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2009年07月22日 09:51南方都市報【大 中 小】【列印】 70位網友發表評論

中國現代史學家楊奎松說，你讀的史料越多，越會發現當今的宣傳或教育有許多虛假的東西。從小我們受到的教育會把蔣介石看成是「反革命」，楊奎松告訴我們，蔣介石不僅不是個「反革命」，還是個「革命」狂人。所有一切的改變，都有十分複雜的背景和原因。楊奎松還告訴我們，一向高舉階級鬥爭大旗的毛澤東其實也曾多次公開或者私下裡講到要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

「最近，由楊天石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叢書第一本《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出版。這本書由中國現代史學家楊奎松撰寫，從國民黨的角度深入論述了自1921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幾次「聯共」、「反共」，到最後國共內戰的歷史時間，深入研究國共兩黨關係的發生與發展。此前中國大陸關於國共關係的論著很多，但絕大多數是從共產黨的視角展開研究的。楊奎松這本書被稱為這類書裏的「開先河之作」，因為他首次以國民黨的角度進行研究與論述。作為歷史研究，「公正客觀」是第一要義。楊奎松的這本書，無疑為海峽兩岸學者與公眾客觀看待國共關係史，開啟了重要的一扇門，相信會有更多的學者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只講自己一方的道理，很容易把對方抹黑了事

南方都市報: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來寫國共關係史，最大的侷限在哪裡？

楊奎松:簡單地從共產黨保存的檔案來研究國共關係史，難免會形成自說自話的情況。因為共產黨方面的檔案所記載的多是共產黨方面當時如何想如何做，以及如何猜度國民黨，至於國民黨在想什麼以及國民黨這樣做或那樣做從國民黨方面看又是因為什麼，肯定弄不清楚。如果在感情上和態度上也站在共產黨的角度來看歷史，只講自己一方的道理，就更容易一味地把對方抹黑了事了。這種研究的結果，很多時候連文獻史料也無法準確地解讀。

舉一個我們過去所有談國共關係歷史的書都會提到的一個例子。1923年11月29日，華僑出身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鄧澤如領銜上書孫中山，揭發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國國民黨組織員，負責幫助國民黨起草政綱黨章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經常與共產黨人陳獨秀等集會，故他們懷疑「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進而認為「為蘇俄政府所給養」之共產黨，正在「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對此，大陸幾乎所有相關書的解釋都是一樣的，即說孫中山非常氣憤，「親筆在上書上逐條批駁」。但大家在引述孫中山批語的時候，卻只引述孫中山解釋為什麼要鮑羅廷幫助起草這些文件的詞句，卻不引述孫中山尖刻批評陳獨秀等共產黨人的文字。給人印象，孫中山在這裡表現了強烈的聯共的意圖和決心。為此，有的書還不分時間條件地點地舉出時人回憶孫中山的話，說孫表示國民黨人如果都不支持他的聯共主張，他將一個人去加入共產黨。這就更加強化了這種說法。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比較客觀地來讀這段批語，就能夠很清楚地發現，孫中山並非對鄧澤如等的擔心毫不介意，他對共產黨更不是毫無介蒂。孫在批語中講得很明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陳獨秀等並未與聞其事。陳等「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想要包攬與蘇俄的交往，甚至想要阻止蘇俄不與國民黨往來，以便「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好在蘇俄黨人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受此等少年學生所欺。早就窺破其伎倆，並逼迫其加入國民黨。可知「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他並且要鄧澤如等放心，表示絕不會聽任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自行其事，甚至告訴鄧等:「陳如不服從吾黨，吾亦必棄之。」

不顧史實，片面地解讀歷史，不僅會使讀者距離歷史真實越來越遠，而且還會持續地製造出一代又一代在歷史認識上尖銳對立的糊塗讀者。

讀的史料越多，越會發現虛假的東西

南方都市報:你畢竟也是在大陸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學者，客觀地看待這段歷史，對你的觀念意識是不是一種挑戰？

