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爲他們生下了我。”

12歲的男孩贊恩大聲對法官說。那一刻他的父母就站在被告席上。

影片《何以爲家》一開頭就足夠衝擊和震撼。

這部最近刷爆朋友圈的電影，以近乎紀錄片的形式，樸實冷靜地講述了一個敘利亞男孩的悲慘故事——不是賣慘，是真慘。

甚至連12歲這個年齡都是在他入獄後醫生估算的，因爲他沒有出生證、沒有任何證件，父母不記得他的出生年月。

就像片中說的，“連番茄醬都有日期和保質期，而你兒子什麼都沒有。”

“生活，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

男孩贊恩爲什麼會把父母告上法庭？這要從這家人說起。

贊恩一家是敘利亞難民，逃到黎巴嫩後，住在一個基本不能叫做“房子”的房子裏，屋裏連張牀都沒有，晚上一家人就橫七豎八地睡在地上。

一直到電影結束，都沒數清楚他家到底幾個孩子。七個？八個？大大小小，小的用鐵鏈栓在家裏，大的就去街上賣糖水、搬煤氣罐，打工養家。

贊恩是老大，有着遠超出他年齡的成熟，他總是盡一切努力保護弟弟妹妹。當看到牀單上的月經血跡後，他立刻警覺地把11歲的妹妹拉到衛生間，一邊替她洗內褲、教她如何處理，一邊反覆告訴妹妹絕不能讓父母知道，否則就會被嫁掉。

他看出房東對妹妹的圖謀不軌，把房東的小禮物狠狠扔進垃圾桶；他想讓妹妹上學，後來想帶妹妹出逃，逃脫小小年紀就嫁人的命運。

然而，生活彷彿一個黑洞，所有抵抗都無濟於事。最終父母還是把妹妹賣給了房東做童妻，哪怕贊恩拼死阻攔，在父母的拳打腳踢下，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妹妹被拖走。

於是贊恩離家出走，他那小身板拎起用塑料垃圾袋裝的一小兜“行李”，走路都打晃。途中他遇到了打工妹拉希爾。

拉希爾是個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非法勞工，她努力工作，只爲能賺夠錢去買一張假身份證。她還是個單親媽媽，每天上班只能把小baby偷偷放在洗手間，下班再裝在手拉車偷偷帶走。

她收留了兩天沒吃飯的贊恩，這個臨時組成的“三口之家”應該是電影中最溫情的一段，雖然拉希爾大冷天只能用涼水給孩子洗澡，只能把客人剩下的蛋糕偷偷帶回家給孩子過生日。

不過，有天拉希爾出門就沒能再回來，她終於還是被抓了起來。沒了拉希爾消息，贊恩不得不想辦法一人照顧小寶寶，用僅有一點兒錢先去買了奶粉和尿片，搶了別人的滑板，上邊放一個鍋，做成小車叮鈴咣噹拉着小寶寶出門討生存。

他不讓人販子接近寶寶，他只能從救濟站弄點兒嬰兒用品，他還用處方買麻醉藥品，碾成粉兌水去賣錢。

然而有一天回到家，發現東西被都扔了出來，錢被洗劫一空，那個逃不開的黑洞把他眼中最後一絲亮光也吞沒了。

最終，他還是把寶寶賣給了人販子。在回家取證件的時候，得知妹妹因爲懷孕大出血死掉了，贊恩憤怒之下拿刀捅了“妹夫”，被抓進了監獄。

於是有了電影開頭法庭上的一幕。

有人說，這男孩影帝妥妥的，小小年紀演技純熟到讓人震驚——滄桑、世故、童真、倔強，所有面都恰到好處。

不過心酸的是，他沒有在演，電影裏基本就是他生活的真實狀態。

在現實中，12歲的小演員贊恩沒上過學，不識字，每天打工爲生，導演當時正是在街上找到了他。電影中扮演妹妹的女孩、扮演勞工的拉希爾，還有那個小baby，都是真的難民。

在拍攝期間，小baby真正的父母跟電影中一樣被驅逐出境。

導演訪談裏說到，這個場景是真的監獄、真的“犯人”，關着很多“非法移民”

欣慰的是，小男孩贊恩在拍完這部影片後離開了敘利亞，獲得了前往挪威生活並接受教育的機會。

電影可以在這裏落幕，但現實的生活還在繼續。移民挪威接受教育，或許並不是故事的終點。

移民，並不意味着故事的結束

挪威戰地記者奧斯那·塞厄斯塔，寫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家人，從敘利亞紛飛的戰火中逃出來，移民到挪威，家裏兩個小女孩也隨父母在挪威唸書，逐漸成長爲成績優異、志向遠大的大姑娘。

但令人費解的是，這兩姐妹竟然有一天不告而別，奮不顧身重返敘利亞戰場。

2013年10月17日，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早晨，兩人和往常一樣，一先一後離開家後卻再未歸家，而是給父母發了一封郵件，上面寫道：

“我們決定前往敘利亞，盡我們所能去幫助那裏的人……這件事我倆思考策劃了一整年。”

當時，姐姐阿揚19歲，妹妹萊拉16歲。

此後，父親薩迪克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尋女之路。他在蛇頭的幫助下，拿着家中積蓄多次前往敘利亞，九死一生，想要把女兒帶回家。但令他吃驚的是，2013年11月當他終於終於找到姐妹倆，她倆都拒絕回家。

她們做出了明確的選擇：決定留在“伊斯蘭國”，留在戰火紛飛的敘利亞，心甘情願在這裏結婚生子，爲“聖戰”獻身。

戰火中出生，挪威長大

卻選擇重返戰場

究竟是什麼一步步引導着兩姐妹，從乖巧學生毅然決然地走向戰爭？她們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轉變？轉變原因是什麼？ 她們說自己相信“伊斯蘭國”的計劃，支持“伊斯蘭國”的主張，爲什麼她們對“後世”的生活比對“今生”更感興趣？

