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全文發佈，立即成爲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話題。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第一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7月，在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公開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18年9月，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研究”列入當年的年度重點課題，經過半年多來的認真研究，形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研究》一書。

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說“一個灣區，不同表述”。從經貿、人口、財政、地理條件等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有潛力實現發展願景，成爲世界級灣區經濟新的案例。但要實現這個願景，當前面臨着相當大的挑戰，總結爲一句話，即“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以及伴隨三種貨幣而存在明顯差異的金融基礎制度和金融運行特點。

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經濟肌體的融合需要血脈的打通。從過去20多年的發展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融合方面不斷加強。早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波期間，在應對國際投機資本衝擊時，內地和香港就開展了緊密的合作。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陸續披露的當事人訪談中或多或少地能夠瞭解到。

對於金融界來說，從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簽署開始，內地和香港的經貿聯繫不斷加強。第一個CEPA明確了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地位。同年，中國人民銀行與中銀香港簽訂《關於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2004年，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簽訂了《關於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設立現鈔庫並由中銀香港代爲保管，目前境外95%的人民幣現鈔由深圳和中銀香港代保管庫之間投放回籠。之後，有了深港再到粵港之間的電子支付同城化。2015年我國開通滬港通，2016年啓動深港通，2017年開通債券通，內地與香港的金融聯繫不斷加強。從實踐來看，在金融產品層面上通過管道式的相通，內地與香港圍繞“順應市場需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搭建了不同的市場管道。這種管道式的連接，似乎暫時避開了三種不同貨幣及相應不同金融安排在融合時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新時代要求新思維。我們認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是經濟的融合、肌體的融合，更是金融的融合、血脈的融合，需要從過去“輸血”式、管道式、外掛式的連接，發展到“造血”式的、內在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創新。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對此問題進行了理論梳理和國際經驗對比，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個人和機構的金融需求，進行了大量的問卷調查和面對面的訪談，形成了本書的核心內容。

從理論角度看，20世紀80年代國際經貿界一直在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內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貿易一體化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世貿組織前身）之間的利弊比較和道路選擇。前者包括歐洲共同體、拉美經濟共同體，甚至原蘇聯範圍的東歐國家“經互會”模式。20世紀末，似乎世貿組織已佔據上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爲10多年後中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奠定了制度性基礎。理論的另一支是最優貨幣區理論。世界範圍內可以看到的是歐元區及非洲的一些實踐。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蒙代爾，正是因爲這一理論。

從實踐角度看，今天大家所熟知的CEPA，其實國際上有先例可循。在某種程度上，CEPA借鑑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個經濟體、兩種貨幣”的CER（Closer Economic Relatioship）模式。

如果從解決“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實踐角度來看，國際上存在兩個非常有意思的案例，相互反證：一個是歐元區、歐盟、歐洲大市場，另一個是英國退歐。從早期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到歐洲共同體，再到歐元一體化，相關理論和實踐始終是圍繞着國家、地區經濟金融一體化這個核心議題開展的。

英國退歐的所謂三種選擇，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即“無協議退歐”“重新公投不退歐”“中間路線的有協議退歐”。“重新公投不退歐”在政治上面臨巨大的挑戰。“無協議退歐”在經濟金融領域中，無疑會給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國際金融市場最近在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如果“無協議退歐”，那麼在倫敦股票交易所(LSE)上市的債券和金融產品，無法被歐洲“互認”（Mutual Recognition）爲“等同市場”（Equivalent Market），最終無法得到歐洲中央銀行對金融產品認可的資質。“有協議退歐”下，英國和歐洲所談協議的精髓，換個角度看，就是在“不同貨幣、不同關稅”下，金融市場、經濟一體化中最需要堅持的內容。回顧歷史，在歐洲共同體成立後，特別是歐元區成立後，未加入歐元區的瑞士和北歐三國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

經濟全球化的融合需要金融的融合，金融的融合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的融合。當我們談到經濟的融合時，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四個方面的融合，即貨物的融合、人員/服務的融合、資金的融合、信息的融合，在貨物流、人員/服務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過程中，儘可能減少障礙。

