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试图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共产社会，在掌权之后，就强迫全国执行「城市大清空」和「平民下乡农耕」政策。因此，命令所有城市居民强制性迁移至农村，从事农产品生产。同时关闭银行、废除货币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等措施，且禁止人民上学及参与宗教活动，还取消夫妻关系，甚至强制拆散家庭，如有违反者，最重还会遭到处决。在一连串的强制劳动、内部清洗、集中营、劳改、政治迫害及大屠杀等恐怖统治，再加上政策不当，而酿成大饥荒、过劳死及瘟疫等，致使在3年8个月的统治下，造成约200万人死亡，此人数约等于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红色高棉的迅速崛起又马上衰败，是人类二十世纪红色运动的浓缩版和强化版，为后人剖析这场人类历史上波及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纵观二十世纪，主线条就是红色运动的兴起、鼎盛，乃至衰退，到几近消亡。

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否认现实尘世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否认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代之以清教徒般的道德自律和近乎苛刻的简朴，并赋予精神世界以最高价值和地位。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号召者们，总是给人们描绘一幅十全十美的未来世界的理想画卷，并号召人们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奋斗终身，抛弃眼前的幸福和世俗的欢乐。

而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途径和手段，这些运动也有惊人的一致性，就是以阶级为线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

考察一下这场波及全人类的左翼运动，就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每一场后起的运动，都要在运动的规模、深度、方式、手段等诸多方面对前一场运动加以「修正」，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真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的左翼运动是一个修正主义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打到的过程。考察一下苏俄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最后到了这场运动的浓缩版和强化版——那就是曾经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未能成功的秘鲁光辉道路，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

上了年级的中国人都知道「苏修」这个词的内涵，中国以此指责苏联成了修正主义，而后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则又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在苏联、中国需要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高级干部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

在红色高棉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社会改造开始了，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掌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４７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３２岁、女子２５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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