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去的这种自由的努力。——约翰·穆勒，《论自由》

约翰·穆勒是詹姆斯·穆勒的儿子。詹姆斯·穆勒在教育方面深受洛克的影响，洛克说：「凡是有心管教孩子的人，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管教，使他们能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约翰·洛克，《教育漫谈》，武汉出版社）所以，约翰·穆勒自幼就受到父亲严格的超前教育。三岁学习希腊文，六岁写作罗马史，七岁苦读柏拉图，八岁接触拉丁文……「这听起来好像是在炫耀，」八岁那年，他的父亲对朋友说：「约翰现在精通欧几里得的前六本书和代数。」当他十六岁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学识简直就如同一个四十岁的人。

这种超前的智力训练是否就是造就一个对理性力量深信不疑的神童的原因，是很值得怀疑的。著名的熊彼特就认为，这种训练是比天天鞭打还要残酷和有害的，并导致在穆勒令人赞叹的著作总给人那种发育不全和缺乏生命力的印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但结果确实是，约翰·穆勒成了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提出了影响十九世纪政治辩论的经济学和民主思想。他对个人权利和暴民统治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引起共鸣。

穆勒成长于一个大变革的年代。美国脱离了不列颠，法国推翻了君主制。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著。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没人能确定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普通民众正在获得解放，这被穆勒视为正义；但是，一旦自由选择，他们就有可能被偏见或狭隘的自身利益诉求所左右，因此，1832年英国把投票权扩大到中产阶级的改革方案，可能会导致混乱。个人自由最终可能在大众民主而不是在昔日的君主专制下受到限制。穆勒将此称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对中产阶级「受人尊敬」的意见忧心忡忡，恰如对工人阶级的蒙昧无知一样。

「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的特殊恶疾正在侵害人类，「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写道，「假如那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谬误换真理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则他们就失去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巨大的好处，即从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穆勒富有理智，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所施行的严格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于所有非智力的兴趣是不屑一顾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穆勒被很多人看作是他那个时代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的化身。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称穆勒为「邪恶的自由贸易的权威」。他留存下来的照片并不多，在这些照片中，他看起来确是带著几分冷漠和无情。但实际上，他的父亲是边沁的好友和追随者，他自己也因这种关系而与边沁常有往来，边沁在哲学和伦理学上就是穆勒的导师，因此早年的穆勒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自然也是穆勒所坚定信奉的。经济学旨在使效用最大化。就像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葛莱恩一样，穆勒最初信奉边沁，把人类看作单纯的计算机器。

但这个「在缺爱多惧的情况下」长大的天才少年，终于在二十出头的年华精神崩溃了。他在读了一本回忆录之后，大哭一场，然后病愈如初了。在这段病态的时期，他向所有他能理解并给予他启示的思想敞开心扉，经过不断地思索和反省人的价值所在，他开始相信，生活必定不止是功利主义者所说的「幸福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衡量。于是，他的功利主义观点悄悄地开始改变。终其一生，他的观点在不断演变，但对于其中大部分而言，他拒绝绝对化，并认识到世界的混乱和复杂性。哲学家约翰·格雷写道，穆勒是「一个兼容并包的过渡思想家，不能指望他的作品会产生前后一贯的学说。」但无论如何，他既没有深入到无人区，也没有逾越过边界线。

快乐的另一个来源是友谊和爱情，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例外的。穆勒认识哈丽雅特·泰勒的时候才24岁，而她已经嫁做人妇；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友情的纯洁性，诚如金岳霖先生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间的情谊，但金先生到底终老一生孑然一人，而穆勒在苦苦等了21年之后，终于和丧夫的哈丽雅特结了婚，尽管这是哈丽雅特已经疾病缠身，并于六年后去世。

对于即将到来的工业化民主时代，他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的，但又心怀忧虑。尽管他曾长期（1822~1858年）在东印度公司——这或许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垄断企业——工作，不仅领取薪水，还享受养老金，却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沉溺于自由贸易的哲学论证中：「在人类进步缓慢的现状下，让人类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以及不同于他们熟悉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进行接触，这种价值是无论如何估量都几乎不可能过度的。」他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信仰，在法国的那些时光里，他俨然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政治的革命激情和英国因循守旧的渐进主义之间的对话者。

穆勒相信社会处于发展之中。但他也预见到了威胁。资本主义有缺陷; 民主有一种令人担忧的自我破坏倾向。他担心资本主义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积累财富的压力可能导致被动地接受世界——穆勒的门徒称之为「顺从的暴政」。工业化民主时代具有真正的自由，但古典派经济学家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是最后和最高的智慧，在穆勒这位同仁的眼里，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因为这种秩序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时，我们还应该记住他说过的话：「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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