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緩解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國家衛計委在2016年開始全面放開二胎。實施一年來，效果明顯：2016全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比2015年多出生191萬人，成為2000年以來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但近日一則關於「人口雪崩論」的文章在媒體傳開，認為即便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也無助於改善我國人口形勢。事實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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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問題為何如此重要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的較長時間裡保持了平均每年10%以上的GDP增長率，無疑是世界上的奇蹟。這種奇蹟主要得益於我國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對於我國經濟增長有以下幾方面的正效應：第一，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競爭中具有比較優勢；第二，在人口紅利期，由於家庭負擔的下降，家庭儲蓄率不斷上升，我國國民儲蓄率居於高位，基本是GDP的40%-50%，高儲蓄率必然導致高積累與高投資，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第三，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背景下的收入增長所帶來的市場容量是其它經濟體不可比的，在很多產業發展上可以迅速形成規模效應，很多領域可以彎道超車。

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人口紅利的貢獻顯然功不可沒，而人口紅利不是一成不變的。相信大家對「劉易斯拐點」並不陌生，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在2010-2011年度過「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開始減退。從2005至今的統計抽樣數據來看，中國15-39歲人口（青壯年勞動力）比例在2011年是一個高峰，約為總人口的39.92%，此後開始逐漸下行，2014年降至37.23%，2015年36.57%，2016年降至35.87%。

人口紅利的減退將導致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弱化，為了展示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筆者採用寬口徑的勞動適齡標準：將15-64歲（男性65歲退休）都考慮在內。從下圖可以看出，2000年至今我國經濟總量一共出現過兩次下行拐點。一次是2007年，與次貸危機關係密切，但此時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所佔比例仍處上升通道，經濟復甦的內生動力猶在；另一次是2010年，與前期不同的是，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國勞動適齡人口也出現了拐點。自此，15-64歲佔總人口比例和經濟總量一期進入下行通道。所以，2010-2011成為學些公認的「拐點」時期。

圖：我國勞動適齡人口與GDP

劉易斯拐點引致的人口紅利消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擔憂，生育政策急需調整。終於，政策層宣布在2016年放開二胎，這一做法值得肯定，既展示了政策層勇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魄力，又可成為「新動能」下經濟復甦的有力保障。

2018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7年我國「全面二孩」政策實行情況的報告。報告顯示，2017年全年，二孩數量進一步上升至8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二孩佔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是自2016年我國正式實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來，首次出現二孩出生數佔比超50%，並超過一孩出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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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雪崩論」的觀點和依據

針對可喜的人口統計數據，「人口雪崩論」似乎並不「買賬」，認為「二胎」政策未必能挽救我國人口形勢。

第一，生育政策雖有放開，但生育意願不強。

2017年我國出生率為12.43‰，相比2016年的12.95‰有小幅下降，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2015年是農曆羊年，基於生肖「避諱」考慮，當年出生率略低，而次年（2016）出生率提升。但生肖避諱只是短期因素，不可持續，2017年的出生率下降就驗證了這一點。二是在2017年二孩數量增加的同時，一孩數量比上一年減少了249萬人。也就是說，目前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夫婦連一胎都拒絕生育。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2015年生育意願調查的結果，因為經濟負擔、太費精力和無人看護而不願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分別佔到74.5%、61.1%、60.5%。不願生，生不起，仍對大多數家庭構成困擾。再次，傳統觀念重男輕女，導致男女比例失調，2016年育齡婦女總量下降500萬，這一問題不是放開生育政策就能解決的。

第二，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深，我國高儲蓄、高投資不可延續。

根據莫迪利安尼和布倫貝克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處於不同年齡結構的居民擁有相異的消費特徵，理性的消費者會根據其一生的收入合理安排自身的儲蓄與消費，使得個人一生的收入總量與消費總量相等。生命周期假說將人的一生時期分為少年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時間階段，一般來說個人在中年時期儲蓄率是最高的，在少年和老年時期較低。當一個國家中年人口所佔比例較大時，群體消費傾向會比較低而儲蓄水平比較高；同理，當老齡人口比例較高時，群體消費傾向相應變高，社會總儲蓄水平變低，進而導致投資下滑。

下圖展示了我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變化趨勢。可以看出，我國老齡化問題在不斷加深，老年撫養比上升，勞動力人口經濟負擔加重。

圖：出生率及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例（%）

圖：中國及主要經濟體國民儲蓄率（2016年以後為IMF預測）

三是總需求的下降，特別是傳統房地產和汽車等「大件」的下降。主因人口結構帶來消費需求的改變：青年人相對中老年人更需要購買住房和汽車，嬰兒潮推動住房銷售和新開工住宅量的增加，進而推動經濟發展。在老齡化趨勢下，住房和汽車的消費需求也將隨之下降。

四是整體經濟增速的放緩。認為勞動力增長情況是影響GDP的關鍵因素，中國經濟過去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早年間快速的勞動力增長，這意味著一旦人口負增長成為現實，中國經濟增長將會面臨嚴重的危機。在老齡化趨勢下，勞動力增速呈放緩趨勢，將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筆者認為，上述「人口雪崩論」的論據固然正確，但卻犯了「片面性」的錯誤，只關注勞動適齡人口比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忽略了全要素生產率和資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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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人口紅利的再認識

上述「人口雪崩論」的種種顧慮，都可以歸結為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了進一步討論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有必要對人口紅利進行「再認識」。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包括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勞動供給上。