這些問題，在《兩姐妹》一書裏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姐姐阿揚曾是班上的開心果，她見多識廣、學習刻苦，並且擁有很透徹的分析能力。在一次挪威語寫作課上，阿揚寫過這樣一篇名爲《未知世界之旅》的文章：

從前，有兩個女孩子。她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找到最真實的自己。她們來到一個出租車車站。很多相貌英俊的司機都提出願意讓她倆搭車，這時她們遇到了一個“特別的男人”。後來，她們來到了機場，乘飛機去了土耳其，一個位於“太陽以西、月亮以東”的地方。

她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最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她們看到了三個太陽和三個月亮，然後，她們在許多迷失的靈魂所居住的深淵處右拐。

等她們到達那裏，發現路已經到了盡頭。我不知道她們最後是否找到了最真實的自己，不過，她們餘生一直幸福地生活在那裏。

因爲這篇文章的結尾和一些語法錯誤，老師只給了B。不僅如此，老師還隱約感到這篇文章似乎暗示了什麼，但當時老師也沒仔細琢磨。此時回看，這彷彿爲兩姐妹後面的行爲埋下了伏筆。

一個被忽略的羣體

奔赴戰場不是阿揚兩姐妹個人的選擇，僅在挪威，就有大約90個家庭的孩子去了敘利亞。

但在這90對父母中，只有少數幾對的父母會自告奮勇地站出來，其餘的人大都保持着沉默。他們也許希望有一天當孩子回來後，可以不用揹着“聖戰者”的標籤，能繼續以前的生活。

隨着越來越多的西方“聖戰者”被捕，這個羣體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裏。這些極端組織曾經的成員爲自己辯白時常會說：

我被騙了，我只是個廚子；

我被洗腦了，我不知道“伊斯蘭國”（IS）是幹什麼的；

我只是路過，我被灌了毒品，我只是去幫忙；

……

有時，繳械投降的“聖戰者”會用最荒謬、最令人瞠目結舌的理由要求返回西方：我想念炸魚和薯條了。

在敘利亞被捕的美國人沃倫·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告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他前往當地只是好奇心作祟，想看看IS到底是幹啥的。

“這可真是奇了怪了，”NBC寫道，“因爲IS至少從2014年起就在社交網絡上無處不在，用血腥的言辭向全世界高調宣揚其真面目。”

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相當一部分極端分子來自西方國家，他們在IS勢頭最猛、魔爪伸得最遠時入夥，如今當他們想要繳械投降時，這些“聖戰者”的祖國紛紛拒絕讓他們被遣返回國，理由是擔心他們散佈激進的意識形態，甚至在祖國發起恐怖襲擊。

戰火之下，何以爲家？

全世界都在試圖瞭解穆斯林青年激進化的原因。研究人員、政治家和青年工作者都想搞清楚爲什麼一些青少年拒絕接受教育，拒絕在和平的環境中生活，反而加入恐怖組織。

2016年秋，挪威警局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通過對與極端伊斯蘭主義背景有關的人員進行調查發現，激進化是“一種多種族現象，其典型特點是：受影響者大都是受教育程度低、有犯罪背景、缺少工作經驗的年輕人”。

其中，60%的人是在童年時期或年輕時期移居挪威，這類羣體的主要特點是中學輟學率和工作後的失業率都很高。只要仍有年輕人面對這些挑戰，他們被恐怖組織招募的可能性就會一直存在。

敘利亞內戰爆發於2011年，政府軍和反對派之間長達多年的武裝衝突讓生活在敘利亞的人們遇到了巨大的考驗。

恐怖襲擊、人肉炸彈、恐懼與絕望，我們讀來只是輕描淡寫的幾個字，卻無時無刻不在對生活在那裏的普通人造成巨大的影響。

戰火之下，何以爲家？多少人像贊恩一樣，在混亂的世界唯一企盼的就是活下去。

《何以爲家》不僅讓我們感受到“生而不養”的沉痛和絕望，也讓人不得不反思：導致這一切發生的真正根源到底是什麼？ 戰爭、傷痛、愚昧、又戰爭，是否會像贊恩的父母一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兩姐妹的故事發生在2013年，直至《兩姐妹》這本書出版時，她們仍然生活在敘利亞，拒絕回家。細思恐極的是，她倆分別生下了一個女兒。

兩個小女孩也正像贊恩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樣，不知道自己將面臨一個怎樣的世界，她們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笑着鬧着。

但就像《兩姐妹》所寫：

“她們終究會發現：這裏就是地獄，我們即地獄。如果她們能夠活下來的話。”

《何以爲家》最後，小男孩贊恩的笑容又扎心又治癒。不過回到現實，當他以敘利亞難民的身份移民到挪威，之後呢？如何融入當地的生活，如何平衡自己的身份？兵荒馬亂的成長，會不會讓他成爲另一個“兩姐妹”？

我們只能祈禱，現實中的贊恩不要像影片中那樣，最後選擇拿起了刀。

當孩子拿起刀，刀尖不論刺向誰，都是全人類的苦難。

相關書籍推薦

《兩姐妹》

[挪威] 奧斯娜·塞厄斯塔 著 | 2019.4

《家：家園、家族與消逝的中東記憶》

[美] 安東尼·沙迪德 著 | 2019.5

《黑旗：ISIS的崛起》

[美] 喬比·沃裏克 著 |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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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編輯：Xue、Yoyo

201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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