入時間應爲西漢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認的。

一、佛教與哲學

在中國文化史上，雖在春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但漢魏之後，真正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的，乃儒、釋、道三家。

如果我們不瞭解佛教，就無法對中國文化有全面的認識。如魏晉玄學，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響。般若典籍談空說無，正是玄學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時期，般若經典的翻譯及弘揚成爲熱潮。而隋唐哲學的內涵主要是佛學，如果離開佛學思想，隋唐時期的哲學史將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較富有生活氣息，發展至宋明理學，則將重點落實於心性。關於心性的內容，是早期中國哲學的薄弱之處。雖然孟子及《易經》有所涉及，但總體較爲單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經論，對心性都有着豐富且深入的闡述。需要說明的是，佛教對於心性的認識，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更落實於具體修證中。尤其是禪宗，特別重視心性的參悟。因而也有人說，宋明理學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爲儒家，內涵卻是佛家。且不論宋明理學的兼收幷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及至清末民初，譚嗣同、康有爲、梁啓超、楊度等維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大無畏精神從事救亡圖存、維新改革，雖然他們的政治改革失敗了，但志士們的哲學思想卻影響了數代國人。而在他們的思想中，又有相當部分是源於佛學。譚嗣同的《仁學》是受到華嚴及唯識思想的影響，開卷即言“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以爲“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康有爲的《大同書》則受到佛教無我思想的影響，立志打破社會各階級的界限。

縱觀中國哲學史，佛教始終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胡適先生早年曾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於他不瞭解佛教。其後，他也開始研究佛教，並收集了很多禪宗方面的資料，儘管他的考證未必爲教界接受，但也從中反映了他對佛教的重視以及佛教於中國哲學的深遠影響。

佛教淵源於宗教和哲學特別發達的印度，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在印度，從早期的《奧義書》到六派哲學、佛教思想，充分體現出宗教與哲學一體化的特點。《奧義書》既是一部宗教經典，也是一部哲學名著。叔本華對《奧義書》的評價是：我得到此書，生前可以安慰，死後可以安息。根植於印度的文化傳統，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統的哲學義理。傳入中國後，祖師大德分別根據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構了不同的修學體系。若從哲學角度來研究，也可將華嚴、唯識、天台、三論等宗派稱爲華嚴哲學、唯識哲學、天台哲學、中觀哲學。

近代以來，尤以唯識哲學在學界的影響爲最。民國年間，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專門研究法相唯識。梁啓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許多著名學者皆曾於其門下受教。當時，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主要從佛教的角度進行介紹，開高校講授佛學風氣之先。其後，熊十力也曾到北大開講唯識。從正宗的唯識思想來講，熊十力屬於離經叛道之列。因爲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學的老路，成爲現代新儒學宗師。他所撰寫的《新唯識論》，則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對唯識理論進行重新詮釋。此書甫經問世，便引起支那內學院乃至整個佛教界的批駁，出現了一系列破《新唯識論》的文章。

唯識的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對精神現象及潛意識分析尤爲深入。它着重探討的是認識與存在的關係，其主要思想可歸納爲兩點：其一，我們認識的對象沒有離開我們的認識；其二，我們認識的對象是由我們自己規定的。唯識思想和海德格爾、胡塞爾的現象學有許多相通之處，所以現在有不少學者在從事唯識學和現象學的比較研究。唯識學從世界觀、本體論建構了龐大的哲學體系，其理論多根據因明而建立。而因明的結構較之西方形式邏輯更爲嚴密，因而，唯識學的整個建構非常嚴謹。

圖：網絡  文：中國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