「人口轉型理論」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期只是一國人口變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就中國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漸下降必將導致總勞動人口的下降，中國總人口中勞動人口比重將減少，中國經濟所享有的「人口紅利」的黃金時代正在漸行漸遠。人口的老齡化和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速度的持續下降，將經由勞動力要素供給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儲蓄和資本積累兩方面，制約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

然而，青壯年佔比多，就一定意味著勞動力供給「佔優」嗎？答案是否定的，勞動力供給收到多重因素影響，最主要的兩點是就業形勢和勞動力素質。一方面，即便青壯年比例占多數，但就業形勢嚴峻，依然會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社會負擔，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從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另一方面，勞動力素質也會制約人口紅利的實現。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勞動報償也相對較低。曾有測算，當時製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可見，只有提高勞動力素質，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因此，在判斷勞動力供給的時候，不能僅僅考慮勞動適齡人口比例，還要考慮就業率和勞動力素質問題。中國的高教育素質人口紅利正在形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高等教育人才和教育機構數不斷攀升，根據2016年的統計數據，我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596所，比2000年增長了150%；2016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約759萬人，而2000年僅有不到95萬人；2016年共有碩士畢業生50.9萬人，博士畢業生5.5萬人，連年創新高。高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積為中國「工程師紅利」創造了雄厚基礎。

圖：全國高等教育情況

第二，我國有效專利數量增加迅猛。截止到2017年12月，我國國內有效專利數141.4萬件，而2011年初僅為26.1萬件；國外有效專利數67.1萬件，2011年初為30.9萬件；國內實用新型專利有效數為356.3萬件，國外4.0萬件，而上述兩個數據在2011年初分別是86.9萬件和0.9萬件。

圖：國內有效專利情況（件）

第三，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積極踴躍。截止到2016年末，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共計8289.5億元，2000年僅為353.4億元；2016年末，大中型高技術產業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2437.6億元，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3000.4億元，分別較2000年提升了2096%和2447%；大中型製造業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7973.1億元，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8748.6億元，分別較2000年提升了2368%和2208%。

傳統人口紅利向「高端人才紅利」的轉化，會挽救我國勞動力供給形勢：與我國經濟「新動能」相伴隨的，是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的演進，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社會生產下，青壯年勞動人口比例直接決定了社會總生產力，而知識密集型社會生產依靠的不是「體力」，更多需要的是腦力貢獻與科技創新。因此，即便傳統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但「高端人才紅利」仍能為「新動能」下的經濟增長護航。

人口因素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也不是絕對的。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認為，社會發展決定於社會生產方式，人口增長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長不能說明社會面貌和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但人口增長對社會發展有促進和延緩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既反對人口決定社會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資產階級觀點，也反對忽視人口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學觀點。正是基於這種判斷，人口年齡結構的負向變化不一定會引起社會總儲蓄的下滑。

前面提到，生命周期假說將人的一生時期分為少年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時間階段，認為個人在中年時期儲蓄率是最高的，在少年和老年時期較低。當一個國家中年人口所佔比例較大時，群體消費傾向會比較低而儲蓄水平比較高；同理，當老齡人口比例較高時，群體消費傾向相應變高，社會總儲蓄水平變低，進而導致投資下滑。但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內並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因此老齡化的初期階段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並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不僅如此，受到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影響，新步入老齡化的群體究竟能夠帶動多少資金從儲蓄變成消費，也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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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人口雪崩論」的反駁

筆者對「人口雪崩論」的反駁將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一是勞動人口比例下降是否一定意味著總產出的下滑；二是人口紅利與社會總投資是否是線性關係；三是總需求一定下降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老齡化問題並非是影響人均產出的唯一因素，社會產出廣泛受到就業率、科技程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其中「全要素生產率」尤為重要。在科學技術不斷突破創新的當代，勞動適齡人口比例與經濟增速並非是線性關係。正如前文所講，人口紅利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供給上，而伴隨著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社會的轉型，傳統的低技能、低成本勞動供給也在向「高端人才紅利」轉型。

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首先應該做的，就是科學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從兩個方面抓起，一是在勞動力供給問題上，配合新型城鎮化進程，鄉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積極配合職業教育，同時注重產業升級過程中高技能人才的培養；二是在生產性企業方面，進一步淘汰「殭屍企業」，鼓勵效率更高的民營資本，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爭、優勝劣汰。

對於第二個問題，總儲蓄與總投資固然相關，但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一大問題。特別是在金融泡沫膨脹，資金「脫實向虛」的背景下，高儲蓄也難以帶動高投資。只有抑制金融泡沫，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才能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對沖儲蓄率下降帶來的負面效應。

第三，人口老齡化也不一定意味著總體消費能力的下降，而僅是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前文提到，「人口雪崩論」之所以唱空消費，主因老齡化社會對住房和汽車的需求相對減弱，並帶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的需求走弱（如裝修）。但老齡群體的消費需求不客視而不見，特別是實現小康社會以後，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不斷提升，養老產業市場前景十分廣泛。而且現代人的消費觀念也比較前衛，「新」的老年人對應著更激進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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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希望

或許，正如經濟的「去產能」一樣，中國的人口紅利目前也在經歷一個「去產能」過程。與經濟「去產能」不同的是，人口的「去產能」絕不是落後勞動力的淘汰，而是通過職業教育和高端人才培養進行勞動力的「再升級」，使人口紅利連同經濟「新動能」一起，步入一個重「質」而輕「量」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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