從貨物流角度看，歐洲在一體化進程中，通過稅收的整合解決了海關和關稅的問題。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中有“三個關稅區”，如果沿用過去的老路整合稅收問題會面臨非常大的困難。可喜的是，在最近幾年中，物聯網的發展、電子邊檢的出現，特別是5G的最新進展，有可能使貨物流突破過去煩瑣的海關邊檢，使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貨物流更加順暢、更加高效。

從人員/服務流角度看，歐洲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範例。申根簽證出現後，即使是瑞士、北歐等非歐元區國家也能與歐元區國家人員順暢、高效交往。在歐洲海關，人們會看到兩個不同的指示牌：歐盟國家、非歐盟國家，似乎歐盟國家那條區域總顯得更爲高效和順暢。近年來，科技的發展，A（人工智能）B（區塊鏈）C（雲計算）D（大數據）、智能認證等技術的運用使粵港澳大灣區在人員/服務融合發展方面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在西九龍口岸實現的“一地兩檢”通關模式，也是對過去“兩地兩檢”模式的改進。金融科技（FinTech）在深圳、香港的發展已走在世界前列。2018年9月，“香港微信紅包”可以在內地使用；2019年2月，香港支付寶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使用；2019年3月1日，金融IC卡/雲閃付在深圳公交、地鐵、出租車全面運用。應該說，智能認證、移動互聯網技術、ABCD的運用，加上已經實現的金融基礎設施同城化，正在解決大灣區人員/服務流的核心痛點。

從信息流角度看，可以說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已經不僅僅是幾何級數的傳輸速度了。值得關注的是，如何甄別有效、有用的信息成爲方興未艾的商業模式。

本書的重點，即資金流，需要市場的互聯互通，需要從外掛式、管道式、“輸血”式的流通，發展到內在的一體化、“造血”式的融合。我們同樣可以在國際上找到成功的範例。例如，很多銀行在設立自己的歐洲總部時，常常把地點選在盧森堡，這固然有稅收、隱私方面的考慮，但和歐洲不斷髮展的“單一通行證”模式更密不可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單一通行證”也面臨很多新的挑戰，但隨着金融科技的發展，運用監管科技（RegTech）、通過沙盒（Sandbox）監管爲“單一通行證”模式的進一步升級提供了可能，這也要求監管機構會同業界開展廣泛對話，對共同規則加以推動。

總之，國際上的成功實踐及其正經受的歷史考驗，加上金融科技、物聯網技術、5G，使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融合、金融融合可以有新的方案，有比半個世紀前歐洲一體化更加便利的技術條件。我們認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是中國經濟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內容，意味着在全面開放的格局下，在更大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相信，以跨境貨物流、資金流、人員/服務流、信息流之間的深度融合作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落腳點的討論和未來實踐，無疑將推動內地各區域規劃乃至“一帶一路”等更多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發展。至於幣種的選擇，順勢而爲，由市場自行選擇。2018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與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聯合金融機構搭建的以區塊鏈技術爲基礎的貿易融資平臺第一期正式試運行，這正是我們在推動大灣區資金流促進“金融+科技”、支持實體經濟方面的努力的體現。

偉大的事業，始於夢想。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正式發文決定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今年是深圳市建市40週年。廣九鐵路1910年啓動，珠三角百年沉浮，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是我們的百年夢想。

偉大的事業，基於創新。一說到國際一流灣區，大家的直覺是世界級的大城市羣。灣區是一個地理概念，但更是經濟現象。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爲經濟增長新的引擎和中國科技變革的領頭羊。新時代需要全面開放新格局，需要創新，需要有新型的合作模式。從理論梳理、國際實踐分析及大灣區各界對金融的需求來看，都需要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

偉大的事業，成於實幹。希望以《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研究》爲起點，匯聚政府部門、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實體經濟，匯聚粵港澳三地的創新團隊，進一步將這些建議轉化爲商業可持續模式。也許本書成書時，一些建議已成爲現實，也許一些建議在未來面臨新的變化，但我們相信“目標高遠，腳踏實地，不斷前行”。

我們相信，經過粵港澳大灣區更多人的創新和實幹，始於夢想的偉大事業必將成功，粵港澳大灣區也會真正成爲與世界其他灣區相媲美的璀璨明珠。

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長

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會長

邢毓靜     

2019年4月4日