楊奎松:我舉一個例子:我當年從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到中共中央黨校，第一次讀到當年報上所載毛澤東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的政治報告，詫異於一向高舉階級鬥爭偉大旗幟，從來反對妥協退讓的毛澤東，何以會在報告裏大講如何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的問題。為此我曾不解地問過一位老教授，沒想到他給我的答覆竟然是:「這是鬥爭策略。」我緊接著問道:「那這不成了搞陰謀了嗎？」他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對階級敵人就是要搞陰謀！」

我講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我當年讀史料時確曾有過你所說的這種觀念意識面對挑戰的問題。因為那時長期所受的教育都是正統的，猛地看到歷史上領袖的言論做法與我所得到的知識不一樣的時候，難免會有理解上的疑惑。但是，做歷史研究的一個好處就是，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要去面對歷史的真實，而且這種真實在相當程度上只要你肯用心去讀第一手的史料，就不難逐漸有所發現。你讀的史料越多，自然也就越會發現當今的宣傳或教育有許多虛假的東西。即使你不去關心為什麼的問題，你也註定會像我當年那樣，會想盡辦法去搞清楚:到底是那位教授講的對呢，還是存在著其他什麼原因？我的進一步研究使我逐漸發現，教授的答案其實並不準確。為什麼呢？因為深入考察就會發現，毛澤東當年有很多類似的言論，這些言論有些是公開的，你可以說那是講給外人看的，是策略。但也有很多是在自己人內部講的，說這些話也是講給外人聽的，是策略，就說不過去。再結合毛澤東在多年以後所做的自我批評，比如說抗戰初期幻想改造國民黨，後來證明改造不了等等，就會或多或少地看出，其實毛澤東也是人，也一樣會有在不熟悉的環境條件下學習摸索的情況。我們既不能把他看成神，好像什麼他都能未卜先知；也不能把他想像成一個心地陰暗的陰謀家，總是想方設法在算計自己的對手。

南方都市報:楊天石說過，他對蔣介石的研究受過反對和攻擊，你遇到類似的情況嗎？

楊奎松: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卻不是不可理解的。連我們自己研究歷史的人，對歷史的認識都會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何況那些不研究歷史，更多地只是憑藉個人經驗和根據個人感情好惡出發來判斷歷史是非的普通讀者呢？每個人的出身、教育、經歷、學識及其生長環境都有不同，每個人的利益所在及其關注的重點也會有所區別，這些不同和區別難免會影響到每個人的是非判斷及其歷史觀，何況現在的教育宣傳仍舊未著重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做調整，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是十分正常的一種現象。很難認為這是怎樣的一種壓力。

還原不是太大問題的情況下，我會更側重於解釋

南方都市報:即使在寫「三二O」事件、「四一二」事件、皖南事變、四平戰役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你沒有花太多筆墨在事件本身，而是在事件發生的原因，影響以及發展走向。為什麼採取這樣的寫法？一直以來對不少歷史事件人們的認識是否都存在誤區？

楊奎松:我研究歷史，一是注重還原，二是注重解釋。在我認為還原不是太大問題的情況下，我會更側重於解釋。我並非沒有花任何筆墨去交待事件經過，其實很多事件我都做了詳細的交待，比如皖南事變發生的經過，如果不詳細說明它發生的經過，只是按照傳統的大陸上一些史書的敘述，那就無法釐清蔣介石是否有意要製造陷阱消滅新四軍軍部的問題。相反，只有細緻地交待清楚當時事情發生的前後經過，才能一一證實我對事件發生原因的新的判斷與說明。而有些事件我採取了簡約的寫法，比如西安事變，一來是我有專書研究這個問題，不必在這本書裏大段去重複，二來是我所討論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著重討論的對象是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並非地方實力派，故不打算面面俱到。至於歷史解讀的誤區問題，我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年對國民黨的研究基本上是基於一種大是大非的觀念來進行的，不存在實事求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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